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José García Márquez，1927.3.6 — 2014.4.17）的忌辰。我們將1976年馬爾克斯與哥倫比亞電視臺的專訪翻譯、整理成了文字版，盡可能還原了馬爾克斯的原意。馬爾克斯在采訪中講述了他人生中的諸多經歷，我們能從中窺見他幽默風趣的性格側面，對進入他廣闊精妙的文學世界一定有所幫助。你最偏愛馬爾克斯的哪本書？歡迎留言與大家分享。

▲加西亞·馬爾克斯，哥倫比亞文學家、記者和社會活動家，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代表作《百年孤獨》《霍亂時期的愛情》《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

“我不知道人們對我是愛是恨，不知道他們對我評價如何。我曾經說過，現在也仍然這樣認為，投入寫作是為了讓別人更喜歡我。我覺得這是作家寫作的根本原因之一。現在的問題是，在三十年的寫作生涯之后，作家對別人的想法依舊無從得知。”

——馬爾克斯

幾十年來，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都試圖為加西亞·馬爾克斯拍攝電視專訪，但他是個極其害羞的人，幾乎一貫拒絕。然而那年他決定講述自己的部分人生，并選擇了一家哥倫比亞電視公司和一位哥倫比亞記者來完成這件事。這是我們RTI電視臺與我的幸運。

▲采訪中的馬爾克斯（來自采訪截圖）

01

初到波哥大

問：您的某些文字中提到，您可能在13歲進入青春期時經歷了某種意義上的“暴力”的轉變——因為您在13歲時只身前往波哥大。你還記得初到那樣一個與加勒比海岸文化差異極大的地方，是一種怎樣的感受嗎？

首先，站在1976年的我們很難想象1943年的哥倫比亞，也就是你提到的那個年代。我覺得那時候的哥倫比亞是由很多個不同的“哥倫比亞”組成的。在波哥大，人們以為哥倫比亞就等于波哥大。當然，這是我現在才理解的。

但你要知道，那時候如果你想申請獎學金，比如我當時在巴蘭基亞，就必須去波哥大參加一個全國性的考試。那時家里幾乎每年都有一個孩子出生。我13歲的時候就差不多有八個兄弟姐妹了。所以我意識到除了離開家以外我別無選擇。而這其實對我和家庭來說都有好處——對個人而言是逃出生天，對家里來說則是減輕負擔。于是我決定從巴蘭基亞去波哥大參加獎學金考試。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應該是1943年，我當時大概13或14歲。但是具體幾歲我已經記不清了，誰也說不準。我父親給我買了去波哥大的船票。我是乘坐一艘沿馬格達萊納河行駛的船出發的，正常需要8天，但如果船在路上擱淺，在那時可能要15、16天，沒人能預料。但即便是擱淺了，大家也不會覺得煩——反而像是一場節日。

我記得那趟旅程并不算太波折，大概花了10天。我們到達了薩爾加鎮，然后換乘一列火車緩緩地上山，就像是用指甲一點點抓著往上爬。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比海平面高出3米以上的東西。火車在下午駛入高原，像一匹小馬一樣氣喘吁吁地爬坡，然后突然跑起來，在每個站點停下。那里賣著黃色的雞、雪白的土豆……這些新奇的事物對當時的我來說簡直是從未想象過的奇跡。而且，天氣也很冷。對那些一直生活在高地的人來說，冷不算什么。但對我們這樣常年生活在海岸的人而言，那種寒冷的感覺簡直難以想象。不斷上升的海拔令我有些呼吸困難。我們習慣了淹沒在氧氣中，到這兒卻覺得吸不夠空氣，這太奇妙了。

然而，出現了一個問題，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波哥大這座城市。我是在1943年下午四點獨自一人抵達波哥大的薩瓦納車站的。很多人采訪時都問我見過的最令人震撼的城市是哪一個？我去過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大城市，但我的回答始終是波哥大。

