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作者在美國中世紀年會地點 哈佛大學Sever Hall 前留影

文 | 伍國，任教于美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

自2020年以來，我持續指導歷史系和國際研究（東亞方向）的學生完成畢業論文。其中三位學生分別是馬麗莎·斯圖里（Marissa Steury），她的論文題目為《詞的詩意、政治與女性主義的萌芽：李清照（1084-1155）在南宋時期的生命與女性形象》（英文與歷史雙專業）；凱拉·盧因（Kayla Lewin），她撰寫了《關于中國家庭教會的“非官方國家”及其雙重性的研究》（國際研究專業，2023年畢業）；以及大衛·勞森（David Lawson），其題目為《聯手帝國主義中的西方非國家行為者與太平天國運動的對抗，1860-1864》（歷史系，2023年畢業，目前在辛辛那提大學攻讀歷史學研究生）。

我教的課上的分組討論

雖然人數并不多，但質量令人滿意。大衛·勞森的論文《聯手帝國主義中的西方非國家行為者與太平天國運動的對抗，1860-1864》是一篇關于中西現代史的跨國研究，題為獲得當年歷史系的哈羅德·亨特利·海因優秀論文獎（Harold Huntley Haine Prize）。論文第二讀者，知名古希臘文專家，哈佛博士賀爾曼教授（Professor Judd Hermann）評價其為“過去二十年來系里最優秀的本科畢業論文”。在擔任第一讀者的兩個學期中，我指導大衛有意識地將畢業論文框架設定為著重關注全球非政府間交往和人員流動的“跨國史”，并運用專業的史學方法論。

凱拉·盧因是我過去18年教學生涯中極少數研究中國問題的非裔美國學生之一，我為她的成果感到驕傲。目前我正在指導的又一篇優秀論文來自瑪麗莎·斯圖里（2025屆，英文與歷史雙專業），題為《詞的詩意、政治與女性主義的萌芽：李清照（1084-1155）在南宋時期的生命與女性形象》。瑪麗莎是我迄今為止最優秀的學生，在她修的四門課中都表現出色。她在我教授的 ”HIST 165 前現代中國” 課程中第一次接觸到李清照這位中國古代女詩人，這激發了她深入研究這位中國古代女性詩人及其政治和性別意識的興趣。這篇論文被英語系提名參加2025年的優秀論文展覽。

在她的 HIST 600 論文開題報告中，馬麗莎寫道： “我對這些主題和整體研究方向的理解，源于我在阿勒格尼學院修的課程。最有幫助的課程包括伍國教授所教的 “HIST 353 中國婦女與革命” 和 ”HIST 165 前現代中國”。在 HIST 353 中，我做了一次關于當代女詩人余秀華的報告和論文，這位詩人是伍教授介紹給我們的。我探討了寫作在中國如何常被女性視為對抗父權制的政治武器。我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將余秀華的作品與早期女詩人的創作聯系起來，發現許多詩歌中呈現的主題和問題在中國幾乎沒有變化……而 HIST 165 更凸顯了詩歌和文學在早期與中世紀中國歷史中的文化意義及其對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我從這門課中收獲最大。” 瑪麗莎憑借其深入的分析能力、復雜的思維方法，以及將歷史研究方法與文學批評技巧的融合，又為歷史系貢獻了一篇杰出的畢業論文。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本科生可塑性極強，很多人轉學，轉專業，換指導教授。2021年入學的瑪麗莎最初喜歡歐洲古代史，但最終徹底愛上了中國古代史，而從她第一次上我的課時在期末選擇研究極少有學生想到研究“遼代婦女”，我就意識到，她是一個可塑之才。她本人也在臨近畢業，忙于寫作畢業論文時感慨說，作為一個美國的歷史系學生，假如她希望自己過得輕松一點，她完全可以（像其他很多學生一樣）選擇容易得多的美國史，而不是去挑戰一個跨文化跨時代的主題—李清照的生平與創作。

我對學生的支持是多方面的。例如，大衛·勞森曾在臺灣的一個數據庫中獨立找到一篇歷史學家王爾敏撰寫的晚清軍事史英文文章，但因該平臺主要以中文呈現，無法順利獲取，我幫助他獲取了文章并親自承擔了費用。修英語和歷史雙學位的瑪麗莎·斯圖里在遭遇英文系的阻力——該系不鼓勵她研究“非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學，她則反擊英語系為“種族主義”——時，我堅決支持了她的研究興趣，鼓勵她應對智識和制度層面的挑戰，并具體指導她在論文結構和理論框架方面的處理。例如，在她最初不加批判地使用“女性主義”這個現代術語時，我建議她改用“女性主義萌芽”（proto-feminism）來更精準地分析一個非西方、前現代社會，而不要把“女性主義”這個現代西方術語強加到古代中國頭上。

