內容提要：美國認為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必將打敗美國。從其國家利益出發，它千方百計地要改造中國的經濟制度。而中國也有人把政府與市場對立起來，提倡按照資源配置的絕對化概念來構建我們的經濟制度，也要改掉我們基本的經濟制度。這種思路是沒有歷史依據的。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經濟崛起不是僵化的資源配置觀念的成功，也不是完全自由市場的成功，更不是自由貿易的成功。美國經濟的成功不是《國富論》的成功，而是對《國富論》說“不”的成功，是美國學派的成功，是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說“不”的成功。我們提倡學習世界一切成功的經驗。為此，就不能把我們的經濟制度的改革建立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礎上，不能從那個概念出發，而必須認真地研究美國崛起的真實經驗，要向美國一樣向資源配置的僵化觀念說“不”，而從國家經濟發展和經濟崛起的需要來推動經濟改革。

在貿易戰中,美國要拆散中國的“政府干預體制”,國內也有人說,這是迫使中國改革。在美國精英口中所謂中國的“政府干預體制”,其實就是指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他們認為這個制度將打敗美國,是中國的制度優勢,所以要中國改革成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體制。沒想到許多中國精英也持有相同的觀點。

在當今世界，市場原教旨主義，也稱新古典經濟學，或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個經濟流派的聲音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比較式微了，在中國卻異常宏大。它的一個最基本的特點就是，把政府和市場完全對立起來，把市場配置資源的看法絕對化和僵化，認為市場導向的改革就是要在經濟活動中砍掉“看得見的手”。作為一個學派，它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假設上，然后用嚴格的邏輯演繹出來，從而具有非凡的自我推銷能力。我們知道邏輯演繹其實就是自我證明，結論已經包括在假設之中了。它的基本弱點就是，它是建立在先驗的假設而不是建立在歷史經驗的總結上面。

這種經濟思潮既違背了西方成功的歷史過程，也沒有給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成功的鑰匙。為什么?因為它的方法論是先驗的和唯心的，至少是脫離實際的。這個脫離歷史的方法，就注定了它是失敗的經濟學。這就解釋了，為什么那么多試圖以此來指導經濟制度改革的發展中國家最終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為什么那么多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學者，卻沒有一個能夠用自己的理論去解釋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的經濟成功的歷史。它們的經濟學教科書和理論不是試圖去解釋經濟歷史的，在那里你看不到真正的歷史，因為它無法面對歷史。西方的是這樣，中國的也是這樣。

現在我們就要用歷史事實來證偽這個經濟學流派。

美國崛起的歷史是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說“不”的歷史。

一、《國富論》和大英帝國的崛起沒有關系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經典是《國富論》。《國富論》是一部充滿思想光輝的著作。但是，它不是大英帝國賴以崛起的理論基礎，也不是大英帝國崛起的經驗總結。許多市場原教旨學派的經濟學者們，試圖非常牽強地把二者聯系起來。這顯然是錯誤的。

首先，大英帝國崛起在先。《國富論》出版于1776年。是時，大英帝國已經是世界的制造業中心、航海業中心、世界貿易中心，倫敦還是世界金融中心。當時的大英帝國包括了愛爾蘭、非洲的黃金海岸、北美殖民地、中美洲殖民地、加勒比海殖民地等。殖民地為大英帝國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食品，同時又為英國制造業和加工業提供了巨大市場。所以，大英帝國的誕生同《國富論》沒有半毛錢的關系。

