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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山西出英才，陳永貴——新中國唯一一位“農民副總理”就來自這片黃土地。

陳永貴

他曾是毛主席生日宴上的座上賓。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71歲生日，艱苦樸素一生的毛主席這次竟出人意料地辦了一個生日宴，邀請了周總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參加，而穿著樸素、頭戴白頭巾的陳永貴顯得很突出。

席間他顯得很緊張，但談到農業，他卻是越說越興奮，毛主席也聽得連連點頭：

“永貴同志，你這個農業專家很了不起呀！”

1975年，陳永貴被毛主席親自提拔為副總理，主管農業工作。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因肺癌去世，他的追悼會規格一直爭論不下，鄧小平出面一錘定音。

陳永貴作出了什么貢獻，讓他從一位農民成了毛主席的座上賓，又被破格提拔為副總理？又是什么原因，他的追悼會規格讓人如此犯難？

毛主席：陳永貴三個字怎么寫？

說起陳永貴，就不得不提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不得不提毛主席提出的口號“農業學大寨”，而陳永貴真正走入毛主席的視野也正是在1964年。

中國是農業大國，解決千千萬萬老百姓的溫飽問題，在建國初年一直是黨中央最重視的問題。

60年代“三年困難時期”時期，如何把人民從糧食短缺，受凍挨餓的狀態中解救出來就顯得更加急迫。

1963年8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名為《在農業陣地上——記昔陽大寨公社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文章，充分贊揚了陳永貴“干部參加勞動的典范”精神。

11月底，經省委調研總結，決定在山西全省掀起學大寨、學陳永貴精神的新浪潮。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再次刊登新華社長篇通訊《大寨之路》，詳細介紹了大寨的成功經驗和大寨人的精神。

1964年3月27日，毛主席南下了解各地農村情況，途經河北省邯鄲時聽取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工作報告。

期間毛主席尤為關心傳聞中“農村干部不參加勞動拿高工分”的問題，陶魯笳借此機會介紹了大寨的情況：

“我們昔陽縣大寨村干部陳永貴，干部管理很有一套，大寨的干部始終堅持在生產第一線，他們實行干部和社員工分有差距，但不懸殊，防止了高工分現象?！?/strong>

毛主席聽了連連夸贊“大寨的辦法好”，陶魯笳提到了《人民日報》的文章中以及陳永貴一月份到北京介紹過大寨經驗。

毛主席迫切地想要多了解一下這個人們口中的“農業能人”，連忙問：

“你們現在有沒有關于陳永貴的材料？”

陶魯茄連連回答：

“有的、有的?！?/strong>

毛主席又問：

“陳永貴三個字怎么寫？他識不識字？”

陶魯笳一邊在紙上寫出“陳永貴”這三個字，一邊回答：

“陳永貴不怎么識字。”

毛主席看著“陳永貴”這三個字，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從此，“不怎么識字”的農民陳永貴的個人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孤兒陳永貴

陳永貴實實在在是“不怎么識字”的苦出身，只在掃盲班學過些字，他能有這樣的成績切切實實是用雙手自己干出來的。

大寨村地處太行山區的黃土高坡，全村面積也只有大概2平方公里，所有的耕地基本都集中在一座虎頭山一側，基本都是坡地，石頭多，土地貧瘠不堪。

當地流傳一句生動的民謠“地里上糞地邊流，沖走水肥露石頭”，曾經的大寨村就是典型的貧困村。

1915年陳永貴出生在這個貧困村里的“貧困戶”，父母給他起了“永貴”這個名字也是希望能擺脫貧困，充滿著對美好未來的向往。

但困頓度日總是那么難，為了糊口，陳永貴的父親先后賣掉了他三個子女，最后連屋里的婆姨都賣了，可貧困還是壓垮了父親，他選擇用一根繩子結束自己，大概連陳永貴也不知道父親為什么獨獨留下了他。

6歲的陳永貴成了孤兒，幸好村里一個老人收養了他，讓他再次有了親人有了家。

也許就是這樣的經歷，讓陳永貴深刻明白集體的力量、互助的意義。

所以土改以后分到了房子和田地的陳永貴，很早就牽頭成立了互助組。

和其他互助組不同，他的互助組里大多都是老人，只有他一個壯勞力。他只能沒日沒夜地干。

最終他的互助組達到了畝產169斤，組里的老人很感謝他，組外的新人也都想跟著他干，久而久之年輕的陳永貴在大寨奠定了群眾基礎，樹立了威信。

1952年，老支書退休以后，點名讓陳永貴接替他的位置。

此后的陳永貴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一定要帶領鄉親們加油干，爭取每頓都能吃飽，每天都能穿暖，這一干就是20年。

