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定興臥龍書院

紅薯之父陳振龍：一根藤蔓改寫中國歷史

從“小偷”到“救世主”的傳奇

在福建長樂的青山綠水間，一座“先薯亭”靜靜佇立，亭柱上鐫刻著郭沫若的詩句：“此功當得比神農”。這座紀念亭的主人，是明朝萬歷年間一位普通的商人——陳振龍。他因冒死從菲律賓偷回一根紅薯藤，不僅拯救了千萬百姓，更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這個看似簡單的“偷藤”行為，為何能引發如此深遠的影響？這背后又隱藏著怎樣的文明密碼？

商海浮沉：從秀才到“番薯伯”的人生轉折

陳振龍（約1543-1619）出生于福州長樂書香世家，自幼飽讀經書，20歲中秀才，卻屢試不第。彼時，明朝科舉競爭激烈，加之福建“地瘠民貧，一遇旱澇，餓殍遍野”，萬歷十六年（1588年）福州饑荒甚至導致“人相食”的慘劇。面對家鄉的生存危機，他毅然棄儒從商，隨長樂商幫遠赴呂宋島（今菲律賓）經商。

在呂宋，陳振龍發現當地廣泛種植的朱薯（紅薯）具有“瘠土沙地皆可活，每畝可得數千斤”的特性。這種作物不僅耐旱高產，且“生熟可食，六益八利”，成為當地人的主要食物。而陳振龍家鄉福建的糧食作物以水稻、小麥為主，畝產僅兩三百斤，難以滿足人口增長需求。目睹兩地生存差異，他萌生了引種紅薯的念頭：“若得此藤，可活千萬人”。

九死一生：突破殖民封鎖的冒險歷程

西班牙殖民者將紅薯視為“國寶”，嚴禁薯種外流，違者處死。陳振龍歷經三次失敗：

1. 首次嘗試：將薯塊藏于貨物箱底，被海關查獲并遭毒打；

2. 二次嘗試：購買薯苗盆栽偽裝，被殖民者焚毀；

3. 三次嘗試：賄賂船員夾帶，卻因海上風暴腐爛。

直至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他終于想出絕妙計策：將薯藤絞入浸鹽纜繩，涂抹淤泥掩人耳目。歷經7晝夜航行，這根承載著希望的藤蔓穿越南海，抵達福建長樂。現存《金薯傳習錄》記載：“振龍子經綸，以藤絞入汲水繩中，遂得渡海”。

破土重生：從試種到全國推廣的濟世之路

歸國次年（1594年），福建大旱，巡撫金學曾張榜求策。陳振龍父子冒死呈稟：“以薯藤七尺，按入土中，即傳種成活，功倍五谷”。在紗帽池試種成功后，金學曾立即通令全省推廣，并編撰中國首部薯類專著《海外新傳》，詳細記載紅薯的生長特性與種植方法。

推廣過程中，陳氏家族五代接力：

- 第二代：陳經綸撰寫《種薯傳授法則》，推動閩地普及；

- 第五代：陳世元（曾孫）乾隆年間自費赴山東、河南推廣，耗盡家財；

- 第七代：乾隆五十年（1785年），朝廷頒旨全國種植，甘薯終成“國糧”。

至清乾隆年間，紅薯已占全國糧食總產的12%，支撐著4億人口的生存需求。農學家陸耀《甘薯錄》統計，僅直隸省年產量即達2000萬石。

文明躍遷：人口、經濟與文化的連鎖反應

1. 人口激增

美國學者何炳棣指出，紅薯推廣使中國人口從1.5億（1700年）增至4.3億（1850年）。乾隆年間人口突破4億，史稱“乾隆人口大爆炸”。福建人口從萬歷年間173萬增至道光年間1500萬，印證了“鄉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的民謠。

2. 農業革新

紅薯“不擇地而生”的特性，使福建耕地從明初12.4萬頃增至清中葉18.9萬頃，新增多為番薯田。其高產特性（春薯畝產4000斤，夏薯2000斤）打破小麥、水稻主導的糧食結構，成為災年“第一義救荒作物”。

3. 文化記憶

福州烏石山“先薯亭”成為精神象征，郭沫若贊其“功勛當得比神農”。清代《金薯傳習錄頌》詩云：“靡種弗生，無磽無沃……我樹其苗，黔陽之曲”，道盡紅薯對武陵山區百姓的救贖。

歷史原聲：當事人的信念與時代回響

陳振龍《稟帖》：“雖仆父子身膏野草，亦所甘心”；徐光啟《農政全書》：“閩廣人賴以救饑，其利甚大”；乾隆《推廣甘薯諭》：“最宜備荒，令直省廣行栽種”。這些文字背后，是陳振龍超越個人安危的濟世情懷，也是傳統士大夫“民胞物與”精神的當代延續。

一根藤蔓的文明啟示

從菲律賓到福建，從一根藤蔓到億萬人餐桌，陳振龍的故事揭示了三個深刻的文明密碼：

1. 生存智慧的全球流動

紅薯從南美到菲律賓，再從呂宋到中國，其傳播路徑印證了人類文明在危機中的互鑒與共生。

2. 小人物的大歷史

陳振龍以商人之身擔起救國使命，展現了“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擔當。這種精神與袁隆平推廣雜交水稻一脈相承，共同構成中華文明“以農為本”的精神底色。

3. 創新與傳承的力量

陳氏家族五代接力推廣紅薯，翁若梅等官員的接力推廣，體現了技術傳播中“知行合一”的重要性。正如現代農學家所言：“農業創新需要陳振龍式的冒險，更需要制度化的傳承”。

如今，中國紅薯年產量達5000萬噸，占全球57%。當我們品嘗烤紅薯時，不妨想想四百年前那根穿越風浪的藤蔓——它不僅滋養了中華民族，更啟示我們：真正的文明進步，往往始于對生命韌性的深刻洞察與無私傳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