其次，它不是對大英帝國崛起的歷史經驗的終結。稍微了解一點經濟歷史和經濟學歷史的人都知道，推動大英帝國崛起的是重商主義。所謂重商主義，就是政府權力和商人的結合，政府權力和市場結合，加上保護主義、國家力量的增強、產業政策。在許多方面，它有一點像現在的國家資本主義。從國際貿易角度看，它就是保護主義。它的基本特點就是通過國家對市場和經濟的干預與規范，以達到在國際競爭中擊敗對手的目的。伊麗莎白一世時代是大英帝國崛起的重要時代。她是通過推動重商主義經濟政策而完成那個時代的歷史使命的。她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主要包括三個部分：第一，政府的工作重點從宗教轉移到經濟和貿易。此前，政府花很多資源處理宗教事務，而把經濟職能留給了私人，包括農場主、商人和資本家。伊麗莎白一世期間，政府極大地增加了經濟職能，在經濟發展中不再是扮演一個旁觀者或守夜人的角色，而是一個積極的、重要的參與者，推動經濟增長和貿易增長成了政府的主要責任之一。“看得見的手”開始在經濟和貿易中發揮重大的作用，其中包括保護主義。第二。大量發展軍事力量以控制海上交通，達到保護國際貿易和防止國際貿易被其他國際干擾的目的。比如，她推動議會通過《貿易和航海法案》，發展了強大的皇家艦隊和大英帝國的商船隊。第三，把發展現代制造業定為基本國策。這相當于今天產業政策，相當于中國的“中國制造2025”。這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個最大規模的、完整的重商主義政策體系。大英帝國就是在這樣一個政策下被催生出來的。

西方那些研究大英帝國崛起的歷史的學者，沒有人談論什么資源配置的那些僵化觀念，沒有人討論資源配置是如何推動大英帝國崛起的。他們研究的都是政府是如何建立強大的無敵艦隊、如何保護國內市場、如何用軍力開拓海外市場、政府如何同商人和資本結合、如何推動制造業等。總之，討論的是政府政策如何推動了經濟崛起。

英國的例子在西方不是孤立的。重商主義還是促使荷蘭、西班牙、法國經濟成功的基本政策。后來德國和日本的崛起等，都是現代版的重商主義。它的經濟崛起的歷史帶有濃厚的政府干預的影子。所以，西方的崛起基本是政府那只“看得見的手”同市場、同資本結合的結果。以日本為例，它是在進入高收入社會以后，才在外力的推動下實施了所謂的市場化改革。但是，伴隨而來的是幾十年的經濟停滯。

那么，重商主義作為一個學派是什么時候開始衰落的?歐洲近代歷史上的強國都是依靠“看得見的手”而崛起的。“看得見的手”不是萬惡之源，是推動國家崛起的動力。只是在自己成為霸主以后，為了維持自己的霸權就大肆宣揚自由貿易，宣揚要砍掉“看得見的手”，不允許后起的國家通過政府來推動經濟的崛起。早期的西班牙、荷蘭，后來的英國、法國等都是這樣。目前的美國對中國不也正是這樣嗎?這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現象。

這也是重商主義思潮在大英帝國衰落的原因。到了18世紀晚近的時代。大英帝國已經成了世界經濟中心。為了避免其他國家復制它的成功，它就在宣傳上拋棄重商主義，大肆提倡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反對“看得見的手”。因為從自己的歷史中，它知道政府干預在經濟崛起中的重要性。《國富論》就在這個時候誕生，并取代重商主義成為大英帝國的主流經濟思潮。它反映的是大英帝國和帝國內資產階級在全球的利益需求，同時也表達了資本在崛起以后試圖擺脫政府控制的企圖。

但是，即使在那以后，重商主義的政策依然持重。歐洲宗主國對殖民地經濟的控制是非常嚴格的，殖民地哪里有貿易自由，到處都是宗主國政府那只“看得見的手”。從18世界末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西方政府什么時候徹底放棄過重商主義，放棄過政府那雙“手”?為了為過剩尋求海外市場，政府和軍隊變成了主要的推銷員，撬開全世界的大門。政府對國內和世界經濟的干預處處可見。有的學者認為，美國是在1980年以后才算是告別了重商主義。目前特朗普的美國經濟政策其實就是重商主義，而不是《國富論》的觀念。

二、美國在發展道路上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說“不”

美國的《獨立宣言》和《國富論》是同年發表的。美國獨立以后，大英帝國力圖向新生的合眾國兜售砍斷“看得見的手”的理念。目的是什么，我們在前面已有敘述。這頗類似于現在美國向中國推銷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資源配置的僵化觀念。

早期的美國關于發展道路有過激烈爭論，最后代表美國利益的一方戰勝了代表霸主(英國)利益的《國富論》。當時的財政部長漢密爾頓講得非常形象。他對大英帝國說：“喔，你們依靠政府干預爬到樓上了，現在，你們要把樓梯撤掉以防止我們也爬上樓來。我們不干。”

