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王鵬凱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我成長于這樣一個世界：加西亞·馬爾克斯與菲德爾·卡斯特羅一同旅行，巴勃羅·聶魯達本可以成為總統候選人，巴爾加斯·略薩成為過總統候選人，富恩特斯與比爾·克林頓共進晚餐。如今的作家不再有這樣的角色和地位了，略薩是最后一位。”

出生于70年代的秘魯作家圣地亞哥·龍卡略洛（Santiago Roncagliolo）曾經這樣說道。

隨著略薩的辭世，曾經深刻影響世界文學的拉丁美洲“文學爆炸”一代作家幾乎都已離開了我們。如龍卡略洛所說，在“文學爆炸”作家群出現前后，拉丁美洲從未有過文學與政治關系如此密切的時刻，在這個意義上，略薩又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在寫作和現實生活中更直接地涉足政治，尤其是在西語世界，他不僅是小說家，更是政治家、評論家，是一位影響深遠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數十年時間里，略薩經歷了數次思想與意識形態的轉變，他坦然地面對這些變化，并持續寫作，從他的身上，我們能看到世界文學持續已久的思考和爭論：如何處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逝世悼念簿在馬德里市立圖書館設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離開60年代，拉美文學是否能夠“爆炸”？

1953年，時年17歲的略薩加入秘魯共產黨，那一整年，他都在這個寥寥數人的黨支部里狂熱地討論文學和政治的關系。與許多成長于50-60年代的知識分子一樣，受當時拉丁美洲社會思潮的影響，年輕的略薩迅速成為一位左翼人士，高度欣賞古巴革命，并積極反對當時拉美地區的右翼威權政府。1963年，略薩憑借諷刺秘魯軍方的小說《城市與狗》正式踏入文壇，一躍成為最具才華的拉美作家之一。

也是在這一時期，幾乎整個拉丁美洲的知識分子都圍繞著古巴革命團結在一起，他們不論種族、階層和意識形態，都熱情地投入文學創作和社會運動之中，富恩特斯的《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科塔薩爾的《跳房子》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都誕生于這一時期。古巴在當時還成立了“美洲之家”和拉美通訊社，意在使哈瓦那成為拉美的文化中心。

1967年，在接受西語世界最負盛名的文學獎羅慕洛·加拉戈斯獎時，略薩的著名言論“文學意味著不服從與反叛。”由此誕生，他還說，“在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后，我們國家將迎來社會正義的時刻，就像古巴那樣，整個拉丁美洲都將從掠奪、剝削、羞辱和壓迫它的力量中解放出來。”如略薩所說，古巴革命的勝利和拉丁美洲文學從60年代起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同步的。

不過，略薩在幾年后改變了這一立場，他對古巴革命的熱情走向冷卻，其背后的直接原因是古巴革命的落幕，拉丁美洲的許多試圖復制古巴革命模式的國家多以失敗告終。略薩開始意識到，暴力革命并不是改善拉美社會狀況的解決方式，反而會導致無數年輕人犧牲，助長了拉美各國的軍事暴政。這一轉變的標志性事件是1971年古巴詩人帕迪亞因詩集有攻擊革命嫌疑而被捕入獄，此事造成了一代拉美知識分子的分裂，其中就包括略薩與馬爾克斯的決裂——后者并沒有在針對此次事件的抗議信上簽名。

日后，略薩逐漸轉向支持民主政體，并坦言自己深受自由主義哲學家以賽亞·伯林和卡爾·波普爾的影響。這不只是一種智識或學術上的興趣，也更直接地體現在社會行動之中，他曾說過，自己從來不崇拜那些只愿意當作家的人，而是希望與現實世界保持密切聯系。1990年，略薩更是作為中右翼候選人直接參與了秘魯的總統大選。在持續三年的競選中，他最終敗給了阿爾韋托·藤森，后者成為了秘魯政治史上頗具爭議的一位總統，后因謀殺和綁架罪被秘魯最高法院判處25年監禁 。這段經歷使略薩在日后寫下融合了自傳、回憶錄、論文和紀實報道的著作《水中魚》，在書中，略薩從這段經歷出發，區分了理想的與現實的政治生活：剛開始競選時，他曾天真地認為搞政治靠的是理念和思想，但這其實是次要的，他感到法治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別，“在政治領域講實話會讓你變得無比脆弱，因為如果對手不遵守這種游戲規則，你就會站在對方的骯臟伎倆面前被打得體無完膚。”他將這視為自己敗選的原因。

