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日報》4月15日7版

4月14日下午2時，昆山市人社局服務大廳內，張陽（化名）正式提交了一份外賣騎手工傷認定申請——隨附的一份終審判決明確他與平臺合作商存在勞動關系。這份剛剛由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蘇州勞動法庭作出的勝訴判決，不僅為騎手爭取工傷賠償掃清了法律障礙，也為我國8400多萬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維權提供了重要參考。當下，隨著算法管理以及形形色色“去勞動關系化”手段不斷翻新，越來越多“張陽”深陷“身份認定”困局。勞動關系認定難，成為橫亙在維權路上的一大障礙。

來之不易的“員工”身份

2021年6月，張陽注冊成為某外賣平臺眾包騎手，閑暇時騎著電動車穿梭在昆山的大街小巷，每天跑幾單賺幾十塊錢，“想接單就接單，不想干就不干”。

2022年7月，辭去工作的他加入平臺合作商“優選計劃”，成為優選騎手。日收入從幾十元漲到300多元，代價是手機里多了幾個打卡群，每天被各種數據指標追著跑：高峰期至少完成5單、請假至少提前1周報備、各項考核指標必須達標……

不幸的是，成為“優選騎手”不到1個月，張陽就在送餐途中遭遇車禍骨折，構成九級傷殘。平臺企業為其申請了“職業傷害”認定。但領到5萬多元一次性傷殘補助金時，張陽卻高興不起來，“要打卡、有考核，這不就是正兒八經地上班嘛，為什么不是工傷？”再跟朋友一打聽，如果認定工傷，自己至少能拿到10多萬元賠償。

張陽覺得，平臺合作商未申報工傷屬于侵權，于是申請仲裁要求確認勞動關系。但仲裁未獲支持，他又訴至法院。4月10日，蘇州勞動法庭作出終審判決，認定平臺合作商對張陽形成支配性勞動管理，雙方存在勞動關系。這場歷時近3年的維權，終于讓張陽拿到了遲來的“員工”身份。

張陽的遭遇，只是新業態用工問題的冰山一角。“站出來維權的是少數，勝訴的更是寥寥。”一位代理過20多起此類案件的律師透露，傳統就業形態下，工傷認定大多靠仲裁就能解決，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往往要先打官司確認勞動關系，再去鑒定工傷，維權周期被大幅拉長，各地法院在認定勞動關系上分歧較大。近兩年，他經手的案件勝訴率不足20%。“不少人打官司前，會去網上搜類似案例，越看越沒信心。”

被技術“肢解”的勞動關系

勞動關系的認定，直接關系到勞動者能否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獲得勞動報酬、休息休假等一系列權利。然而在平臺用工領域，企業常常會把勞動關系偽裝成“合作關系”或“承攬關系”等，試圖在勞動者權益保障上“偷工減料”。

作為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復設立的專業化勞動法庭，蘇州勞動法庭自2021年7月成立以來，每年審理的涉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案件達上百起。

“勞動關系正在被不斷‘肢解’，呈現出碎片化特點。”蘇州勞動法庭庭長沈軍芳分析發現，讓勞動者登記為“個體工商戶”再簽訂承攬、合作合同，已經是規避勞動關系的初級模式。近兩年，模式進一步升級——通過“眾包騎手”“優選騎手”等不同類型騎手的分類管理，將完整的勞動關系分段處理，將支配性管理特征碎片化，讓勞動關系變得更加模糊不清。

舉證難，是維權的另一大障礙。“勞動過程中產生的絕大部分信息都存儲在平臺上，一旦平臺把你從系統里踢出來，基本上什么都看不到了。”張陽能找到的證據，主要是一些工資流水。一些企業還會故意拖延時間、拉長程序，變相提高維權成本。“從維權到拿到賠償，少說也得四五年。”張陽無奈地說。

蘇州勞動法庭副庭長楊俊生說，現實中，算法實際上直接影響到勞動者工作時間、工作標準等。“但勞動者對算法合理性往往很難舉證，可能陷入實際被侵權卻無法維權的窘境。”

刺破“隱蔽勞動關系”面紗

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在第42批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專題指導性案例中指出，勞動關系的本質、核心特征是存在“支配性勞動管理”。這是最高法首次明確界定“勞動關系的本質、核心特征”，也是首次將“支配性勞動管理”確立為判斷勞動關系的基本標準。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王天玉看來，“支配性勞動管理”是透過新就業形態等具體“現象”看到的勞動關系共性“本質”，其判斷要旨是使用勞動力的一方對提供勞動力的一方實施了勞動管理，并且這種管理達到了支配性的程度。

那么，司法實踐中如何量化“支配性”？王天玉認為，應堅持事實優先原則，確立支配性勞動管理的認定方法，重點從三個方面予以把握：主體方面，雙方當事人要符合法律規定的勞動關系主體資格；事實方面，要確認單位使用了自然人的勞動力，發生勞務給付；效果方面，使用勞動力的事實要構成支配性勞動管理。以代駕為例，代駕平臺在使用司機勞動力的過程中，如果基于業務要求和風險控制采取了必要運營管理措施，這種管理可理解為一種行業服務準則，不屬于支配性勞動管理，不能據此認定勞動關系。

可以預見，未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將是一場立法與技術的賽跑。當平臺算法越來越“聰明”，各種新套路層出不窮時，勞動保障如何及時跟上？蘇州中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劉冬梅建議，應從立法層面盡快明確勞動關系的概念及認定標準，特別是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以及算法的合理性邊界，防止“算法侵權”成維權盲區。“在立法滯后于現實的情況下，司法人員絕不能機械照搬法條，而要回歸法理原則，從公眾一般認知出發，穿透表象認清勞動關系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