那天下午的波哥大是灰色的，是一座灰姑娘一樣的城市，陰雨連綿，街角電車劃過時會冒火花，所有人都掛在電車上……男人們都穿黑衣服，戴帽子，街上連一個女人的影子都沒有。對我們這些海邊長大的男孩來說，這簡直是災難，盡管我當時只有十三歲，看到一個城市里一個女人也沒有也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帶著一個大皮箱（那時候旅行都用皮箱），問誰能幫忙箱子送到第十大道上的旅館——那是一條非常窄的小街。（插個題外話，我突然意識到這已經過去那么久，我幾乎可以算個老波哥大人了。人生兜兜轉轉啊）。他們說可以找輛“驢車”送箱子。于是我雇了一個車夫，從薩瓦納車站拉到了第十大道與第十九街交界，那有一尊Caro（哥倫比亞政治家的雕像）的雕像，太久遠了，我已經記不清了。

那天晚上我鉆進被窩時，以為有人惡作劇把被子弄濕了，不知哪里傳來一聲大叫：“這就是波哥大！得學會在這兒睡覺！”這不是海邊，再艱難也要習慣這種生活。

當時大概有800到900人競爭30或40個獎學金名額。但我的運氣一直很好，這我常說。

▲波哥大暴動（El Bogotazo） 1948年，也就是馬爾克斯21歲時，波哥大暴動爆發了，此后暴力氣氛一直籠罩在哥倫比亞上空，也影響著馬爾克斯的創作

02

關于《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

很多有天賦的年輕作家，寫得很好卻從沒人肯發表他們的作品，這種事幾十年前有，現在也有。

后來，《觀察家報》的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博爾達發表了一封讀者信，說：“我不認同這位讀者的觀點，但如果真的有哪個年輕作家被忽視了，歡迎他把作品投給我們，我們將為他敞開文學副刊的大門。”我當時寫好了不止一個故事，好像是兩個，就裝信封里寄給《觀察家報》，應該是星期一還是星期二寄的。我對發表很有信心，但以為得等一兩個月。沒想到第二個星期六，當我走進第七大道上的一家咖啡館時，看到有人正攤開《觀察家報》的副刊，標題就是我的故事，占了整整八欄。有意思的是，我身上居然沒有買報紙的錢。我飛奔回旅館，告訴朋友：“我看見我的故事登出來了！”他不相信，說：“你不是周三才寄的嗎？今天才星期六啊。”但他有零錢，我們一起去買了報紙，果然登出來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時候，《城市與世界》專欄登出Salamea寫的評論，說希望讀者注意到了這個新作家，對那篇小說表示高度贊揚。

當時我最大的感覺是：完了，我再也回不了頭了，只能一輩子當作家。

問：后來，《觀察家報》派你去瑞士報道四國會議（冷戰時期的重要國際會議），你接下來是怎么走的？

我在日內瓦呆待了三年。然后覺得，直接從那回哥倫比亞結婚未免太夸張了，于是去了羅馬，住了八九個月，又回到巴黎。

我記得有一天在巴黎和朋友在咖啡館，他正看著報，突然說這兒有條可能對我很糟的新聞，《觀察家報》被封了。

我說：“這是你能告訴我最好的消息。”因為那意味著我不必回哥倫比亞了。

問：很多人說你背棄了祖國。

不是“人們”說，是那些體制代言人和“廉價左派”說的。他們總是在錯誤的事情上達成一致。事實上，我不在哥倫比亞生活是出于一些偶然原因。批評我的人認為國外的生活比國內好，這個假設本身就是錯的。我敢保證，沒有一個地方比哥倫比亞更適合我。人們都對我很好，街上、餐館里、出租車上，大家都不肯收我錢，到處都想讓我開心。有次我打長途電話，接線員說他們在罷工，但為了我她會破例。這種說我背棄祖國的說法，完全是胡說八道。不管我在世界哪個角落寫作，就算是在日本，那都是在寫哥倫比亞的小說。只要是我寫的，它就屬于哥倫比亞。

我本來有回哥倫比亞的機票，然后我去了航空公司，把機票退了并把退回的現金塞進了床頭柜，然后終于實現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個夢想——可以安心坐下來寫作，不用再受任何人打擾。

我坐下來開始寫《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這篇故事不是被誰寫出來的，因為它的結局已經注定。我熟知我祖父的事，他一輩子都在等待他的內戰退伍軍人撫恤金。當我祖父去世的時候，我祖母跟我說：“你祖父是在對撫恤金的等待中死去的。但我不擔心，總有一天你們會收到的。如果你收不到，你的孩子會收到。”——但那筆退休金，永遠都沒來。所以我一直覺得這可以寫成一個喜劇。在巴黎時，我開始創作這個永遠等待撫恤金的上校的喜劇。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寫作，從床頭柜里拿點錢，下樓去拐角吃飯，然后再上來寫。直到有一天，我把手伸進去，摸啊摸，什么都沒有了，一分錢都沒剩下。