在馬麗莎因為英語系的冷遇感到十分沮喪的時候，我明確地告訴她：我對英語系對中國文學的無知和偏見并不感到奇怪，但是你還是要堅持，因為“我們需要教育他們”—"We need to educate them.” 在這里，我也明確地感覺，就教學來說，中國式的直言不諱和方向明確，遠遠超過美國式的表面花言巧語，實質漫不經心，但是，很多美國學生，特別是大量的混混型學生，會非常喜歡后者。

我還鼓勵她將中英翻譯作為一種值得研究的跨語言實踐，因為她所接觸的都是經過英譯的李清照作品。同時，我建議她避免對李清照的形象進行過度政治化解讀，過度強調其“反抗性”，強調也要欣賞其詩作文本本身的藝術性與審美價值（在這里可以參照美國“新批評”文論思想）。她采納了這些建議，不僅修改了標題，還增設了專章，批判性地探討“翻譯”及“外語詩歌的可譯性”問題。目前該項目進展順利。2025年4月3日，歷史系自我評估的外部評審者告訴我，馬麗莎和他們的談話中對我的支持表達了感激之情，尤其是在她盡力研究中國古典詩歌而又不懂中文的情況下。

最終，這本在英語系最初不被重視，甚至沒人愿意參與指導的論文，獲得英語系2024-25學年度最佳論文獎，同時也獲得歷史系的最佳論文獎。

我相信學生按時完成高質量畢業論文，與作為第一讀者的教授的指導是否有效、盡責與專業密切相關。

由于我的專業指導與長久影響，我與系友保持了良好的聯系。2022年，2018屆畢業生安德魯·墨菲（Andrew Murphy）在匹茲堡教授高中“社會研究”課。他通過LinkedIn聯系我，尋求關于宋代中國的教學建議和一手與二手資源推薦。在多次交流后，他將我推薦的英文中研究宋朝史的代表著作納入教學中，后續反饋說他所教的高中學生對宋代中國的官僚制度和社會流動特別感興趣——這也促使我在 HIST 165 課程中進一步強調這兩個主題。

大衛·海納（David Heiner）目前就讀于丹佛大學的約瑟夫·科貝爾國際研究學院，作為研究生，也在上一名著名華裔學者，政治學家趙穗生教授的課。他于今年早些時候與我聯系，希望重新建立聯系，并表示有意進行學術合作，用他的話說，“可以一起寫作，或者我協助你的一些研究”。并表示自己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特別感興趣。

我也與一些更早的學生保持聯系。具有四分之一華人血統的菲律賓移民孩子阿爾布蘭多·盧西諾（Albrando Lucino Jr.），擁有DNP（候選）、MSN、MS、CRNP和PMHNP-BC等多個醫學和護理學學位，在LinkedIn上公開推薦我；還有尼古拉斯·扎帕德卡（Nicholas Zapadka，2013屆畢業），他目前是費爾法克斯郡公立學校的校長，在LinkedIn上寫道：“在我四年的阿勒格尼求學期間，我有幸與伍教授合作?！?024年11月，阿爾布蘭多在推薦中寫道：“……他在課堂中對學術廣度的高要求，以及我們在課堂上進行的各種創意思辨討論，促使學生跳出既定框架，并真正運用歷史中的批判思維……我有幸在大四那年與他一起完成獨立研究項目……”

我要特別指出，阿爾布蘭多當年是醫學預科生，后來也一直從事醫學和護理學的研究和教學，歷史學既不是主修也不是副修，只是個人愛好。然而他在我的鼓勵和指導下完成的關于19世紀末菲律賓民族主義的研究，最終發表為正式論文，并被一篇關于“亞洲多元文化主義”的研究論文（雜志為負有盛名的學術出版集團Sage Publications 旗下的一本學刊）引用。多年后，他仍在Facebook上感謝我“讓我理解殖民時期中菲民族主義運動之間的關系”。

