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長護險和“家床”服務的配套進行,也給了全國探索養老照護和相應制度一些啟示。在中國社會發展中,人口老齡化的深化以及傳統的家庭結構逐漸瓦解,單身或丁克成為年輕人的選擇之一,“養老社會化”是一個亟須面對的問題,但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也許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機會。
走進上海黃浦區五里橋街道的瞿溪路某小區,一位老人獨自倚著輔助架慢慢地走著,時而停下來喘口氣。低矮的居民樓門口,有老人正一動不動地坐著眼瞇縫,仿佛時間停滯。這是上海市中心居住區給人的感受,房子很舊,老年人也很多。
上海市中心某小區。(圖/作者攝)
根據上海民政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23年末,上海市65歲及以上戶籍老年人口達到437.92萬人,占總人口的28.8%,意味著深度老齡化的到來。同一時期,上海全市80歲及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為81.64萬人,其中全部人口都在80歲及以上的“純老家庭”人數為33.10萬人。
當你老了,身體機能逐漸衰退,到了一個需要幫助的時候,你將如何度過?這是每個人終將面臨的問題。
93歲,在家獨居養老
戚奶奶今年已經93歲了。老伴去世后,她一直獨自待在這個一室戶的房子里,一個人的生活,她已經過了三十多年。見到戚奶奶的那天,天氣有點陰,她的房子位于三樓,采光并不太好,但是她的家井井有條,散發出干凈的經常通風的味道。
她家的小沙發后面,掛著一張大的照片,是九十歲壽辰時,她的孩子請人拍,照片中,戚奶奶笑得慈祥平和。
兩年多以前,她得了腫瘤,動了一次大手術,手術后很長時間都需要人照顧,再加上她腿腳慢慢變得不靈活,上下樓走動變得困難。一般情況下,這么大年紀,一個人住也許不是最合適的選擇。孩子們希望把她接過去住,但她拒絕了。“房子再大我也不要,一個人住自由”。
戚奶奶家里的一面櫥柜里,是她收集的各路神仙。(圖/作者攝)
或者去養老院是另一種選擇,有專門的人照顧起居。但她也不喜歡養老院。這時候她突然偷笑,“我睡懶覺”,她一般晚上十二點才睡,吃上醫院配好的安眠藥,早上睡到八九點鐘。但是在養老院就不能這么隨性了,在家里,她可以想什么時候吃飯就什么時候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問她日常都怎么度過,她說“看看窗外,再看看屋子里”,在她的家里,幾盆花被照料得很鮮翠,她說那是孫女買來的,桌上和落地柜上堆著一些看過的報紙,平常,她還喜歡養些小昆蟲。
她講起在這個街區生活了六七十年了,“以前這里是垃圾地方”,她說,周圍都是賣棺材的,誰知時代變遷,現在這塊地成了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年輕時候,她做財務,也見證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上海的騰飛。那時候她經常需要經手大量現金并代為保管,不僅走在路上害怕丟了,放在家里也擔驚受怕,因為沒有保險柜。
如今,雖然已經遠離了財會的工作,戚奶奶卻保留下了打算盤的習慣。在她柜子里有一個木制的算盤,上面都是她飛速撥動珠子留下的劃痕,或許正是這樣的習慣,讓她得以在九十多歲的高齡仍然保持著靈活的思維。
戚奶奶的算盤。(圖/作者攝)
女兒和孫子們都搬離了這個地方,她講起自己那“到處飛來飛去出差”的出息的孫女尤為滿意。在這個小區里,她還認識的老鄰居也只剩下兩位,但由于腿腳不靈活,她也很少出去串門了。在她的人生里,似乎從沒想過要去規劃養老生活,“都是順其自然”,等到不能做飯洗碗了就請保姆。
直到兩年多前,在動完那個大手術后,戚奶奶突然不能再獨自料理生活。在社區和第三方專業機構的評估下,她獲得了長護險的資格,有人會定期上門來幫她打理一些生活需求,包括洗頭、洗澡清潔等服務。
所謂長護險,是指為失能人群提供護理服務或資金保障的一項社會保險制度。自2016年以來,我國先后在49個城市開展長期護理保險試點,上海是其中執行得較好的城市之一。
不過,長護險的評估條件比較高,目前只有失能或者半失能以及特殊情況的高齡老人才能通過評估。對上門服務產生的費用,長護險基金報銷90%,個人承擔10%。通常照護員每小時收費65元,這其中,被護理的老人每次只需支付6.5元,剩下的58.5元則由上海長護險基金支付。
此外,戚奶奶還在享受一項“家庭照護床位”的服務。比起長護險的社會保障性質,“家床”服務一般由機構承擔,意在將專業照護服務延伸至老年人家中,目前在上海黃浦區和靜安區有幾十個機構提供“家床”服務,同樣也是由機構的養老評估人員上門評估老人需求,定制合適的服務。
戚奶奶說,有時候一個人待著也會孤獨,有人上門來聊聊天她也挺樂意,照護師小李成了她平常聊天的對象之一。小李是上海提供“家床”服務的機構之一福苑養老的照護師,大約40歲,看起來很年輕,我們剛到奶奶家的時候,小李剛幫奶奶做好了一些家務,并做了簡單的身體護理——揉揉肩膀、剪剪指甲,一切都看奶奶的需求。