美國歷史上政府介入經濟發展、介入市場、介入資源配置，有著堅實的理念基礎。它有100-200年的歷史，不是幾個人頭腦發熱的結果。這個經濟理論就是后來的美國學派，它既是指導美國經濟發展的經濟理論，又是對美國經濟發展的總結。它的基本特點就是對自由市場的發展道路說“不”。

經濟獨立是政治獨立的基礎。他們是從國家的政治獨立來看待經濟獨立的，來看待政府和經濟的關系的，而不是從教科書上。政府介入市場和經濟的觀念，在美國奠基者頭腦中根深蒂固。他們關于經濟獨立和國家政治獨立的看法，同毛澤東對二者的看法非常相似。政府介入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確保來之不易的政治獨立不會因為在經濟和金融上依賴歐洲強權而喪失，甚至美國聯邦政府的建立和授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政府干預經濟的需要。有人研究美國制憲會議發現，“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有力地干預經濟發展”是制憲會議得以建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的一個主題。那些草創美國憲法的與會者認為，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對推動科學技術發明、推動產業進步至關重要。它被當成惠及全民、使經濟達到足夠強盛從而掌握自己命運的關鍵。

如前所述，在此之前，西方政府介入市場由來已久。伊麗莎白一世的重商主義就是政府和市場的結合、軍事和市場的結合。北美殖民地作為英國的原材料產地和工業品市場，不是市場運作的結果。這種政府對經濟的關系，可能對美國建國那一代人有非常深刻的影響。而且在邦聯時代，缺乏有權威的中央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放任的自由貿易對美國經濟獨立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并危及政治獨立，驅使他們在經濟獨立的思想道路上，認識到政府干預的重要性。他們是從國家的政治獨立、經濟獨立的戰略高度來思考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的。從美國后來的歷史發展來看，不得不佩服他們的戰略遠見和經濟思考。

三、美國200多年的經濟教父不是斯密，是漢密爾頓

美國學派的奠基者是漢密爾頓。漢密爾頓是對美國歷史、經濟發展、經濟制度和經濟思想有巨大影響的政治家。他在美國歷史上的地位遠遠超越許多總統。為了寫作《大國興衰》，筆者曾經花了許多時間，收集研究漢密爾頓的經濟文章。他的經濟思想奠定了美國200多年經濟發展的觀念基礎。大家不要認為他的思想難懂高深。他的經濟思想其實是非常簡單而正確的，簡單得讓許多人“失望”：經濟獨立是政治獨立的基礎，是國家安全和獨立的基礎。他反對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極力推動美國建立完整的經濟體系尤其是工業體系。其實，那些真正的利國利民的經濟思想，其實就是非常簡單的，是常人都能懂得的常識。它們建立在常識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那些即使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都可能混淆的假設之上。比如說，究竟有幾個人能講明白全球化價值鏈最大化的真實含義呢?

他不是一個從抽象教條出發的教條主義者，而是一個實踐家。他是第一任財政部長。在他就任的時候，美國可以說是百廢待興，既是大英帝國的工業品市場和原材料產地，又是世界多種貨幣競相逐鹿的樂園。當時，許多美國精英要走比較優勢的道路，認為比較優勢是發展的捷徑。比如，杰斐遜就振臂高呼“把工業留在英國”。當然，究竟舉的是左手還是右手，就因觀察者的立場而異了。杰斐遜的這個提法，是不是同“造不如買”，把大飛機、高科技、芯片留在西方，心有靈犀呢?當時，他這位財政部長權力可大了。他不僅推動保護主義，為了征稅甚至建立起了當時美國國內最有組織和訓練有素的武裝力量之一——稅警。通過國家權力保證稅收。除了掌管國家財政以外，他還掌控著美國的金融。當時美國人手中有歐洲的許多種貨幣，就是沒有美國貨幣。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類似于美國中央銀行的美國(第一)銀行，從而有了美國自己的貨幣。這個銀行的建立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當時的精英大多數非常反對，為什么?因為強化了中央政府的權力。另一個金融工程就是，把債務變成了權力。當時聯邦政府和各個州政府都債務纏身，難以自立。如何解決債務問題是美國生存的問題。他的辦法非常簡單，就是用聯邦債務收購當時的州債務，然后讓國內外的投資者認購美國聯邦債務。他認為，當那些投資者變成聯邦債務的擁有者的時候，他們就同美國在同一戰車上了。美國的利益就是他們的利益。他是通過債務把債權人變成美國的“奴隸”的。這個傳統一直持續到今天。現在美國難道不是把美元和美國國債變成了控制全世界金融和經濟的權力嗎?債務人美國難道不是比許多債權人更有權力嗎?

