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很多人對李大釗的認知存在局限，覺得他只是在圖書館工作、寫寫文章，參與建黨后似乎就沒再有其他作為，便不幸犧牲了。

可要是真如此，從1921年建黨到1927年犧牲這段時間里，沒什么實際行動的李大釗，又怎么會擁有與陳獨秀齊名，“南陳北李”的崇高地位呢？

實際上，李大釗堪稱一位極具謀略與魄力的勇士，在那短短幾年間，他做了幾件意義非凡的大事，差一點就改寫了整個北方的局勢。

李大釗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與吳佩孚建立聯絡。

俄國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俄誕生。但蘇俄面臨著境外勢力的重重威脅，急需與周邊國家改善關系，以贏得休養生息的機會。中國作為東方大國，自然成為蘇俄極力爭取的對象。

為此，蘇俄在中國采取了三項重要舉措：助力中共建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聯系，還有結交北洋軍閥吳佩孚。

前兩項舉措比較容易理解，可為何要與吳佩孚結交呢？

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吳佩孚身為直系軍閥，勢力僅次于大總統曹錕。他手握數十萬兵力，盤踞中原地區，在北洋政府中有著極大的影響力。

更重要的是，在“五四運動”期間，吳佩孚曾發表通電，堅決反對簽訂《巴黎和約》，大力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這為他贏得了良好的聲譽，不少人都視他為“救時之偉人”，認為他是北洋軍閥中具有人民立場的英雄。

蘇俄正是看中了吳佩孚的實力、立場和態度，而在蘇俄與吳佩孚之間牽線搭橋的關鍵人物，正是李大釗。

或許有人會疑惑，李大釗作為中共創始人之一，還是一位青年學者，他是如何與軍閥搭上關系的呢？

這其中有個巧合。李大釗在北洋政法學校求學時，結識了同窗白堅武，二人關系極為要好。

畢業后，李大釗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而白堅武則投身北洋政府工作，先后擔任馮國璋和江西督軍李純的秘書。

1922年，白堅武又被吳佩孚聘為政務處長，成為吳佩孚的首席智囊。借助這層關系，李大釗得以與吳佩孚直接交流。

當時，吳佩孚正謀劃武力統一中國，并打算整治北洋內部的梁士詒及其掌控的交通系勢力。

然而，武力統一需要周全的計劃，梁士詒和交通系控制著鐵路、航運、郵政以及交通銀行、金城銀行等眾多金融機構，實力雄厚。

吳佩孚深知，要完成這兩項任務，必須聯合強大的盟友，所以他也樂意與李大釗展開對話，期望李大釗能為他的武力統一計劃出謀劃策，同時借助工人運動清除鐵路上的交通系勢力。

就這樣，李大釗與吳佩孚初步建立了聯系。

李大釗愿意充當蘇俄的說客，但他的真正目的并非為蘇俄利益服務。他是想憑借蘇俄的背景接近吳佩孚，通過合作獲取吳佩孚的信任，進而在吳佩孚的勢力范圍內發展自己的革命組織。

1922年6月7日，李大釗與吳佩孚在保定會面，交談甚歡。

盡管吳佩孚因顧忌背后的英美金主，不愿與蘇俄緩和關系，但會談結束后，吳佩孚還是通電發表了“保護勞工”等政治主張，并允許李大釗派遣六名秘密探查員，在京漢、津浦等六條鐵路上開展工作。

李大釗則以學界名流的身份，在《努力周報》發表文章，支持吳佩孚的武力統一等政治主張，幫助吳佩孚營造輿論氛圍。可以說，除了完成蘇俄交代的任務，李大釗也達成了自己心中所想。

不久之后，李大釗領導的秘密探查員就協助吳佩孚清查了一批交通系官員，還在鐵路上成功組建了十六個由共產黨員領導的工人俱樂部。

此后幾年風起云涌的罷工運動，追根溯源，正是李大釗在保定的這次會談奠定了基礎。

李大釗做的第二件大事，是與馮玉祥建立聯系，并在其軍隊中發展革命力量。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吳佩孚任命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統兵出征。

但馮玉祥私下接受了奉軍張作霖送來的50萬銀元，隨后在前線倒戈，帶兵返回北京發動政變，囚禁了大總統曹錕，致使吳佩孚一敗涂地。

之后，馮玉祥和張作霖將下野多年的段祺瑞請出來，充當政治傀儡，還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企圖聯合直系、奉系和國民黨三方勢力，組建新的北洋政府。