在護工的照顧下,老年人得以在家里更舒適地生活。(圖/紀錄片《前浪》)
奶奶和小李已經認識一年多了,她很喜歡小李,有時候需要的話,還會直接拿錢讓小李幫忙買點東西。小李性格溫和,總是笑著,在奶奶家服務完了,她還要趕去下一個家庭為老人服務。
福苑養老的照護經理牛國帥說,長護險規定的服務次數和服務內容比較有限,“家床”服務則彌補了長護險覆蓋不及之處,比較靈活,比如可以幫老人做保潔、燒飯等。現在,戚奶奶的三餐由社區的長者食堂提供送上門服務,有時候也可以讓小李幫忙燒飯。
同時,“家床”服務也給老年人提供了穩定熟悉的照護人員。自家雇請的保姆一旦辭職或者請假,又得重新找人,在年節時段返鄉高峰期尤其如此,但“家床”服務則可以馬上調配人替補。
小區里的老人開著助步車。(圖/作者攝)
人可以在熟悉的家中老去嗎?
牛國帥在從事養老行業之前是一名護士,2018年的時候他從醫院辭職,彼時上海剛好在推行長護險的養老保障政策,他誤打誤撞加入了養老機構,并主要做長護險相關的工作,之前做護士時的工作訓練讓他可以順利過渡到養老服務中。
隨著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人們的養老需求越來越大,有些人更愿意在熟悉的環境里待著,“家床”養老服務也應運而生。牛國帥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上門根據老人的身體狀況和需求等匹配相應的“家床”照護項目。
“家床”照護師上門為老人提供服務。(圖/受訪者供圖)
在從事多年的上門養老服務中,牛國帥的經驗是,這些家庭中,有90%是純老家庭(養老行業的術語,意為只有老人居住的家庭),孩子成家后一般都不與父母同住,純老家庭中還有大約三分之一是老人獨居的情況。
在上海從事養老行業的這些年里,最讓牛國帥感受到沖擊的還是上海人的養育觀念。他的老家在河南,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認為孩子“孝順”天經地義,但他接觸的許多上海老人中,很少有人會抱怨孩子不孝順,“他們不太依賴子女,也不認為老了就要孩子來養,更享受養育的過程”。
牛國帥說,許多老人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去養老院,也有老人進去養老院之后又搬了出來。在一個地方同吃同住、到點吃飯,讓他們很不習慣。
日本知名學者上野千鶴子也在多本關于養老的書中表達過自己對于住養老院的抗拒。《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別》一書中,她寫道,“不管是養老機構還是日托中心我都不想去……去日托中心,就像小孩子被送進托兒所一個道理”。在養老機構,人們的24小時生活起居都在里面進行,這對年輕時候就不喜歡集體生活的人來說,是一個問題。
作者: [日]上野千鶴子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牛國帥說,正是因為老年人不愿意住養老院,才會出現“家床”服務,機構再根據老人的不同需求,去匹配做飯、清潔、修理、身體護理等服務。從去年開始,在街道社區的牽頭下,牛國帥所在的機構福苑還面向年齡偏大或者子女不在身邊的老人推出了24小時應急響應的服務。
養老機構在每個街區設置了3個點,每個點位都有24小時值班人員,可以在15分鐘內趕到事發地點為老人提供緊急協助。從去年到現在,一共有6起服務事件被觸發,都是在夜間。
牛國帥說,有一起事件發生在凌晨一點多,兩位老人都已經八十多歲的高齡,阿婆起夜的時候,突然感到天旋地轉,還伴隨著嘔吐的感覺,阿婆原本就患有嚴重高血壓,老伴也行走不便,不知如何是好,情急下撥打了24小時應急響應的熱線。
接到電話后,站點工作人員10分鐘內就趕到了老人家里,幫忙叫了120,并陪同老人到醫院,幫助阿婆掛號、做檢查、拿報告,同時通知老人家住青浦的女兒,大概兩個小時后,老人的女兒從郊區青浦趕到,有驚無險。
還有一次,是一位獨居老人自己在家里吃了緩解便秘的藥,結果變成了嚴重的腹瀉,最后搞得全身上下都臟了。因為腿腳沒有力氣,老人甚至自己無力處理,只好撥打了應急電話,工作人員馬上到家幫忙處理了。牛國帥說,“這種情況不算緊急,但還是很有必要幫忙處理”。涉及老人的尊嚴,緊急響應也很有必要。也有老人晚上起夜時候,發現馬桶往外溢水,一個人手足無措,他們也會上門提供幫助。
看見老年人的需求。(圖/《今日公休》)
根據老人的身體狀況和需求,“家床”服務也會上門給一些臥床老人安裝監控或者應急報警裝置。人到晚年就是一個身體逐漸衰退的過程,牛國帥說,老人到最后如果堅持要在家里養老,就需要一個24小時住家的照護師,這樣在家里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背后還有一個養老院的資源支持,比如團隊還會有護士定期上門給老人量血糖血壓、檢查吃藥狀況、做基本的生命體征監測,并做出及時就醫的建議。