2019屆畢業生布雷克·勒恩（Blake Learn）目前在阿勒格尼學院招生辦公室工作，是我推薦過去的。他的畢業論文《拒絕革命：文革中幻滅的大眾》曾在本校佩勒蒂耶圖書館的優秀畢業論文研討會上以學術海報（poster）形式公開展示，他本人則在一旁為感興趣的觀眾講解。他在論文的“致謝”中提到，是我的課激勵他最終選擇歷史作為主修方向，而非也很感興趣的哲學。他母親在畢業典禮時面對面地開玩笑地告訴我，布雷克在致謝中提到我比提到她還多，她簡直感到妒忌。布雷克還承認，是我建議他從“社會”而非“偉人” 角度切入研究歷史，這改變了他的研究方法和對歷史的理解。這段經歷使我深信在寫作過程中積極參與指導，遠比作為“放任型”導師更為有效。

同時我也深深第感受到，通過四年的時間轉變一個學生，對教學者本人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共同成長和不斷反思的人生經歷。

還有一位2019屆歷史專業畢業生在我的指導下完成了集中研究中國改革開放前的“黑市”的畢業論文，這是一個此前極少有人研究過的課題。在2025年，來自西班牙孔普盧頓斯大學的研究生胡安·A·戈麥斯·加西亞（Juan A. Gómez García）注意到這篇論文，并聯系我系請求查閱和引用。

我對非歷史專業學生的影響，也可見于2020屆畢業生杰西·湯姆凱維茨（Jesse Tomkiewicz）身上。他目前擔任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的司法助理法官。在畢業前夕的最后一個學期選修我的課程前，他曾主動寫信聯系我，說自己是政治學與哲學雙主修，但聲稱“已完成所有相關課程要求。坦率地說，我對政治學和哲學有些疲憊了?！痹谒尥晡议_設的“HIST 272：社會主義與后社會主義的中國” 后，畢業回家后又發郵件給我，因覺得日后難以再見，他寫道：

“通過您的課程，我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更多的敬意。生活在美國鄉村的人們常常對中國懷有一種神秘的恐懼，因為它太陌生了。當然，我不敢說自己了解全部中國歷史，但我相信我已經有足夠的知識，可以向我的鄰居們傳達一個更合適、更真實的中國形象，從而平息他們的好奇與猜疑。您的課程使我有能力對周圍社區產生漣漪般的積極影響?！?/p>

2023年9月，我在校友返?；顒由虾芨吲d地與杰西重逢。

此外，在2023-24學年，我有幸在Gold & Blue Week 活動期間接待了兩批歷史系校友回訪，與在校學生分享經驗。我是推動校友與學生持續互動這一計劃的堅定支持者，相信這種跨代交流能帶來深遠的影響。

返校校友與在校學生座談

我還向學院職員Autumn Parker提供了一份包含27位歷史系校友的名單，其中注明了他們的畢業年份及目前職務，以協助她提名來校分享的嘉賓。負責校友聯絡的同事Autumn 對我表示感謝，說：“這是一個內容充實、極具活力的校友名單。非常感謝您為此付出的時間與精力。我會將他們納入我的聯系名單。”此外，我也將一張照片分享給了組織此次活動的Jim Fitch，照片中是校友安德魯·墨菲（Andrew Murphy）與2019屆校友瑪麗亞·格拉齊亞諾（Maria Graziano）在我課堂中與學生互動的情景。

社群建設和學生之間的互動始終是我工作的重點。今年二月，我分別帶領兩門課程的學生前往校內學生自己經營的咖啡館進行小組討論。在輕松的氛圍中，我請大家喝咖啡，并與他們深入交流課程內容。學生們對此非常感激，普遍認為這是一次既愉快又充實的學習體驗。

一邊喝咖啡一邊討論魯迅小說

在目前教授的新生 SWS 105 課程中，我首次涉足一個全新的領域：環境問題。我嘗試激發學生對全球環境治理、政治、行動主義，經濟發展及其多重復雜關系的興趣。簡而言之，我相信環境問題絕不僅僅是一個媒體偏好關注的污染及其治理問題，而是涉及相當多面向的關系，其間不乏緊張和沖突，例如國家與社會之間、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工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以及非政府組織、學術界與新聞媒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并引導學生從內部多元化的區域角度認識中國，而非把中國看成一個籠統和同一的整體：例如，為什么中國西南在自然生態，生物多樣化，環保，水壩建設，近現代經濟地理等方面比其他地區更有關注價值。同時，我也引導學生關注人與非人因素之間的聯系，例如森林與動物等自然要素，并將中國對環境問題的重視和相關理念及政策及引發的思考放到對美國環境問題的批判觀察之中。