當時，國共已經開始合作，許多共產黨員認為馮玉祥是封建軍閥，孫中山與他合作是同流合污，因此反對孫中山北上。

但李大釗卻認為，可以通過一些努力，讓馮玉祥成為一股獨立的革命力量，并在他的部隊中發展黨組織。

在這樣的背景下，1924年12月，李大釗通過關系與馮玉祥取得聯系，主動詢問對方是否有需要幫助的地方。

馮玉祥知道李大釗與蘇俄關系密切，便直接提出希望得到蘇俄的裝備援助。馮玉祥提出這個要求，就意味著雙方有了合作的基礎。

于是，李大釗立刻以黨組織的名義向蘇俄請求援助馮玉祥的軍隊，并邀請蘇俄派人前來指導工作。

那時，蘇俄正因結交吳佩孚失敗而懊惱不已，聽聞馮玉祥愿意合作，頓時喜出望外。

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里，馮玉祥陸續收到了蘇俄提供的5.5萬支槍、6900萬發子彈、70門各類大炮、230挺機槍。

此外，蘇俄還派遣了軍事顧問，幫助馮玉祥創辦軍校和兵工廠。原本裝備落后的軍隊煥然一新，成為一支戰斗力強勁的勁旅。

與馮玉祥建立合作關系后，李大釗派遣王若飛、宣俠父、劉天章等共產黨員進入馮玉祥的軍隊。他們在軍中積極宣傳革命理論，組織俱樂部，發展黨員，對馮玉祥的軍隊產生了深遠影響。

就連馮玉祥自己都承認，他的軍隊戰斗力得以提升，是因為官兵們明白了要為窮苦大眾謀利益，要想革命成功，就必須打倒帝國主義，而這一切都得益于政治訓練。

經過幾年的苦心經營，李大釗及其領導的黨員已經能夠直接掌控數千人的軍隊。

這些力量后來在楊虎城的軍隊中得以保存，成為西北紅軍的重要基礎，也為西安事變埋下了火種。

除了發展組織和軍隊，李大釗聯合馮玉祥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推翻張作霖的統治。

當時，北洋軍閥中的皖系和直系已經倒臺，奉系張作霖成為最大的軍閥勢力。

中共北方區委在《致中國國民黨黨員的公開信》中明確指出：必須全力以赴，形成反奉武裝大聯合，最終消滅奉系軍閥。

為實現這一目標，李大釗一方面秘密派遣黨員前往東北，與哈爾濱的黨組織取得聯系，組建東北國民自治軍司令部，在黑龍江和吉林地區發展武裝力量；

另一方面，通過地下組織推動奉軍將領郭松齡倒戈。計劃在郭松齡進攻奉天時，東北國民自治軍在黑龍江和吉林起義，南北夾擊，相互配合，一舉推翻張作霖，占領整個東北。

馮玉祥則負責牽制關內的軍隊，李大釗親自在北京發動群眾，推翻北洋政府。若這一計劃得以實現，東北和華北將連成一片，馮玉祥、郭松齡與李大釗相互呼應，再借助蘇俄的援助，足以讓中國黃河以北的局勢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可以說，這個計劃宏偉且周密，如果成功，中國歷史或許會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但遺憾的是，日本在東北有著巨大的利益訴求。郭松齡起兵后，日本擔心東北局勢失控，便與張作霖簽訂了《日奉密約》。

當郭松齡的部隊抵達奉天城下時，日本關東軍從側翼發動攻擊。

郭松齡陷入絕境，被迫帶領衛隊突圍，最終被楊宇霆殺害，這一偉大計劃就此夭折，中國歷史也錯失了另一種可能。

1927年，張作霖以安國軍總司令的身份進駐北京。

4月6日，他派兵逮捕了李大釗。當時，李大釗聲名遠揚，各界人士紛紛展開營救行動。

然而，西方國家給張作霖的建議是可以處死李大釗，張學良和張宗昌也主張立即行刑，蔣介石更是給張作霖送去“速行處決，以免后患”八個字。

4月28日，張作霖動用絞刑，殘忍地殺害了李大釗等20名革命者。

從1921年建黨到1927年犧牲，李大釗做了許多影響深遠的大事，有些取得了成功，有些遭遇失敗，還有些當時看似沒有成效，卻在多年后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黨組織力量還較為薄弱的時期，李大釗憑借一己之力，撐起了北方革命的半邊天。

1949年，毛主席初入北京時感慨道：30年前，我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四處奔波，在北平遇到了李大釗同志，他是我真正的良師益友。如果沒有他的指引和教導，我真不知道自己會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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