當地時間1987年8月21日，作家略薩在秘魯利馬的集會上向超過五萬人的人群發表講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敗選后，略薩繼續回歸文學創作，此外也持續關注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的民主化進程，進一步反思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數十年時間里，略薩都在給不同報刊媒體撰寫專欄文章和時事評論，話題涵蓋了拉美民主運動、全球化進程、流行文化、女性處境等。他指出，即使如今的民主制度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仍沒有哪個社會已經完全擺脫極端思想的威脅，“我們得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和法治，哪怕在最發達的國家也總是不穩定的，需要所有人去努力維護，這樣才能避免陷入危機。”

寫小說就等于是在用善對抗惡

可以說，略薩的寫作經歷與20世紀后半葉以來拉丁美洲、尤其是秘魯的社會進程存在著密切的關聯。略薩相信，是主題在挑選作者，某些故事會自然降臨，它們以某種隱秘的方式聯系著個體最根本的人生經驗。對略薩來說，這些親歷的政治語境深刻影響著他的文學創作，他清楚地意識到社會暴力與苦難對自己寫作意識的影響。

略薩的小說主角總是那些激進的革命者，尤其注重刻畫他們經歷失敗后的憂郁與絕望，以及獨裁者和獨裁政權對社會生活的不斷腐化，最終釀成巨大的悲劇。他的小說總是在傳遞這樣一種觀念：權力是骯臟的，會生成膿瘡，進而傳染整個社會；小說中的語言離權力越近，就越骯臟，變得更口語化，并且使用許多讓人惡心的象征和比喻。

在談到《酒吧長談》這部重要作品時，略薩表示，自己想講的故事是腐敗的獨裁統治如何滲透進私人生活，摧毀人們的理想，“我想描寫那種風氣是如何影響到所有社會階層的：寡頭政府、中產階級家庭以及其他大眾階層。我想把那時的秘魯社會刻畫出來，在那個社會里，獨裁統治會影響到和政治距離最遠的東西：家庭生活、私人生活、個人理想。如果不存在那種腐朽的政治權力，那種情況本來是不會出現的。”

《酒吧長談》
[秘魯]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著 孫家孟 譯
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1-3

在1980年代寫作的《世界末日之戰》和《瑪伊塔的故事》中，略薩進一步表達了對意識形態的懷疑，尤其是在《瑪伊塔》中，他通過一位信奉暴力革命理論卻遭遇失敗的左翼軍人的細致刻畫，批評了當時存在于秘魯社會的極端激進思想。此時的略薩認為，所有意識形態都是虛構的，并沒有提供任何現實的解決方案，他將這種形態稱為“抽象的暴力”、“盲目的恐懼”。

在接受《巴黎評論》訪問時，略薩更具體地談論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他并沒有將自己的政治活動和寫作凌駕于文學之上，而是認為文學的影響維度更為長久，但與此同時，他指出作家無法隔絕于政治，尤其在秘魯這樣的國家，不同政治勢力都在試圖勸服人們接受某種觀點，在這種情況下，作家要做的就是阻止政治侵入、破壞文學創作領域。

略薩在很多場合都談到過法國作家薩特對自己的影響，“對于我這樣一個出生在秘魯這種欠發達國家的文學青年而言，薩特的思想實在是太震撼了。當時的第三世界、拉丁美洲、秘魯的許多作家都在不停地問自己：在他們的國家里——受困于諸多嚴重的社會問題，譬如文盲率高、貧富差距大等——從事文學創作是不是還有意義？”在略薩看來，薩特給出的答案是，文學可以讓讀者乃至于全體大眾對社會問題有更清楚的認識，因為寫小說不只是把文學志向具象化，同時也是在社會斗爭中做出貢獻，從道德的標準來看，寫小說就等于是在用善對抗惡。

這種影響不只存在于拉丁美洲與歐洲內部，長期以來，包括略薩在內的拉美作家被視為深刻影響了80年代以來的中國作家，莫言、殘雪、余華、孫甘露等人所發起的先鋒文學中充滿了拉美“爆炸”文學的寫作技法。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指出，80年代中國文學對拉美的吸收是去革命和非政治化的，這使得中國作家在閱讀這些作品時過于關注文本自身所包含的技巧、形式、語言的創新，而沒能發現其中政治背景的重要性。

當地時間2025年4月14日，在利馬的水舞大道公園，悼念已故秘魯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的肖像。（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令人疑惑的晚年右轉

但實際上，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略薩的政治觀點發生了一次重大轉變，《雅各賓》（Jacobin）雜志稱之為“匪夷所思的右轉”（bizarre turn to the right）。具體而言，略薩在過去幾年支持了拉丁美洲和西班牙不斷崛起的極右翼威權運動。