從2022年開始,上海靜安區開始試點一項“五床聯動”的服務。“五床”,即家庭照護床位、養老機構床位、家庭病床、醫療病床(區內一級、二級醫院的治療病床)和安寧療護病床。“五床”之間建立一個綠色通道,形成資源共享。
當一個老人的身體狀況發生改變的時候,在專業人員評估后,可以通過綠色通道到醫院進行診療,或者判斷是否進入照護中心進行特殊照顧等,甚至是到了老人臨終時,也可以通過這個綠色通道入住安寧療護病床。
通過家庭養老床位與養老機構床位、醫療機構床位之間的互轉,老人得以實現在熟悉的環境中度過晚年的心愿。
讓老年人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度過每一個環節。(圖/《桃姐》)
不再害怕老去的社會
牛國帥說,像戚奶奶所在的五里橋街道,是“家床”等服務對老年人補貼力度較大的區域之一。目前“家床”有30%左右的補貼,之后逐漸遞減,到期之后完全自費。目的是引導老人感受這個服務,最終盡量解決老年人居家養老的需求。
福苑官網的收費顯示,一個老人如果需要在“家床”服務中請一個24小時的照護師,每個月至少支出6500元,與進普通養老院的價格大致相當。能否負擔得起,除了特殊政策補貼,還取決于老年人的退休金。
不過,在上海,“家床”服務有大量市場潛力,許多有支付能力的老人還從未聽說過這項居家養老的服務,養老機構現階段的目標就是先讓這部分老人能慢慢了解并接受這項服務,讓這一模式運轉起來。
照護師為老人剪指甲。(圖/福苑養老)
上海的長護險和“家床”服務的配套進行,也給了全國探索養老照護和相應制度一些啟示。在中國社會發展中,人口老齡化的深化以及傳統家庭結構的逐漸瓦解,單身或丁克成為年輕人的選擇之一,“養老社會化”是一個亟須面對的問題,但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也許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機會。
老齡化情況出現更早的日本社會,相關措施或許值得參考。《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別》中,上野千鶴子對日本的醫療、看護、護理等最新情況全面調研,也分享了自己為晚年獨居生活所做的準備,給了人不少“別害怕獨居老去”的信心。除了講述“居家養老”的可能性,上野千鶴子也分析了日本“養老社會化”的制度基礎。
日本從2000年開始實施的“介護保險”制度,與中國目前正試點實施的長護險有相似之處。所謂介護,包含對失能或者半失能的人們有入浴、排便、飲食、機能訓練和護理,甚至醫療的需求的保障,只要通過評估,40歲以上的日本人或者在日外國人都可以是介護保障對象。
日本介護制度,已經實施了二十幾年。(圖/《0.5毫米》)
那么錢從哪里來呢?這項保險制度和日本其他國民社保一樣,都以員工、企業和政府補貼共同籌措資金。為了保證公平,個人繳納稅款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高,在保險范圍內,一個需要介護的人只需要承擔10%的費用。
介護保險制度實施十余年來,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日本社會養老模式由家庭化向社會化的轉變,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高度老齡化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在日本剛開始實施介護保險時,整個日本社會剛經歷了經濟大蕭條,但介護保險的強制征收,無形中也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養老市場,促進了養老產業的專業化。
目前的中國也正處于一個養老制度和產業專業化探索的初步階段。齊齊哈爾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護理部副主任于洋在2024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在全面推行長護險的現狀下,“我國仍面臨著護理服務供給不足,即護理人員的數量不足、專業水平低、護理機構發展緩慢等困難和問題。”此外,中國還面臨人口規模龐大、城鄉差距大、財政支出不足以負擔等問題。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好的開始。衰老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失能、失智的狀況也時有發生,比起恐懼和排斥,建設一個即便需要護理也能讓人感到安心的社會,一個即便失能、失智也能有尊嚴生活的社會,是一個艱難但同樣重要的事情。
編輯 陸一鳴
校對 嚴嚴
運營 馬社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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