另外，他還是一個保護主義者。他的思想真是太簡單了。首先，他不贊同當時英國和美國的國際分工，他要發展美國的工業和技術。他認為保護主義可以保護美國幼小的尚不成熟的工業和技術免受英國強大而成熟的工業和技術的打擊;保護主義帶給美國企業高盈利，高盈利帶來高利潤，高利潤帶來高工資，高工資帶來高消費。而高消費形成的市場又反過來推動高就業和美國工業與技術的發展。他的邏輯是如此簡單實用，勾畫出美國的發展藍圖。研究美國經濟歷史的人，可能會常常迷惑：同英國相比，為什么美國在漫長的發展中一直是高工資?正是這個高工資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原因就在這里：保護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導致工資向下的競爭。與此相反的發展戰略，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開放戰略。這個開放戰略的前提是承認和固化現有的國際分工，放棄產業升級，專注于如何用自己的落后分工來賺錢。所謂全球價值鏈的最大化，其實就是全球分工的最大化，就是比較優勢的另外一種表述，就是放棄突破現有價值鏈的分工。這個增長戰略的關鍵就是你必須打造你的低工資“洼地”。因為低工資是你的比較優勢。所以，這個戰略就是放棄高端產業和技術，盡量壓低工資，低工資導致低消費，低消費導致國內市場相對不足，導致企業盈利不足，導致出口導向。而出口導向面臨的價格競爭又依賴低工資。所以，這個戰略是一個低工資戰略。這個低工資同新中國早期的“低工資”不同。當時的低工資是為了高積累，為了完成工業化必需的原始積累，它伴隨著現代工業的全面崛起。

所以，美國200多年的經濟教父不是亞當·斯密，而是漢密爾頓。

四、關于發展道路的爭論其實是不同利益集團的爭論

關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早期美國和在中國一樣，爭論非常激烈。從歷史記錄看，爭論的雙方都是主要的決策者。也有些在美國歷史上打上自己烙印的著名政治家，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比如安德魯·杰克遜、馬丁·范希倫、詹姆斯·波爾克這三位總統，堅決反對政府干預。他們反對的理由同今天有些中外經濟學家相似：過度的政府干預“壟斷”了經濟，等等。其實，就其實質，是因為他們代表著種植業主的利益，而美國政府干預經濟的一個重大著力點，就是政府支持“現代產業”的發展。在當時的美國，實行奴隸制度的南方堅持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而新興資產階級占主導的北方，卻是政府干預思想和實踐的大本營。這種爭論后來導致了南北戰爭。南方崇尚自由貿易，崇尚純粹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它們反對政府干預固然有許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實就是要繼續讓南方成為英國的棉花產地。它們認為政府干預有利于北方的制造業，卻損害了南方的種植業。發展道路的討論和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討論，最終以內戰作為句號。發展道路的爭論有時候淪為利益的爭論。內戰結束以后，林肯全面實施美國學派的政策建議。在漫長的經濟競賽的長跑中，政府干預始終占據上風，對美國經濟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圍繞美國發展道路的爭論中，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那些提倡分裂、提倡州權、提倡弱化中央權威的政治流派都反對政府干預和介入經濟，反對美國學派。關于州權和聯邦權力的爭論，關于國家統一和分裂的爭論，同經濟發展道路的爭論以及政府干預的爭論結合在一起。中央政府干預經濟，介入經濟發展，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和中央權威的鞏固，美國的歷史經驗證明了這點。在邦聯時代，中央政府無力干預經濟發展，沒有權威在全國范圍內介入經濟發展，美國可以說是一盤散沙，表面上是一個邦聯，實際上四分五裂。在聯邦時代的最初一段時間，那些反對政府對經濟干預的勢力幾乎都同時反對聯邦對各州的經濟干預。這個爭論通過內戰才得到解決。

