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5日上午9時，一個50多歲的女人走進人民銀行沈陽市分行中華路營業部。她從手提包中取出一塊扁方形的金塊，遞進收購金銀的7號窗口。

這時，一個50多歲的男子，坐在角落里，悄悄注視著。

銀行營業員管鳳昆接過金塊，用手一掂，有3斤多重；一看，金塊一邊有切割的痕跡。他用試金石驗了一下，成色在99%以上。

有著多年收購金銀經驗的管鳳昆腦中翻騰起來：“這金塊成色很高，形狀特殊，不像民間所有，卻像工業用黃金。哪些工廠可以有呢？19年前，516廠丟過黃金……”

他一面思索，一面鑿開金塊，繼續檢驗。

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警惕性，促使管鳳昆向銀行保衛干事劉國臣使了個深有用意的眼色。劉國臣過來看了金塊，也覺得不同尋常，馬上去給工商局和平區管理所打了電話。

管鳳昆用大天平稱了金塊，重1826克多。按市價每克黃金13元計算，這金塊共值2.3萬多元。管鳳昆對那女人說：“你這錢不少啊，在銀行儲蓄吧。”

那女人點點頭，然后到8號窗口，分別用6個姓名辦了2.3萬元的定期儲蓄，連同剩下的65元多的零錢，一起裝進手提包中。

那個坐在角落里的中年男子，看到錢已到手，情況正常，悄悄地離開了。

這時，劉國臣來到那個女人身邊，勸她到辦公室喝口水，休息一下。

工商局管理所的管理員夏玉環已經來到，趁此機會和她隨便聊天：“你帶了這么多錢，路上怎么走？要不要銀行派人送你回家？”

那女人一口回絕：“不用了，我是坐火車從蘇家屯來的，市里有親戚。”

夏玉環隨口問她親戚在哪里住，那女人神色有些不大自然，不肯說地址，只說坐13路車就可以到。夏玉環覺得這女人形跡可疑，給沈陽市公安局和平區分局打了電話。

九點半，公安局副局長李廣軍接到電話。10分鐘后，他和分局3名同志一起趕到銀行。經過詢問，那女人說她叫黃淑珍，是沈陽郊區蘇家屯公社的社員。

李廣軍馬上和蘇家屯派出所聯系，回答是沒有這個社員。

分局同志的態度嚴厲起來，問黃淑珍：“你為什么撒謊？你究竟住在哪里？”

黃淑珍緊張起來，不得不說出她家的真實地址：大東區小河沿路學工里6樓2幢54號。

又一個電話打了過去，查明戶主叫關慶昌，是516廠生產計劃科副科長。

李廣軍當機立斷，把黃淑珍帶回分局。

黃淑珍更加緊張，兩眼發直，不住地喝水，一口咬定金子是她爺爺留下來的。李廣軍召開緊急會議，果斷地決定，立即派人搜查黃淑珍的家里。

經過四小時緊張、仔細的搜查，終于從黃淑珍衣箱底下墊箱子的兩個長方形木匣中，搜出九塊黃金，加上黃淑珍拿到銀行的一塊，共807兩，正是19年前516廠失竊的全部黃金。

上午在銀行角落里觀察形勢的那個男子，就是關慶昌。他看到23000多元順利存入銀行，放下了心，趕回工廠上班。下午四點，關慶昌正在工廠俱樂部參加黨員大會。工廠保衛科長叫他到會議室。關慶昌推開門，只見兩位穿民警制服的人，他的臉色變了，但仍然狡辯，說黃金是他爸爸留下的。

公安分局依法拘留了他。當公安局的同志把搜出的八百零七兩黃金擺到桌上時，他額間冒出冷汗，不得不供認十九年前作案的經過。

關慶昌時年54歲，1949年到516廠當電工，1960年被提拔為計劃科副科長，他給人的印象是“老實”、“肯干”、“處事謹慎”、“有業務能力”。然而，這些都是表面現象。解放前他是敵偽工廠的職員，當過蔣軍上士文書，長期混跡于破爛市場的生涯，構成了他貪婪、投機、偽善、冒險的內心世界，一遇到適當氣候，就發作起來。