于是我把這個原本打算寫成喜劇的故事徹底翻轉過來，開始按真實情況來寫。我開始向朋友們發出求救信號。那時我住在七樓，沒有電梯，要下樓看看有沒有信，然后上樓再寫一頁。不可思議的是，隨著寫作的推進，我漸漸意識到：那封信永遠不會到來，我那些求助的朋友也永遠不會回信。于是我寫的故事內容，和我當下的現實，幾乎完全重合。這也是為什么，盡管所有評論家都持反對意見，我依然認為如果說我寫過一本最好的書，一部杰作，那就是《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因為我寫下的是每天真實發生的生活。

▲《觀察家報（El Espectador）》頭版，《觀察家報》是一份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于 1887 年創立，是目前哥倫比亞出版的最古老的報紙，也是美洲最古老的報紙之一。

03

關于《百年孤獨》

問：我把巴黎的那段時期，與多年后你在墨西哥寫《百年孤獨》的時期聯系在一起。你那時也放棄了一份廣告公司的工作，全心投入寫作，那段時間很艱難——你太太記得非常清楚。我印象很深的一個傳聞是：你寫完《百年孤獨》后，去郵局把稿子寄到阿根廷。我不確定你當時是不是連郵費都沒有。你還記得那個時刻嗎？

其實沒有傳得那么嚴重啦。問題是，《百年孤獨》的稿子比我預想的重多了。

你看，我是在墨西哥寫的《百年孤獨》從1965年開始，到1967年結束。那是一段很美好的時光。換句話說，那段日子很不容易，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錢，但那段時間也很美好，因為我像火車一樣不停寫作，這是一個作家身上能發生的最好的事。因此當我看到《百年孤獨》向我不可阻擋地走來時，我對梅賽德斯（我的妻子）說：“這事就交給你了。”（指錢財事務），她當然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奇怪的是，我現在問我的孩子們，他們回憶那段時期的時候，只記得我總是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從不出來。而我自己卻一直覺得我是個特別有人情味、特別喜歡社交的人。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那18個月里，我幾乎沒出過房間。

不過我記得，我有一次是確實出門了。那是因為梅賽德斯跟我說她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家里揭不開鍋了。當時我還有輛車，我把它開到當鋪去典當了，然后把錢帶給梅賽德斯，跟她說：“這夠我們用十年了。”結果三個月就花完了。

我繼續寫作。寫到一半時，房東打電話給梅賽德斯，說：“女士，您已經欠了三個月的房租了。”

她掛掉電話后問我：“你還需要多久才能完成這本書？”

我說：“大概六個月。”

她便回撥電話說：“先生，我們不僅欠您三個月的房租，還會再欠您六個月。”

房東問：“那第七個月能不能把所有的房租一起付清？”

她說：“是的，所有”

房東說：“如果你能說到做到，那就沒有問題。”

而她則承諾道：“我以榮譽擔保。”

你知道嗎？到了第七個月，我們真的把所有的房租都還清了，不是靠《百年孤獨》的稿費，而是因為我寫完后又做了廣告工作，靠那些收入把債還清了。小說完成的那天，梅賽德斯和我一起去郵局寄稿。整整有700頁。工作人員稱了重量后說，從墨西哥寄到阿根廷需要83比索。但我們只有45比索，我就把書一分為二，說：“就寄到45比索為止。”我把書像切肉一樣一刀刀分開，當重量剛好到45比索時，我就把那部分包好寄了出去，然后帶著剩下的一半回家。

回到家后，梅賽德斯把最后還能典當的東西拿出來了：一是我用來寫作的取暖器（我可以在任何環境寫作，除了寒冷的環境），一是她的吹風機，還有一個攪拌機，是她一直用來給孩子們打果汁的（孩子們長大了，不再需要果汁了）。她把這些送到當鋪，換回了50比索。我們帶著剩下的一半手稿又去了郵局，這次郵費是48比索。梅賽德斯付了50比索，收了兩比索的零錢。走出郵局時，我注意到她氣得臉都綠了，說：“現在就差這本小說是個爛小說了。”