一直以來，人們都樂于談論那些曾經有過激進立場，但隨著年歲增長逐漸轉向右翼的作家，但略薩的演變相比之下更令人震驚。2021年秘魯大選，略薩令人驚訝地支持他的政治宿敵、前總統阿爾衛托·藤森的女兒藤森慶子。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藤森的堅定批評者，2011年接受《南方周末》專訪時，他還對藤森惠子的落選感到高興，他表示：“如果藤森女兒競選成功的話，也許會重復她父親的錯誤，近10年獨裁統治，造成了權力濫用、不尊重人權之類的事情。”

2022年巴西大選期間，略薩公開支持威權主義候選人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再前一年，他表態支持智利總統候選人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他反對同性婚姻和墮胎權，并對非法移民零容忍。但實際上，早在《瑪伊塔的故事》中，略薩就塑造了一位同性戀主人公，這在當時招致了猛烈抨擊，而略薩對這些批評的回應是，“那些文章表明對同性戀的蔑視和性歧視在拉丁美洲左翼人士心里是如此地根深蒂固。在這個領域里，右翼的表現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2016年，略薩還稱特朗普為“小丑、煽動分子和種族主義者”。

2023年5月，在墨西哥舉行的一次文學獎頒獎儀式上，略薩贊揚了秘魯當時的政治動亂：迪娜·博魯阿爾特（Dina Boluarte）接替因試圖發動自我政變而遭彈劾并入獄的佩德羅·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成為未經選舉、且支持率極低的總統，并在上任后迅速發起對原住民和左翼抗議的鎮壓，期間甚至派出警察進入略薩的母校圣馬爾科斯大學，造成超過50人死亡。在同一場演講中，略薩還譴責了左翼的“取消文化”。在更早些時候，面對西方社會的反性騷擾運動浪潮，略薩在報紙專欄中寫道：“今天，女性主義是文學最堅定的敵人。”

當地時間2017年10月8日，西班牙巴塞羅那，諾貝爾獎得主略薩（左二）與加泰羅尼亞人民黨領袖哈維爾·加西亞·阿爾比奧爾（右）一同領導抗議游行，反對加泰羅尼亞政府推動脫離西班牙的舉措。（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對于略薩的這一轉變，觀察者們給出了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這只是拉美地區政治和意識形態極化加劇的反映，包括略薩在內的新自由主義者正在順應當下的保守化潮流，開始支持強硬派領導人。這被進一步闡釋為整個拉美地區對民主的失望，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已經認為，“你只能選擇喜歡那種威權主義，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

但也有人認為，這是略薩早已持有的內在觀點，只是隨著時代語境的變化終于得以表達，早在2010年，略薩就曾稱贊美國保守主義的茶黨運動，這樣的觀點也部分體現在他的作品中，在接受《紐約客》采訪時，秘魯作家加布里埃拉·維納（Gabriela Wiener）表示：“我翻開他（略薩）的書，看到的滿是種族主義和父權制。”對于這一解讀，曾與略薩合作授課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魯文·加略表示反對，他認為略薩的小說寫作與專欄文章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區分，不同于報紙專欄對于快速、簡潔的要求，略薩在小說中試圖傳達的是“更細膩、多義、復雜的政治思考”。

略薩已經永遠離開，對于晚年的轉向，他沒有給我們留下解答。不過，從今天回看略薩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略薩一直在關注新的時代問題，并對當下的政治和思想生活持續作出反思。如墨西哥裔美國作家伊蘭·斯塔文斯（Ilan Stavans）所說，略薩一直是一位在不斷消化權力矛盾的思想者，這反映在他不斷變化的立場中，實際上，我們大多數人都比某個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標簽所展示得更復雜——這種簡單化立場的思想形態本身正是略薩所批評的。

略薩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授課多年，在一次課程的結尾，有學生問他，如果再寫一部獨裁小說，他會如何寫作。略薩回答道，在未來，獨裁者們很可能不再像《公羊的節日》里那樣暴力粗鄙，而是會更講究技巧，更先進，會慢慢地把個體手中的權利奪走，“當今世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專家，但人文主義者反而越來越少；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技術人才，但知識分子反而越來越少了。”這或許就是略薩給今天的我們留下的啟示。

參考材料：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daily-comment/the-puzzling-increasingly-rightward-turn-of-mario-vargas-llosa

https://www.theatlantic.com/books/archive/2025/04/mario-vargas-llosas-political-journeys/682468/

Cole, Julio H. “Mario Vargas Llosa: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The Independent Review 16.1 (2011): 5-14.

《水中魚：略薩回憶錄》，略薩，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6

《普林斯頓文學課》，略薩，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7

《巴黎評論·諾獎作家訪談》，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10

《拉美“文學爆炸”神話的本土重構》，滕威，《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