在課程設計中，我將這些學術與政治議題與幾項核心基礎技能結合，包括積極傾聽、公共演講與辯論、以及學術寫作技巧的進階訓練——從總結能力逐步提升到批判性分析，再過渡到嚴謹地使用可靠的資料并遵循學術和征引規范。選修這門課的學生多數計劃主修生物學，并無中國研究背景，但他們正在穩步進步。其中一些學生在課堂參與和寫作作業中表現出色，已初步達到我所設定的溝通能力目標。

在我多年教授新生研討班FS 101、FS 102 和目前的 SWS 105 課程過程中，我始終與圖書館館員 Douglas Anderson 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他在幫助學生學習如何使用數據庫進行研究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

圖書館館員Douglas Anderson指導我的學生運用相關數據庫和軟件進行研究

我所開設的 HIST 165 課程在內容上豐富了歷史系課程體系，為課程結構引入更多古代史元素，同時也重塑了我個人的研究方向。我已轉向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并持續分享和發表有關中國佛教史的學術文章。2025 年 3 月底，我在哈佛大學舉辦的“美國中世紀學會”百年年會上（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MAA）宣讀了一篇關于六世紀（南朝）中國佛教史書寫的論文。與歐洲史及中世紀研究學者在會議期間及之后的深度交流，為我的研究帶來了許多啟發，也使我的教學內容更加扎實。

這一研究與教學之間的互動關系也體現在我目前教授的新生 SWS 105 課程中。我將自己關于動物與佛教的研究文章，與其他美國學者以佛教為關照角度探討動物與環境問題的作品共同納入課程核心閱讀材料，作為學生討論的基礎，這一視角直接改變了美國學生對動物的固有認知，（如一名學生在課堂討論中說的：在美國，如果鹿過度繁衍那人就自然而然地直接獵殺鹿。但鹿在中國儒家經典和印度佛教中的形象都極為惹人喜愛，并具有巨大的道德象征意義，相關傳說和寓言非常之多）并導致一名學生在期末研究中追溯基督教的動物觀。所有學生都獲得了一個重要機會，可以繞開美國主流媒體，直接閱讀中國學者對當代環境問題和相關治理的研究以及接受的訪談，其中包括北京大學環境史專家包茂紅教授的英文論文。學生還在沒有預設立場的前提下觀看并討論兩部中國電影：故事片《可可西里》和紀錄片《穹頂之下》。有趣的是，班上的多數美國學生并不完全認同柴靜的批評。

此外，我的研究與會議之旅也直接豐富了課堂教學。作為一位發表過一些作品的攝影者，我在歷次旅途中拍攝了大量照片，并將其替代網絡圖片融入課堂用的 PowerPoint 演示中。這些照片展示了歷史遺跡、文物及博物館展覽，其在教學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它們讓學生通過教師的視角看到歷史現場，并輔以親身經歷與歷史想象的講述；第二，它們激勵學生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親自前往這些地點，推動學生將學習延伸至課堂之外；第三，對于有意從事博物館相關職業的學生來說，這些材料為其提供了展陳語言的實際案例。通過分析現有博物館的展簽，學生可以練習如何撰寫簡潔而富有吸引力的公眾說明，從而思考“公共史“這一職業道路。

學生的研究同樣反哺了我的教學興趣。事實上，Alexandra Ashbrook（2016 屆）的畢業論文圍繞中國古代環境（Mark Elvin 《大象的退卻》當然是這里的必讀書）議題展開，這促使我思考如何在更廣闊的歷史與全球視野下探討中國環境史，進而催生了 SWS 105 的課程設想，引導學生把中國的環保政策，措施，理念 （學生非常喜歡“美麗中國”這個概念），以及儒教和佛教與環境（如何看待動物和植物）相關的思想，納入他們對美國環境問題的反向思考中——這就是我最終希望實現的一個教學目標：鼓勵美國學生以中國作為方法思考西方，而不是總是用西方理論來衡量和評判中國。這和我在自己的第三本英文專著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into Confucianism: Ritual, Emotion, and Rational Principle （2022）(中文名暫譯為《對儒學的人類學考察：禮，情，理》)的主旨相關。在這本書中，我自己嘗試（盡管未必成功）以“禮”（規范和禮制），“情”（積極和消極的人類情感），“理”（理智和合理性）三個中國概念之間的理論上的三元平衡，與實踐中的動態博弈為視角，重新詮釋儒教的一些根本特征，并敦促英文讀者以這個三元結構為方法，重新思考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