▲插圖：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在其工作室

04

關于《族長的秋天》

我很久都不看評論文章了。但《百年孤獨》出版后，評論如潮水般涌來，一開始我帶著一種完全可以理解的、自然的、正當的強烈焦慮，急不可耐地撲向那些評論，想看看他們是否喜歡。后來我意識到，他們其實并不關心他們是否喜歡這本書，他們更想告訴我接下來該寫什么書。評論家是一種寄生性的職業群體，他們自封為作家和讀者之間的中介，說：“你們不懂這位作家要說什么，我們來解釋給你們聽。”然后他們就陷入了解釋的迷宮。我在這時候尤其意識到這一點，于是就不再讀評論了。因為我發現，他們不僅想說《百年孤獨》在說什么，還要告訴我下一本應該寫什么。

比如關于《族長的秋天》，有評論家說：“《百年孤獨》好，因為它講的是作者的親身經歷，是他熟悉的世界。”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說：“《族長的秋天》不行，因為作者沒經歷過獨裁，他不熟悉這個世界。”這是那些愚蠢的評論家的典型案例。《百年孤獨》是根據我父母、我小時候認識的人、民間傳說、聽來的故事、新聞報道、調查寫成的，也就是說完全是“二手經驗”。而《族長的秋天》則是在我45歲時，完全根據個人經驗寫成的——它幾乎是我的自傳（至少是一部分）。如果評論家解讀作品真像他們想象的那般準確，那他們就應該意識到，那個賣掉大海的獨裁者，那個因為沒有海而迷失的獨裁者，其實就是我——那個來自巴蘭基亞的阿拉卡塔卡的小孩，12歲去了一座他記憶中最灰暗、最遙遠的城市：一座冷冰冰的，灰姑娘般的，街角冒火星，男人都穿黑衣，女人蹤影全無，而且最重要的是——沒有大海的城市。這或許才是對于這部作品更準確的詮釋。

此外，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在于，讀者和評論家誤以為《族長的秋天》真的是關于一個獨裁者的小說。但如果換個角度來看，把那個獨裁者當作一個著名作家，這本書就會變得更加通透，更容易理解。

▲《族長的秋天》1975年西語首版，封面頁是馬爾克斯的簽名題字。

05

關于那個充滿恐懼的小男孩

問：就像你在利馬的一次訪談中提到的，五歲時，有一次傍晚六點一個人坐在家門口的角落，不敢動，因為別人告訴你，如果我了，祖先的鬼魂就會來害你。

你知道嗎？這正是我自己在《枯枝敗葉》里的影像。那部小說是以祖父、母親和孫子三人圍繞一個尸體的多重獨白展開的。其實如果你仔細想想，那和《族長的秋天》的結構和戲劇設定是一樣的。甚至，（容我一次小小地學究氣，說出來都臉紅），那其實就是安提戈涅的戲劇結構：她想埋葬兄弟的尸體，但克瑞翁王不許。 先是索福克勒斯寫過，后來歐里庇得斯也寫過，再到塞內卡，然后就是《枯枝敗葉》，再然后，就是我寫的《族長的秋天》。

我之所以扯這些，是因為評論家總愛說：“這個主題不是原創的，某某也寫過。”可是在世界文學史上，其實只有36種戲劇情境（甚至更少），根本談不上什么原創。像“一個尸體不能被安葬”的主題，古老得很，但它確確實實被我寫進了《枯枝敗葉》和《族長的秋天》。

所以我帶你做了這趟冗長又有點賣弄的世界文學之旅，只是為了告訴你——那個“嚇得要死、坐在那里不敢動的小男孩”的形象，確實是我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主題。如果你允許我說的話（我得用一種批評家大概不會原諒的“謙虛”來說），這確實是我作品中的一個意象。我對這個形象的記憶非常清楚，那是我在阿拉卡塔卡老房子里的童年場景。我祖父母從晚上六點起，就得一直留意我，為了省事，他們想了一個辦法。他們會對我說：“坐在這把椅子上，不許動。因為如果你動了，去了那個房間，那是佩特拉姨媽死的地方；這個房間，是尼古拉斯叔叔死的地方；而那邊，是佩特羅尼拉死的地方。”他們用恐懼讓我安靜下來。

