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企業將面臨生死Q2？

中國ODM企業對美國出口的產品多為中高端類型，而非洲或東南亞市場的消費能力有限，難以承接大規模的美國訂單。第二季度對于外貿企業來說至關重要，若無法找到出路，裁員規模可能將比較大。

文：中外管理傳媒 任慧媛

責任編輯：胸懷天下

管理解讀：冉濤（“中國造隱形冠軍”評選評委、前華為全球招聘負責人、深圳百森咨詢創始人）

當18世紀珍妮紡紗機的轟鳴聲揭開第一次工業革命序幕時，大英帝國或許未曾料到，這臺機器啟動的不僅是生產效率的革命，更是一個持續三個世紀的全球權力更迭周期。

歷史進程表明，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伴隨著全球產業鏈的重構與霸主易位——蒸汽動力重塑了殖民體系，電氣革命催生了美式霸權，信息技術則奠定了全球化秩序。如今，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與綠色能源構成的新領域上，一場關于未來產業鏈主導權的攻防戰正借由關稅壁壘展開全新較量。

2025年4月，一場始料未及的關稅大戰驟然掀起，使得全球經濟格局陷入了劇烈的動蕩之中。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4月10日凌晨，美國政府又拋出了“90天關稅暫停”政策，將普遍稅率降至10%，但唯獨把中國、墨西哥和加拿大排除在外。

4月16日，美國白宮網站發布的一份針對232條款的“事實清單”中提到，“中國現在面臨著對進口到美國的產品征收最高可達245%的關稅”。

針對美方的這一做法，中國商務部迅速做出回應，明確表示若美方繼續玩這種“關稅數字游戲”，中方將“不予理會”，并保留進一步反制的權利。

以往的加稅與反制政策雖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市場波動，但從未像此次這般劇烈，致使全球各地供應鏈從業者均深切體會到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那么，此次關稅危機究竟是結構性的“黑天鵝”事件，還是階段性的策略博弈？中國企業在產業鏈布局方面又應如何作出相應調整？

第二季度至關重要！

這輪“關稅大戰”，被業界普遍視為自2018—2019年中美貿易戰之后，美國對中國制造業最大規模的一次直接打擊。

“比起50%、100%關稅，我更擔心的是每天早上醒來，不知道特朗普又整了什么新動作。也許今天能做，但明天又不能做了。”被裹挾其中的企業主叫苦不迭。

以義烏為例，這個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60%的工廠靠外貿吃飯，現在碼頭堆著價值上百億的貨物，有的企業主看著堆積如山的庫存直嘆氣：“以前是‘世界超市’，現在成了‘世界倉庫’！”

有人算了筆賬：“原來利潤還有15%，如今卻虧了30%，生產線只能停擺。”

據統計，這場“關稅大戰”直接給3000萬外貿從業者帶來了沖擊。要知道，中國的ODM企業大概率都是對美國出口的。曾經一度，美國作為統一的大市場，行業細分程度非常高，形成了垂直化、專業化的貿易生態。而中國企業憑借專業和成本優勢，在其中長期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中國企業通過ODM/OEM‘訂單制’模式承接大批量、標準化的生產需求。這種模式依賴美國客戶的高效溝通（如郵件下單、極少線下接觸）和穩定的信用體系，降低了營銷與關系維護成本，這曾是一門非常純粹和正規的生意，但如今的關稅大戰直接切斷了這一生意鏈條。”“中國造隱形冠軍”評選評委、前華為全球招聘負責人、深圳百森咨詢創始人冉濤告訴中外管理，相比較而言，東南亞市場甚至國內市場，如果不做營銷不搞關系，生意要難做得多。

此前，“中國制造”的產品能夠通過轉口貿易以及所謂的“洗產地”出口方式進入美國市場——例如，借助墨西哥與加拿大之間的美墨加協定進行間接出口，或者在越南、柬埔寨和緬甸設立工廠，以當地企業的身份進行產品出口。

然而，此次中國“借殼”重鎮加拿大與墨西哥，均深陷美國加征關稅的重災區。關稅的影響已蔓延至全球各地，甚至對供應鏈中的“轉口貿易”展開了穿透式審查。以墨西哥輸美汽車為例，若其中含有中國零部件，這些零部件或將被追溯并征收疊加關稅。這預示著，企業僅依靠地理遷移來規避供應鏈成本激增的策略恐難奏效，可選之路所剩無幾。

在冉濤看來，中國ODM企業對美國出口的產品多為中高端類型，而非洲或東南亞市場的消費能力有限，難以承接大規模的美國訂單。同時，這些ODM企業缺乏適配低端市場的供應鏈和生產線。因此，此次關稅大戰對中國一直專注于優質產品的優秀企業而言，無疑是一次嚴峻的挑戰，打擊巨大。“第二季度對于外貿企業來說至關重要，若無法找到出路，裁員規模可能將比較大。并且，如果非美國市場的業務無法拓展，到了三季度，部分員工也可能面臨被裁的風險。”

