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書屋

在生態危機深化的當代，人文地理學者更需秉持這種批判精神。該書的價值不僅在于解構“自然”的神話，更在于啟示我們：在人工智能時代新挑戰之下，如何重建更具倫理深度的人地關系認知。

——評卡斯特利的《自然》

■李秀彬

周尚意教授主持的“人文地理學譯叢”猶如打開西方學術思想寶庫的鑰匙，其中諾埃爾·卡斯特利的《自然》中譯本問世，恰似在當代人文地理學界投下了一枚思想深水炸彈。這部來自不列顛群島的批判地理學著作，經由相欣奕博士信達雅的譯筆，將后現代地理學對“自然”概念的顛覆性解構呈現于中文世界。作為長期關注人地關系理論演進的學者，筆者在字里行間既感受到知識解構的鋒芒，更窺見學科重建的可能。作者以福柯式的知識考古學方法，揭示了“自然”如何從形而上學概念蛻變為權力運作的場域，這種知識探險對正處于理論饑渴期的中國人文地理學界不啻及時甘霖。

祛魅與重構：自然概念的知識考古

卡斯特利開篇即以知識考古學的解剖刀，剖析“自然”概念的層累構造。從亞里士多德的“自性”（physis）到啟蒙運動的“機械自然觀”，作者論證每個歷史時期的自然現象都是特定認識論的產物。書中援引大英博物館檔案顯示，19世紀大英帝國在全球建立的57個皇家植物園，表面是科學研究機構，實質是殖民權力對熱帶自然的規訓裝置。這種揭露徹底瓦解了自然科學的中立性神話。

在解構“自然”本體論方面，作者創造性地提出“自然的三重面具”理論：作為認知客體的自然、作為權力媒介的自然、作為抵抗空間的自然。通過分析倫敦濕地保護運動，書中展示環保主義話語如何將特定生態價值觀塑造為“普世真理”，這種意識形態運作機制的分析，遠超傳統環境政治研究的理論深度。

在方法論層面，作者發展出“話語—物質性”辯證分析框架。從根本上揭示了所有知識（包括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本質——它們并非純粹客觀真理，而是特定權力關系與價值立場的產物。例如，中國的土地利用分類體系中長期存在的“未利用地”類別，其命名隱含了“一切土地皆為人類服務”的工具主義邏輯：未被開發的濕地、荒漠被視為“閑置資源”，等待轉化為耕地、礦區或開發區。這種分類法將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制度化，掩蓋了土地本身作為生態系統的內在價值?？ㄋ固乩粽摷按?，必會指出“未利用地”概念恰是知識與權力共謀的典型案例——它服務于經濟增長導向的空間規劃，卻消解了非人類自然的主體性。

卡斯特利認為，地理學作為研究人類家園——地球的學科，在建構“自然”概念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此，筆者深以為然。就像地理學家們所做的各種“區劃”，其實質乃塑造著人類認知大地與空間的語言體系，影響深遠。

多元本體論與中國學術對話

該書對西方中心主義自然觀的批判，恰與中國傳統生態智慧形成奇妙共鳴?？ㄋ固乩m未直接論及東方思想，但其對“關系性自然觀”的強調，與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存在跨時空對話的可能。這種理論縫隙，正為構建中國特色人文地理學提供了接榫點。

在中國語境的應用方面，書中“彈性自然”概念特別值得關注。若以此審視珠江三角洲基塘系統，可見桑基魚塘不僅是生產空間，更是蘊含生態智慧的彈性調節系統。這種本土化闡釋，既能驗證理論普適性，又可避免簡單的概念移植。

對學科建設的啟示更顯珍貴。作者打破自然/文化、物質/話語的僵化分野，這種理論勇氣值得中國學者鏡鑒。當前，我國人文地理學正面臨定量轉向帶來的本體論危機，卡斯特利的批判路徑提示我們：在擁抱新方法時，更需保持對學科本質的哲學反思。

批判性反思：理論的局限與學科責任

盡管《自然》的智識鋒芒令人振奮，仍需以審慎態度看待其理論邊界：卡斯特利精妙剖析了“自然”概念如何被建構，卻未充分回答這些建構如何反作用于人和社會。例如“氣候危機”話語的興起，是否重塑了人類對自身文明限度的認知？環保主義的“自然神圣化”敘事又如何催生新的社會運動？此類互動鏈條的缺失，使全書更似地理學理論的重構宣言，而非人地關系動態演化的全景圖。

地理學者的實踐路徑模糊：作者呼吁地理學者“不必低估自身影響力”，卻未指明這種影響力如何轉化為具體行動。若以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為例，地理學者能否通過參與式制圖（participatory mapping）幫助原住民爭取土地權益？或通過揭露“自然資本化”的金融邏輯影響氣候政策？理論與實踐的斷裂，削弱了批判地理學的現實介入能力。

相對主義陷阱與系統論缺失：卡斯特利堅持“知識皆為立場性建構”的相對主義視角，的確能解構霸權話語（如殖民式自然觀），卻難以解釋某些跨文化共識（如全球變暖的科學證據）。當面對颶風、海平面上升等物質性威脅時，單純強調“自然的社會建構”可能陷入虛無主義。這要求我們以系統論思維統合社會建構與物質規律，而非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

結語：在解構與重建之間

卡斯特利的《自然》中譯本，恰似投向東漸的西方地理學理論長河中的一塊砥石，激蕩起跨文化對話的思想浪花。相欣奕的譯文既保留原著的思辨鋒芒，又通過審慎的學術注釋搭建起中西對話的橋梁。

在生態危機深化的當代，人文地理學者更需秉持這種批判精神。該書的價值不僅在于解構“自然”的神話，更在于啟示我們：在人工智能時代新挑戰之下，如何重建更具倫理深度的人地關系認知。

正如當我們將“未利用地”重新定義為“生態空間”時，不僅是術語的改寫，更是自然倫理的重構。這種可能性，正是卡斯特利留給當代地理學者的終極命題：在解構一切確定性之后，如何以負責任的知識生產，締造人與自然的新契約？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

總 監 制丨王 輝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楊玉洋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曹 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