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世后，近代史被以改寫。

此人正是鄧仲元。1914 年，奉孫中山先生之命，鄧仲元秘密回國，積極投身于策劃廣東討袁起義的工作中。

1916 年，鄧仲元出任中華革命黨東江司令官，參與討袁驅龍戰役。在博羅、石龍等地，他與敵軍展開了長達月余的艱苦鏖戰。面對裝備精良、人數眾多的敵軍，鄧仲元充分發揮其軍事才能，成功牽制了北洋軍南下的步伐。

次 年，粵軍正式宣告成立，鄧仲元出任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他以獨到的眼光，選拔了李濟深、鄧演達、葉挺等一大批青年才俊。同時，他積極引入先進的日式軍事訓練體系，對士兵們從體能訓練到戰術配合，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嚴格訓練。在他的悉心打造下，第一師迅速崛起，成為粵軍的精銳之師。

1921 年，孫中山先生高瞻遠矚，主張通過北伐實現全國統一；而陳炯明則堅持 “保境安民” 的主張，認為應先致力于地方的建設與發展。雙方分歧逐漸顯現，矛盾日益加深。

為了維護革命陣營的團結，避免因內部矛盾而導致革命事業遭受重創，他不辭辛勞，頻繁往返于廣州與惠州之間，積極調解孫陳二人的分歧。

次 年 3 月 21 日傍晚，鄧仲元懷著對恩師周善培的敬重，前往香港迎接其歸來。之后，他與恩師一同乘坐廣九火車返回廣州，抵達大沙頭車站。就在他剛剛踏出車廂，準備與前來迎接的人員打招呼之際，突然，兩名槍手從暗處竄出，近距離向他射擊。

鄧仲元躲避不及，右胸與腹部不幸中彈，瞬間鮮血染紅了他的衣衫。隨后，他被緊急送往中法韜美醫院進行搶救。然而，由于傷勢過重，子彈對其內臟造成了嚴重損傷，經多方全力救治仍無效，于 3 月 23 日凌晨逝世，年僅 36 歲。

不過，事發當日，陳炯明僅派司機前往車站迎接鄧仲元，卻未安排衛隊護送，這一細節在事后引發諸多猜測。

第一種猜測是陳炯明下的手：鄧仲元遇刺前三個月，孫中山與陳炯明在北伐問題上已呈水火之勢。作為粵軍 “二號人物” 的鄧仲元，堅持 “粵軍當為革命前驅” 的主張，與陳炯明 “保境安民” 的割據思想激烈碰撞。

刺客所用的勃朗寧 M1903 手槍，恰與陳炯明衛隊制式武器相同。更值得玩味的是，陳炯明在案發后既未全力緝兇，反將親信葉舉部調防廣州。時任大本營參軍的李章達在回憶錄中直言：“仲元之死，實粵局分裂之先聲。”

第二種猜測和北洋政府有關：彼時直系曹錕正密謀 “武力統一”，鄧仲元籌建的兵工廠已能日產步槍百支，其麾下的第一師更裝備著從德國進口的克虜伯山炮。上海《申報》曾披露，北洋政府曾向香港黑幫 “安青幫” 支付 20 萬銀元懸賞。更巧合的是，案發次日，駐廣州的北洋密探突然集體撤離，而香港某英資銀行賬戶當日出現巨額資金流動。

最后一種就是 “私人恩怨說” 流傳：指鄧仲元任警務處長時曾嚴打煙賭，觸及某幫派利益。但查閱 1921 年廣州警察廳公報，涉案頭目梁福早在鄧遇刺前半年被捕，此說可信度存疑。另有 “蘇聯顧問誤判論”，稱共產國際誤將鄧視為陳炯明同黨，但共產國際檔案顯示當時尚未建立與粵軍的直接聯系。

鄧仲元逝世后，孫中山先生深感痛惜，追授他為陸軍上將，并親自題寫墓碑。

鄧仲元的去世讓近代史得以改寫。

原定 4 月誓師北伐的計劃因鄧仲元遇刺被迫推遲。孫中山不得不將滇桂聯軍納入指揮體系，卻埋下 “楊劉叛亂” 隱患。更深遠的影響在于，鄧仲元主導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停滯，原本計劃引進的德國軍事顧問團轉而投奔馮玉祥。這直接導致黃埔軍校初期裝備簡陋，學生軍甚至需用木槍訓練。

不僅如此，此事還加速了孫陳之間的決裂，間接引發了兩次東征以及廣東政局的劇烈動蕩。而且，鄧仲元和許崇智是孫中山最為倚重的兩大軍事干部，如果他不死，蔣介石很難用那么快的速度冒頭。

參考資料：

人民日報：《“陸軍上將”——鄧鏗（為了民族復興·英雄烈士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