“多極化制造”或不可逆轉

一些企業數年前便開始投資海外代工廠及物流基礎設施，特別是在馬來西亞、墨西哥和波蘭等地區，現在來看似乎是提前了一步。但“產業鏈遷移”不是意愿問題，而是能力問題。

要真正實現全球制造布局，企業不僅要建廠、組建團隊，還需在全球范圍內鋪設線下售后網絡、設立分倉、進行品牌運營等，這是一個企業體系不斷進化的過程。

而土耳其、印尼、越南、泰國等國家，其本地制造的運行效率遠不及中國。中國的制造文化、執行力、供應鏈資源密度乃至所謂的“精神內卷”，是經過幾十年沉淀積累形成的，東南亞地區并不具備這樣的工業文明基礎。

這些國家可以進行轉產、設立分倉、變更產地等操作，但這并不等同于簡單地將產業“搬走”或者產品銷往美國就等同于出海。實際上，這要求企業的組織體系、資金結構以及客戶分布都要實現全球化，這是一場全球品牌影響力與本地化組織能力的綜合較量。

因此，此次關稅調整就像是對“體系化出海能力”的一次結構性檢驗。在這場檢驗中，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不再局限于產品的優劣和渠道的強弱，更在于其是否具備供應鏈調度的靈活性、在全球品牌與價格方面的話語權以及對政策波動的承受能力和應變機制。

越來越多的觀點認為，中國制造不會退出核心舞臺，但“多極化制造”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例如，10多年前在東莞建廠并通過兩輪融資就能開展業務的模式，未來將轉變為東莞與東南亞、拉美、中東等地協同作戰的新模式。

也就是說，真正的分水嶺并非政策的變化，而是企業能力的分層。那些能夠構建海外組織能力、打造全球化人才團隊的企業，那些既能從中國制造中汲取高效經驗，又能在其他地區復制邊際生產力的企業，那些能夠應對政策波動、定價變化和供應震蕩，依然保持長期利潤空間的企業，才有資格成為下一輪全球制造變革中穩固立足的“中國品牌”。

內銷突圍

放眼海外的同時再將目標轉向國內，當前處在難關中的外貿企業出路不多，但一定繞不開“出口轉內銷”。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約48.8萬億元，較上年增長3.5%。同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列為首要任務，擴內需各項政策正在加力擴圍，這都為外貿企業“內銷突圍”開辟了更廣闊空間。

“出口轉內銷”既可幫助外貿企業打開國內市場，渡過難關，也可為消費者帶來更多高品質、多元化的好產品，同時，有利于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當然，“出口轉內銷”絕非易事。外貿企業作為國內市場的“新兵”，拓展銷售渠道、生產線轉向、品牌建設等難題，都是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

對此，作為消費端的國內多家電商平臺、大型商超已經集體出手，宣布將扶持外貿企業“出口轉內銷”，大力搶灘國內市場。首先站出來的是京東，4月11日，劉強東一聲令下：未來一年要投2000億元，專門大規模采購“出口轉內銷”的商品，給外貿企業開辟一條“國內生路”。

京東通過自營直采，繞過中間商，工廠直接對接京東倉庫，以前出口賺1美元，現在內銷能賺8元（人民幣）；并且給予流量傾斜和反內卷保護，設立價格保護機制，禁止同行惡意低價競爭，確保企業利潤“穩得住”。

這項2000億元的采購計劃，看似“虧本買賣”，但實際上隱藏著戰略布局：外貿商品基本上都符合國際標準，京東利用這個機會創建“國貨精品館”，以吸引中高端消費者，爭搶新消費市場。同時，采用直采方式去掉中間商，商品價格降低20%-30%，為“百億補貼”提供了新的動力。

緊隨京東之后，盒馬也開放了綠色通道，24小時加急審核入駐；華潤萬家在全國2000家門店辟出“外貿精品專區”；永輝超市推出“15天極速上架”服務；抖音推出“外貿嚴選”直播專場，單場銷售額過億……

過去，每逢外部市場出現波動，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疫情期間，不少外貿企業為暫渡難關，都曾“出口轉內銷”。而如今的“出口轉內銷”又有了些不同意味，這不僅僅是救急之舉，更蘊含長遠發展之計。

短期來看，供應鏈成本激增和通脹壓力將持續，但美國對高端制造業的爭奪將倒逼全球產業鏈向區域化、技術自主化轉型，從“被動接單”轉向“主動定義市場”；同時也倒逼中國企業修煉“內功”，從“代工廠”變成“品牌商”。只有通過全渠道整合、技術適配與合力協同才能破解轉型陣痛，在產業鏈重構中占據主動地位。

有觀點預測：當前市場在高漲情緒下難以實現理性博弈，待兩個月后，美國消費者將切實感受到物價上漲、貨架空缺以及通脹加劇的痛楚，屆時蘋果、沃爾瑪及美國農產品協會等或將向白宮施壓，這或許將成為“關稅戰”的轉折點。

話說回來，貿易保護主義從未真正勝利，卻總讓世界付出慘痛代價。若執意以鄰為壑，歷史或將再次證明——高墻之內，唯有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