但那個“害怕的孩子”的形象再次被記起是我在波哥大當記者時。那時《觀察家報》派我去麥德林調查山體滑坡事故。我住進旅館，一切順利，但該出門采訪了，我卻發現下雨了，我居然感到幸福——因為這成了我拖延面對現實的借口，可以再推遲一會兒，不去面對我要調查的那場悲劇。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大概23、24歲，我站在街上，看著雨停了。雨一停，我就知道，我得面對現實了。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小時候在阿拉卡塔卡的情景，坐在小椅子上，心里想著：那里死了姨媽，這里死了叔叔，那邊死了表姐。我意識到，那時的恐懼——那些“死人”的恐懼——雖然是具體的、眼前的，但其實是一種抽象的恐懼。而現在，當我要第一次獨自面對現實世界的時候，我發現，那種恐懼和我小時候的恐懼，其實是一樣的。

而那一刻，我明白了兩件事：第一，當你真正要去面對現實的時候，每一個人一定都是孤獨的。第二，每一個人一定都會害怕。這對我來說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啟示。因為很多年里，我以為只有我一個人害怕。后來我知道，其實所有人都會害怕。甚至，我想，或許這個世界上每天早上醒來最害怕的人，是共和國總統。從那天起，我仍然每天早上醒來會感到恐懼，但我也學會了，不那么害怕“那種恐懼”本身了。

▲《枯枝敗葉》1955年初版，加西亞·馬爾克斯本人曾說過，在《百年孤獨》之前，他的書籍銷量不超過700冊，這本也是如此。

06

關于作品的深度與讀者的水平

有一次波哥大一所大學的學生對《族長的秋天》的讀者做了個調查，發現74%的讀者沒讀過第40頁。我想說的是，如果用同樣的方法調查讀者對《堂吉訶德》、《巨人傳》或《俄狄浦斯王》的閱讀程度，結果可能差不多。 我們國家文盲率高達40%，但我認為實際更接近80%。在這樣的背景下，一部如《族長的秋天》那樣對文化素養要求很高的小說，讀起來困難是理所當然的。但問題是，作家在寫書時應該關照讀者的文化水平嗎？也就是說，應該把自己作品的理解難度降級到讀者那一文化水平嗎？還是說，作家應該按照自己認為應有的水平寫作，并相信讀者最終會成長到可以理解這部作品的程度。我認為第二種立場才是我們應當采納的。也就是說，文學作品應該達到作家所認為應該達到的文化水平。而這位作家，以及所有作家，所有真心熱愛自己國家的人，以及所有認為人類必須不斷前進的人，都應該努力使讀者通過深入的文化普及（culturización）——這在現實中很可能只有通過一場革命才能實現，最終讓人們達到能夠理解那部作品的文化水平。

問：你覺得這會花很長時間嗎？

我不確定革命是否會花很久，但早晚它都會到來。至于公眾能夠理解《族長的秋天》的那一天，我也相信早晚都會到來。就文學創作而言，《族長的秋天》比《百年孤獨》對我更有意義，甚至比我寫過的任何一本書都更重要。我完全相信如果將來人們還會談論我，那一定是因為《族長的秋天》。如今那些讓人覺得困難重重的問題將來都會輕而易舉地消失，到時候，這本書將會被人們自然地閱讀和理解。比如說，我記得二十年前讀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是多么困難，而現在讀這本書已毫無難度；我也記得以前人們看畢加索的畫也是一頭霧水，不明白為什么畫中的女人眼睛都是歪的……總之，那種看起來完全無法理解的美學風格放到現在，你給一個小孩幾罐顏料，或者一支鉛筆和一張紙，他就會像畢加索一樣畫畫——雖然不如畢加索那么好。但我想說的是，那種美學現在已經變得非常自然、司空見慣了。

▲從左至右：記者毛里西奧·文森特、紀錄片制片人喬恩·因特克斯奧斯特吉和加布里埃爾·加西亞·馬爾克斯，1994 年在哈瓦那接受采訪時。

文字丨翻譯自YouTube視頻：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con RTI y Germán Castro Caycedo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