陳永貴剛接手時的大寨，畝產只有200斤左右，20年間陳永貴不知道有多少個日夜都在為村民吃飽穿暖這個問題冥思苦想。

幸好陳永貴雖沒什么文化，但他肯干肯吃苦，還肯學，皇天不負有心人還真的讓他找到了辦法。

作為黃土高坡的土著，陳永貴知道他們祖祖輩輩的貧窮和大寨的氣候分不開，畝產只有200斤的土地怎么可能填飽肚子，大寨山坡上的貧瘠土地，他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要保水保肥。

經過不斷地請教專家，學習理論知識，陳永貴最終開創了一種特殊的田地“海綿田”。

“海綿田”顧名思義就是讓土地像海綿一樣能夠不斷地吸收水分，那就需要深翻土地，再用秸稈漚肥均勻地鋪滿。

主要是用來增加土里的腐殖質，這樣加工后的土地保水抗旱，還更加肥沃，植物的根系可以更好地發育。

方法有了，剩下的就是肯干了。

陳永貴帶領村民沒日沒夜地在地里干活，用數據能更好地說明問題：

1952年，在白駝溝打壩24道，造地5畝

1953年，在后底溝打壩25道，造地25畝；

1954年在小背峪溝造地8畝；

1955年起，先后三次在狼窩掌打壩一百八十多道，長7.5公里，把300畝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

1956年，大寨村建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繼續搞挖山填溝，修造梯田。

短短四年時間，大寨村糧食畝產平均增長了近320公斤。

不可否認，初期的大寨村真的是干出來的，這樣的大寨村、這樣的陳永貴很難不成為典型。

隨著畝產量的逐年增長，大寨人的日子越過越好。

早在《人民日報》樹立陳永貴模范典型之前，大寨和陳永貴在山西省內早已小有名氣，特別是1963年夏季，大寨村遭受特大洪災之后，山西省更加重視大寨。

周總理：大寨精神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1963年夏天，一場特大洪水幾近毀了大寨沖垮了，113孔窯洞和77間房屋倒塌，一多半村民無家可歸。

陳永貴和村民們苦干了十多年才開出來的一百多條大壩大多被沖毀，莊稼也都泡水倒伏，180畝耕地顆粒無收。

面對如此的困境，山西省委決定從國庫中撥出救濟糧和物資，地方財政也將撥款幫助大寨渡過難關，可陳永貴為首的大寨黨支部卻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保證讓農民口糧不少、農民收入不少、上交國家統購糧不少”。

這樣的決定說說容易，可是在這樣的大災面前，想要做到可是難于上青天，可是陳永貴就做到了。

陳永貴帶領村民們白天清淤泥、整土地、修梯田、搶種莊稼，晚上還要重建被洪水沖垮的房屋。

就這樣沒日沒夜地干了幾個月，大寨村竟奇跡般地把災年變成了豐收年，不僅農民口糧沒少，甚至還上交給了國家12萬公斤糧食。

大寨村這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徹底“火了”，整個山西掀起了“學大寨精神”活動。

1964年1月，陳永貴被北京市委請到人民大會堂給1萬多人作了報告，陳永貴也“火”到了北京。

毛主席在南下途中對“陳永貴”三個字留下深刻印象，隨即給周總理打去電話，請總理注意陳永貴的事跡以及大寨精神。

周總理調來陳永貴資料，認真閱讀研究后，被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所感動，認為這是個很好的典型，隨即要求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去大寨村做一次深入詳細的實地考察。

陶魯笳

1964年5月，毛主席南下后回到北京，看過陶魯笳蹲點20天后的《大寨大隊調查報告》。

隨即在6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特別強調了：

“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幾個大寨，多出幾個陳永貴。陳永貴雖識字不多，但他干的事情可不少??！”

1964年12月，陳永貴當選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代表，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介紹了陳永貴的事跡以及大寨工作經驗。

周總理表示：

大寨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進行農村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值得大大提倡。