無獨有偶，中國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中央政府出于統一的需要干預經濟在中國也有漫長的歷史。比如西漢武帝時期為了削弱分裂勢力而推行鹽鐵官營(鹽鐵論)。在更早的西周初年，雖然大行分封，但是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控制著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對此我們不可以只從經濟哲學的角度看待，要從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從幾十年、幾百年的角度來看，來不得半點短期的實用主義。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有非常清醒的認識。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可以想象當中央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和大幅減少對經濟的干預之時，就是中央權威大幅下降之時，政令不出、政令不從，遲早會產生，可能是離散趨勢開始的時候，國家的統一就會受到威脅。這一點值得我們深思，因此必須從國家的總體戰略來思考。

當一個社會多元化以后，關于國家發展戰略的爭論，甚至經濟體制構成的爭論等，其實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博弈。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中國社會也已經演化成一個多元利益的社會。任何經濟政策的背后其實都是利益集團的博弈。一項經濟政策究竟是為哪個利益集團左右的，只要看它的成本效益分配就知道了。哪個利益集團負擔主要成本而收獲比較少的邊際利益的集團?哪些利益集團支付極少的成本而收獲最大的邊際利益?

究竟是哪個利益集團在主張市場原教旨主義呢?他們的利益又在哪里?

五、美國精英認為美國學派是對《國富論》說“不”

美國學派是美國經濟發展的“指南針”。

中國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許多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學家們，一方面高喊要以開放的心態來學習西方，學習西方成功的經驗;另一方面卻對真正促使美國成功的美國學派卻閉口不談。好像它們在歷史上不曾存在。這種無視歷史，而沉溺于概念游戲的方法，不是真正開放的方法和心態。

美國學派產生于美國發展的需要，是哲學、政治、政策的組合，是對原教旨自由市場經濟哲學的否定。制憲會議以后，美國政府的決策者為了干預經濟，從政策角度對美國政府介入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介入市場進行思想和實踐的開拓。在歷史上產生巨大作用的有兩位：一位是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他的基本哲學是，只有獲得經濟獨立，美國才可能獲得完全的政治獨立;只有美國在幾乎所有必需的產業上獲得自足，美國才可能獲得經濟獨立;只有在政府的強力支持和干預下，美國才可能在幾乎所有的產業上擺脫英國的控制獲得自足。結論就是，為了美國獲得完整的獨立，政府必須干預經濟發展，推動科技進步。另一位是亨利·克萊。1812年戰爭以后，美國參議員亨利·克萊更加系統地提出了具體的政策選項和經濟學思考。這就是“美國制度”(American System)說。它的核心內容，成了美國后來100多年發展的政策選擇，也是后來美國學派的核心內容。克萊的“美國制度”是專門同“英國制度”(British System)相區別而提出來的;作為一種學術派別，它是針對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而提出來的。在當時的世界，已成了同《國富論》彼此競爭的一種經濟學流派。《國富論》是對英國道路的總結。美國對《國富論》說“不”，簡言之，就是對英國制度和發展道路說“不”。美國要走同英國不一樣的發展道路，一個以政府支持為特點的發展道路。從根據國情選擇不同發展道路的角度看，“中國道路”是對“華盛頓共識”說“不”，正如“美國制度”是對“英國制度”說“不”一樣。中國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這一點同年輕時期的美國相似。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既有偉大的人民，也有能夠識破歷史密碼的偉大的“掌舵人”。

歷史的發展證明，美國早期政治家為美國經濟發展奠定的理論、政策和制度基礎是符合美國國情的。內戰以前由于政府的更迭而有所變化，有時候有些反復，但是這條基本的道路被堅持下來了。如果美國照抄當時最強大、最富裕的英國的經濟模式和理論，美國可能什么都是，就是不可能成為今天這樣的強國。由此可見，把自己的發展道路建立在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基礎上是多么重要。歷史沒有如果，但是“如果”可以為后來的選擇者提供一種警醒，正如做幾何題的時候，一條添加的輔助線，可以幫助你找到正確的答案。在歷史研究中，有時候“如果”就是這條輔助線。

