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陸棄

2024年，韓國政府信心滿滿推出醫學院擴招計劃，試圖用“數字加法”解決長期困擾全國的基層醫療人力短缺與地區醫療資源失衡問題。然計劃尚未落地，全國醫學生便以集體休學、拒絕注冊之方式全面反擊，醫生團體更以“罷診”“辭職”抗議，將整個醫療系統推向半癱瘓邊緣。不到一年時間，原定的擴招計劃不僅胎死腹中，政府更被迫宣布“恢復原點”，將醫學院招生規模重回3058人。教育部長官李周浩的發言可謂體面收場，但背后隱藏的是政策系統性潰敗、國家治理赤裸裸的妥協。

韓國醫學院擴招政策的“撤回”，不僅是一次教育行政的折返跑，更是文在寅之后韓國政治對強勢改革幻想的再一次破滅。在政治話術中，政府始終強調“傾聽社會聲音”“與醫界協商”，但現實中卻是一場以行政命令啟動、無視行業生態、忽略青年利益的粗暴改革。擴招2000名醫學生，看似對癥下藥，實則對整個醫療行業的人才培育、分布結構與崗位承載能力缺乏系統評估，反映出當局將醫療危機“量化簡化”的思維慣性——一切問題，用加法解決，一切異議，用命令壓制。

醫學生的“集體休學”并非情緒宣泄，而是一場有組織、有目標的制度抵抗。他們清楚，擴招所帶來的并非“醫者遍地”式的未來，而是資源擠壓、教學質量下降與就業市場更加內卷的現實惡果。更關鍵的是，擴招的直接受益者從來不是學生本人，而是政府試圖緩解政治壓力的面子工程。而一旦制度成本由學生承擔，政府卻拒絕建立職業保障機制、完善基層配套結構，其實質不過是將醫改的成本全盤甩給下一個醫療世代。

如今，政府在未達到“全員返校”前提下強行宣布“回歸原定招生名額”，無疑是一種政治性的投降。李周浩口中所謂“聽取校長與院長建議”，只不過是給政策撤退披上一層“協商理性”的遮羞布。而事實則是，醫學生拒絕配合的抗爭已經證明，在專業領域內，行政權力并非無所不能，強推政策只能招致系統性反噬。

這一輪失敗的醫改也警醒了韓國政壇：民眾不再是被動接受政策的對象，尤其是高知識、高組織力的職業群體，一旦其切身利益被踐踏，他們完全有能力形成持久而有力的集體抗議。醫學生的“先注冊后斗爭”策略，展現出極高的戰術成熟度——既避免了被政府標簽為“非法罷課”，又保留了對教學系統的全面制衡能力。課程參與率25.9%的冷數據，不是教育失效的證據，而是抗議行動的精準發力點。

從國際視角看，韓國此次醫改風波對其他國家有重要警示意義。各國都面臨基層醫療荒漠化問題，但若將人力補足視為“招錄”問題，而非“分配機制、待遇體系、區域資源、職業尊嚴”一體化議題，終將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理陷阱。強行擴招，是一種懶政；強行下達目標，是對醫療系統運行邏輯的粗暴踐踏。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韓國政界始終未能跳脫出“用高校招生規模調節社會問題”的傳統路徑依賴。在醫療之外，教師、法官、警察等系統同樣面臨人口結構老化與分布不均，但每次改革的第一步幾乎總是“擴招”。這不僅暴露出政府應對危機的路徑單一，也反映出高等教育被徹底工具化的現實：大學不再是學術機構，而是政策執行的車間，學生不再是人才，而是緩解社會矛盾的備胎。

李周浩的呼吁“助力醫療體系恢復正常運轉”，聽起來誠懇，實則無力。在制度的天平上，政府已處于道義劣勢，醫學生通過抗議贏得的不僅是招生人數的恢復原狀，更是一次對“以國家之名壓個人之權”的集體反擊。韓國政府今天在醫學生面前妥協，明日是否也將在其他專業群體面前再次低頭？

而且在這場風波之后，韓國會不會重新思考它的“醫改邏輯”？是否會真正走向基層醫療待遇提升、區域醫療基礎建設、醫生派駐制度激勵等更具結構性、制度性的改革路徑？若只會一味用“招生數字”應對醫療空白，任何一次擴招都只會再次引發對抗，而任何一次收縮都將暴露政治退場的倉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