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條約》照片（局部）汪毅夫提供

1895年，清廷被迫同日本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簽訂于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4.17），《馬關條約》之第十一款設定，批準換約時間為1895年四月十四日（5.8）。從這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開始，我要講述如下重要的史實：

1.《馬關條約》之第五款設定“臺灣一省，應于本約批準互換后兩個月內交接清楚”，即1895年四月十四日（5.8）后“兩個月內”而不是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4.17）后“兩個月內”。可恨那日本侵略者掠我土地，連片刻也不肯等待！在日據臺灣的50年里，日據當局乃以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4.17）后兩個月的6.17為其在臺灣的“始政紀念日”（臺灣人民稱之為“恥政紀念日”）。

2.《馬關條約》之第五款設定：（自批準換約起）“限兩年之內，日本準中國讓與地方人民愿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在界外。但限滿之后尚未迂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這就是說1895年四月十四日（5.8）后兩年的1897年5月8日是“臺民去留”的最后期限，逾期仍留居臺灣的中國人即被動地失去中國國籍、被動地取得日本國籍。這是割地條款背后的棄民條款，是清廷在日人脅迫下所犯的又一宗大罪，也是臺灣人民特殊的歷史遭遇。

3.在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4.17）簽約之后、1895年四月十四日（5.8）換約之前，在京參加會試的臺灣舉人汪春源、黃宗鼎、羅秀惠取得在京任職的臺灣進士李清琦、葉題雁“印結”，于四月二日聯名上書，稱“臺民忠勇可用”，吁請朝廷萬勿割地棄民。據康有為《康南海先生自訂年譜》，他親見“臺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的情形，“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于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晝二夜草書萬言書(按，即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者”。另據《康有為全集》所收“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公車上書記》，四月八日有清廷已“用璽”即蓋章準約的消息傳來，“議遂中寢”。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乃受臺灣舉人的上書，或者說臺灣的公車上書（公車是舉人的代稱）之啟發，但未及如臺灣的公車上書一樣走上街頭也。

４.《馬關條約》之第十款設定，1895年四月十四日（5.8）批準換約日起“按兵息戰”。實際上，從簽約之日的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4.17）起，清軍已棄陣息兵。有教科書說“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馬關條約》簽訂，中日戰爭結束”，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看到的重要史實是，簽約后，臺灣義軍起而備戰、應戰，武裝反抗日軍入侵，直至當年九月三日臺灣全島淪陷，臺灣義軍將中日戰爭延長了５個月又10天。

5.《馬關條約》之第五款為賠款條款，設定自1895年四月十四日（5.8）批準換約后6個月、12個月各付款五千萬兩庫平銀，其余一億兩遞年于2年內、3年內、4年內、5年內、6年內交清。然而，在簽約以后乃至換約以后，由于俄、德、法的干預，日皇宣布“接受三國忠告，放棄遼東永久占領權”，并要求清廷為此賠償三千萬兩。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土地上爭奪利益，其結局卻是要受害的中國賠償，這真是“吃人吃透透”（閩南語，欺人太甚也）！憑著一紙不平等條約，日人向中國勒索了兩億三千萬白花花的銀兩。

６.《約》之第二款設定，有關讓與地方的勘界應于1895年四月十四日（5.8）換約后“一年竣事”。但在1895年之前，日人已完成臺灣地圖的測繪，為其掠地行徑提早做了準備。

講述上記史實，吾人痛心疾首，不覺淚下。《馬關條約》是中國的國恥，是中國人愛國主義教育的反面教材。

（本文節選自汪毅夫先生著作《顧盼兩岸》，標題為編者加）

來源 | 《顧盼兩岸》

作者 | 汪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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