在美國獨特的發展過程中，在上面的政策和戰略選擇的基礎上產生了經濟學的“美國學派”。偉大的實踐都會有自己的歷史總結和前瞻的理論概括。美國學派包括下面幾點核心內容：

1.政府支持和資助產業。實施保護主義，包括高關稅、政府補貼和支持新興產業免于國外競爭者的扼殺、政府補貼支持科學技術的發展，等等。

2.政府推動基礎設施的建設。

3.建立獨立的金融體系，服務工商業，包括用國家權力規范信用和債務市場，抑制金融泡沫和金融投機。

4.政府通過建立公共大學來支持科學技術發展。

5.通過政府干預發展“利益和諧”(Harmony of Interests)的經濟，包括“階級和諧”與產業和諧(工業、農業、商業的和諧)。這個產業和諧頗有一點按“比例”的意思，產業和諧需要政府干預。

六、土地國有是美國成功的關鍵之一

美國崛起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說“不”，還表現對完全的土地私有說“不”，表現在選擇了土地國有。建國初期，美國沒有今天中國許多經濟學家建議的所謂產權明晰的“土地私有”。

市場原教旨主義大力在中國推動土地私有化。在那些有復雜概念層層包裝的土地改革建議中，核心的一條就是變相的土地私有化，或者土地私有概念缺位的情況下實現土地私有的種種功能。他們認為，土地產權的核心是土地產權的明晰。他們認為土地公有導致產權不明晰，所以，必須土地私有。他們還認為沒有土地私有就沒有市場經濟，土地私有是市場經濟的基礎。

有些人甚至提出，美國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從建國開始就實施土地私有。

這不符合歷史和現實。更直白來講，那些經濟學家們在講假話，在故意誘導決策程序。

美國建國之際選擇的是土地國有。現在美國聯邦政府依然擁有大約28%的國土。

為什么說土地國有對經濟發展有好處呢?李嘉圖有一個“稀缺原則”，即經濟增長帶來的增加值傾向于集中到生產中最稀缺的要素的所有者。為什么?因為他在分配中處于支配地位。土地就是這樣的要素。為什么稀缺要素可以起支配作用呢?因為它的供給是不完全競爭的，甚至是壟斷的。人可以競爭上崗，技能可以培訓，技術可以更新，設備會老化，新設備會代替老設備，而土地的位置卻不可以替代。土地的使用價值和市場價值主要體現為它的位置。而一個特定位置上的土地基本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個位置上的土地是沒有競爭對手的。除非土地擁有者要價太高，土地租金太貴，對購買者或租賃者缺乏經濟意義。在這個限度內，土地所有者支配著土地價格和分配。所以，土地的供給往往是壟斷的;而土地的需求則是完全競爭的。這種不對稱的壟斷和競爭關系決定了土地市場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競爭市場。現實生活也是這樣。如果完全私有，經濟發展的大部分好處就會通過級差地租的形勢落入少數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如果公有或國家所有，那么經濟發展帶來的級差地租就會大部分回歸社會。

比如，由于城市的發展，地鐵或高速公路的建設，一塊地(A)原來的價格是1000萬元，現在變成了10億元。如果土地公有，那么這增加的9.9億元就歸于社會或集體;如果土地私有就歸于私有者。這會導致社會財富的急劇集中，還增加了經濟發展的成本。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土地完全私有也是不公平的。比如，除了上述的A地以外，還有B地。B地遠離地鐵或高速公路。在經濟發展以前，兩塊地的價格機會相近。現在A地極大地增值了，而B地的價值依然如故。A地的增值是社會經濟建設的結果，不是其所有者帶來的。所以，將A地增值的部分完全歸于私有甚至小集團，對B地即全社會是不公平的。