黨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農業學大寨”號召。

會議結束后，成為毛主席生日宴座上賓的陳永貴，決計想象不到被抬上高位的他有一天會當上副總理，那么努力的他有一天也會主動請辭。

陳永貴：大寨怎么就成了累贅了？

1965年初，全國范圍的大規模學大寨運動開始了。

精神方面，學習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不向國家伸手，靠集體力量戰勝困難，奪取勝利；經驗方面，興修水利、改造低產田、建設高產田等等。

1966年8月12日發布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正式提出：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

毛主席就是用這個口號鼓舞人心，團結人民，增強斗志，讓全國人民一條心，跟著黨走。

對于陳永貴個人，也隨著轟轟烈烈的學大寨精神，變成了越來越出名的典型，俗話說就是“當上大官了”。

從北京回來不久，陳永貴先后擔任過昔陽縣委書記、后又擔任晉中地委書記、山西省委副書記等職，并且在1975年1月當上分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他的任務就是利用自己的經驗“普及大寨縣”。

陳永貴來到中央工作后，深感坐機關并不適合他，于是要求“三三工作制”，他想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北京、三分之一跑全國、三分之一回大寨，得到了毛主席的特批。

雖然當上了副總理，但陳永貴的裝束習慣并沒有變，仍然一副“老農民”的模樣，工作起來卻更加地努力認真。

作為黨的高級干部，陳永貴是有短板的，在掃盲班陳永貴最多認識了一千字，應付日常生活肯定沒問題，但批閱文件就有些吃力，這方面他的秘書幫了不少忙，但以陳永貴的能力他不完全依賴秘書。

陳永貴的秘書回憶說，他每次發言都不用演講稿，雖然講的都是大白話，但從政策到理論都不會有偏差，這也是他能做副總理的覺悟和能力。

轟轟烈烈的學大寨運動搞了十幾年，人性使然，中間難免會有偏差，例如國家資源的傾斜，還有后期數據造假事件等等。

到1978年5月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之后，運動引起人們重新反思，到1980年“農業學大寨”運動徹底畫上句號，陳永貴也在這一年主動請辭副總理職位。

考慮到陳永貴已經66歲，也到了退休的年紀，身體也不好，組織上安排他在北京休養，并按照行政13級的退休待遇。

陳永貴非常知足，但每當在報紙上看到關于大寨的報道和評價，他都會生氣。

陳永貴會忍不住對身邊秘書發脾氣說：

“大寨怎么就成了累贅了？”。

陳永貴不明白他一鍬一鎬刨出來的大寨，多少汗水澆灌出來的大寨，一直是先進典型的大寨，怎么就成了累贅了呢？

秘書把陳永貴經常生氣的事兒匯報給了李先念同志，陳永貴自己請求找點事做，遂組織上安排他到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繼續發揮余熱。

大寨精神或許走偏了路，但陳永貴本人對黨性原則的堅持從未改變，值得稱贊。

他從不占公家一絲一毫，做副總理期間總會有一些出訪或者會談任務，自然也會收到一些小禮物，陳永貴不管禮物大小，一律上交組織。

小事上堅持原則，大事上他也從不含糊。

按照規定，陳永貴到北京工作后，可以把戶口遷過來，拿國家工資。

但陳永貴并沒有這樣做，戶口仍然在大寨，也不拿副總理的工資，在北京的開銷，主要還是靠山西發放的補貼，因戶口還留在大寨，所以大寨照常給他記工分。

1986年，72歲的陳永貴患上肺癌不到半年就離世了，他走后留下遺囑說“喪事一切從簡”。

雖有遺囑，但鑒于陳永貴早年的貢獻，又曾擔任黨的高級干部，他的追悼會應該按照什么規格合適，一時爭論不休，鄧小平此時開口一句話：“按照副總理標準辦理”，定下了傳奇“農民副總理”的追悼會調子。

追悼會當天華國鋒到場悼念，追悼會結束后陳永貴骨灰運回家鄉大寨安葬，安葬在大寨虎頭山上，大寨數萬百姓哭喊著“老書記”來送陳永貴最后一程。

結語

在陳永貴走了十六年之后，他的兒子透露，陳永貴臨終前準備把家中僅剩的8000元存款全部上交黨組織，后因為妻子提醒“你都上交了孩子念書怎么辦？”，他修改遺囑：將5000元上交組織。

陳永貴用農業知識，創造了大寨奇跡，也由此得到了毛主席的賞識，難能可貴他自始至終不忘初心，牢記“為人民服務”，成為新中國史上唯一一位“農民副總理”，不可謂不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