所以，土地市場的基本特點決定了，它不是完全的競爭市場，不能夠簡單地套用市場的產權原理。

這就是土地國有的簡單道理。它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

美國從建國開始采取的土地國有對美國經濟發展、大蕭條時期反危機、政府有效刺激經濟、政府對科技的推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相反，南美許多國家獨立以后采取土地私有，結果土地被大量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極大地妨礙了經濟的發展。

關于土地國有的理論和土地國有對美國經濟的作用，詳情請參考《制度與繁榮》。我們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大蕭條期間，羅斯福推動的許多公共工程是建立在國有土地上的。所有工程開支不包括土地費用一項。相同的公共支出對經濟起到了巨大作用。比如，100億元的工程開支，如果土地私有，征地可能花掉20億元，真正擁有刺激經濟的只有80億元。而土地國有則避開了這個土地私有帶來的巨大成本。還比如美國修建鐵路等。更重要的是美國在20世紀以前是沒有個人所得稅的，聯邦收入主要靠關稅、舉債、煙酒稅等。還有一項就是土地財政。土地財政保證了美國長期實施低稅率，刺激了經濟的發展。

中國經濟過去40多年的發展，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土地的公有。所以，我們才有那么快速的城市建設，才有那么多城市建設的資金。假如，中國沒有實施土地改革，土地是私有的，那么我們不可能有過去40年的發展，也不可能有過去70多年的高速發展。過去40年的高速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公有給地方帶來的土地財政，刺激了地方的發展和建設，從而進一步刺激了相關產業的發展，不能完全歸功于市場改革。沒有這個土地制度因素，改革開放不可能帶來如此巨大的成就，甚至可能面臨南美和印度的問題。現在，有人想通過種種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廢除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看看南美和印度的例子，那對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帶來的惡果可能是顛覆性的。

如果是美國和中國的發展證明了土地公有的優勢，那么南美和印度則是土地私有對經濟帶來的嚴重后果。

七、美國精英如何看待美國學派和英國的經濟模式的差別

總之，美國學派是一種把國家戰略和經濟發展融合在一起的宏觀經濟哲學和政策選擇，中心就是要使美國實現經濟獨立和自足，迅速完成對英國的超越，反對沒有政府支持和干預的自由市場，提倡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它是一種同新古典經濟學對立的經濟思想，是同市場原教旨主義對立的經濟思想。美國學派的這種思想在美國可以說是根深蒂固。這就是為什么羅斯福新政得以大行其道，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政府對經濟和產業的干預持續至今。

比較英國的自由市場和美國學派兩種制度的不同，林肯的經濟顧問凱里曾經寫道：“兩個制度擺在世界面前……一個旨在制造貧困化和無知、滅絕人種，以及野蠻掠奪，另一個旨在增進富裕、舒適、創造性，以及行為與文明的結合……一個是英國制度，另一個是美國制度……”這反映了當時的美國精英對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本看法，對英國和美國經濟道理的看法。

美國學派在美國經濟發展中作用重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成了世界最大、最強的經濟體系，原教旨市場思潮在美國才開始流傳開來。其原因同當年大英帝國向美國大力宣揚自由市場理論是一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雖然美國開始在世界推銷自由貿易，但是對內，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介入包括對金融行業的管制一直持續到1980年里根時代以前。里根時代可以看作是美國學派在美國衰退的開始，尤其是美國政府對經濟決策影響力衰退的開始。然而這也是美國衰退的開始。有一點必須指出，即使是里根以來的30多年，美國聯邦政府依然在前述七個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介入美國經濟，只不過在有些方面力度比過去減小了。

現在我們可以簡單地總結一下美國成功的基本框架：

1.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力，中央政府在多方面對經濟進行強有力干預。

2.把經濟戰略和國家戰略結合起來。

3.一個遼闊而統一的國內市場，同時實施保護主義。保護主義和開放不是矛盾的。這不是兩個對立的概念，也不是兩套對立的政策。把保護主義和開放對立起來，認為開放就不能保護自己的產業，是缺乏基本的歷史知識的。保護主義是指采取某些措施推動和保護新興產業。美國在崛起過程中實施保護主義，但它又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和經濟。保護主義不等于閉關自守。在家里面裝一個防盜門的人，并不都是自閉癥患者。與之相反，閉關自守也不等于保護主義。在中國歷史上，清朝時期的閉關自守，那不是保護主義，不是為了保護還比較幼小的現代工業。

4.政府的有效監督管理。

5.土地國有。

6.中央政府及時調整戰略以吸納市場經濟的過剩。

7.政府推動創新和產業升級。

8.力圖抑制金融泡沫(抑制金融泡沫的年代經濟增長良好，放任金融泡沫的年代經濟增長緩慢)。

八、結束語

可見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既不能解釋歷史，也不能預測未來;既不能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可行的發展模式，也無法為美國走出當下的困局提供有效的方案。面對歷史、現實和未來，它是如此貧乏、如此蒼白，卻又是如此故步自封。國內許多人主張資源配置絕對化來改革經濟體制，按全球價值鏈最大化來搞開放。因為，理解微觀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這兩個概念講的是在現狀下如何實現利潤最大化。而我們的經濟制度不只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我們要追求產業升級。而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在短期內可能是賠本的。要發現短期內利潤最大化，就是“造不如買”;要追求全球價值鏈的最大化就是固化現有的國際分工。

這種從概念出發的主張究竟有多少歷史的先例呢?在美國200多年的歷史中，所謂資源配置絕對化作為一個流行的概念是晚近才有的事情。在那么漫長的時間里面，資源配置這個書本里的概念是缺位的。美國沒有按資源最佳配置這個抽象概念(因為沒有)來設計經濟制度。這個概念的缺位沒有影響美國的發展啊。

我們在《制度與繁榮》中比較詳細地討論了美國政府如何干預經濟、干預產業和科技創新的。我不知道，世界上究竟有幾個成功的經濟體是這樣從書本上規劃出來的。至少從美國的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這個概念的缺位并沒有影響美國的發展;反而許多新興經濟體按照這一概念來設計經濟制度卻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市場原教旨主義20世紀在俄羅斯的實驗是失敗的。我們究竟是從實際出發來規劃體制改革，還是從書本出發?國家的發展不是照本宣科出來的。

改革要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上。目前關于改革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從資源配置的僵化觀念出發;另一種是從實際出發，即從歷史經驗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前一種是以那個絕對的概念來衡量改革，后一種是從國家經濟的發展穩定、人民的幸福感來衡量改革。

(作者簡介：黃樹東，1958出生,旅美學者，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曾經參加上山下鄉，后赴美留學，長期在華爾街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金融投資，著有《選擇和崛起》、《中國，你要警惕》、《大國興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線之爭》、《制度與繁榮》等書。)

紅果寶公司與古田縣政府簽訂了投資協議，規定公司主營業務形成的股東可分配利潤，全部用于社會公益事業:鄉村振興、文化傳播、紓困救助。

主要研究成果：

（1）由公司提供山楂標準化提取物（山楂紅素）、由福建省腫瘤醫院林榕波團隊主導的研究者發起《山楂標準化提取物聯合標準阿片類藥物治療難治性癌痛患者的單臂、開放、標簽、I期臨床試驗》在2024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亞洲年會（ESMO-Asia 2024）上獲得壁報展示機會。這標志著山楂紅素在癌痛治療領域的應用成果得到了國際頂級機構的高度贊賞和認可。

（2）公司委托廈門大學生命科學院林圣彩院士團隊研究發現山楂紅素可以有效激活AMPK激酶、延長果蠅和線蟲近30%壽命，從而為進一步探索山楂紅素在提高代謝能力、延緩人體衰老等功效及其機理，提供了科學方向。

（3）公司委托深圳靈賦拓普公司通過動物實驗研究發現，山楂紅素可快速有效清除小白鼠血液中的血清淀粉樣蛋白，由此解決相關的血管堵塞和炎癥反應等問題。

（4）公司委托中科院-浙江工商大學食品營養科學研究中心對山楂紅素的納米晶體結構進行了分析，發現山楂紅素納米晶體平均粒徑僅為103.18納米（納米級食品標準是≤1000納米）；同時，研究發現，在山楂紅素納米載體形式可以有效提升負載的活性物質的吸收率，即，山楂紅素中黃酮，多酚的吸收率超過游離化多酚、黃酮的二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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