六十年代初期，他和在五一六廠金電解小組當工人的老婆合計：“偷它一批金子，就可以發一筆大財！”

1961年初，黃淑珍在關慶昌的指使下，利用工廠管理不嚴的空隙，先后從工段偷出金掛鉤、金疙瘩和金耳子各一個。關慶昌覺得“不解渴”。他要尋找機會，親自下手，“偷就偷它個實惠的”。

1961年3月16日下午，他進入成品包裝組窺探情況，看到了裝黃金的木箱堆放在地上。作為計劃科副科長，他知道當時庫房已滿，廠領導決定這批成品由包裝組直接裝車出廠。包裝組鐵門上鎖，難以進去，但隔壁就是壓延工段，中間只有一堵木板墻。這兩個部門夜間都停產無人，這可是下手的好機會。

3月17日，關慶昌查閱了生產日報，看不出那批黃金是否入庫，又不敢再去包裝組，便叫黃淑珍去那里看看，那批黃金還在不在。

3月18日，星期六。關慶昌下班后急急回家。黃淑珍告訴他：“還在，用苫布蒙著。”

當時，天正下著小雨。關慶昌披上雨衣，戴著羊角錘、繩子和手套，進入工廠，先把這些東西藏在辦公室里，然后趕到工廠浴池洗澡。洗澡時，他故意和一些熟人大聲說話。

從浴池出來，天已大黑。關慶昌到辦公室取了羊角錘和繩子，穿上雨衣，戴上手套，直奔壓延工段。撬壞木板間壁，鉆進了包裝組。他摸到苫布，搬下一個木箱，撬開箱蓋，取出兩個金錠，用繩子綁在一起，挎在脖子上，掖在褲腰里，外面是棉襖、雨衣。他摸黑出了工廠，趕回家里，把金錠藏在裝刨花的筐底。

幾分鐘后，他趕到工廠俱樂部參加周末舞會，和工會主席、檢查科長等翩翩起舞。散場后，他拉著一些熟人一道回家，邊走邊批評一個同志不該和愛人吵架。

3月19日，星期天，全廠休息。上午，關慶昌理了發。下午，他把金錠藏在做飯用的爐子的落灰膛里。

3月20日，星期一早晨，包裝組工人上班后，發現黃金被盜。失竊的兩個金錠重807兩，成色在99.9%以上，當時價值141000多元。這起大案立刻驚動了全廠，震動了全市。

公安人員迅速趕到現場，發現和提取了釘有膠掌的鞋印。這一情況，關慶昌當天就知道了。他晚上回家，立刻把腳穿的釘膠掌的棉鞋底割下來，找出一雙沒釘掌的單鞋，割下單鞋底，讓他老婆連夜绱到了棉鞋幫上，又把割下的棉鞋底和單鞋幫一起塞到爐膛燒掉。第二天，他照常穿著那雙“留幫換底”的棉鞋上班。

公安人員認定作案工具是羊角錘，關慶昌也很快知道了。他把羊角錘扔到公共廁所里。

專案人員找他談話，問他星期六下班后的情況。他把進廠洗澡時和誰談話，到俱樂部和誰跳舞，和誰一起回家，講得頭頭是道。他把作案時的“20分鐘”，說成“到理發店理發，走了兩家沒理上，星期天才去理的發”。

顯然，這關鍵性的“20分鐘”沒有任何證明，是很大的漏洞，但專案人員看到他新理了發，便信以為真。

有關關慶昌的卷宗上，歪歪斜斜地寫著“新提拔的中層干部，無作案因素。”因此，盡管當時抽調了大批人員，組成了龐大的破案指揮部，但由于工作上的失誤，終于使狡猾的犯罪分子關慶昌滑了過去。

關慶昌確是一個老謀深算的老狐貍。從1961年作案以后的這19年時間里，他一次又一次地躲過了風浪，不但保存了自己，而且騙取了更大的信任。

1972年，工廠把他從車間調到財務科當成本員。他今天遞一份“入黨申請”，明天送一份“思想匯報”，處處顯示他“緊跟形勢”、“工作積極”。每天早晨，不到七點就進廠工作，掃地，打水，把科長的桌子擦得溜光凈亮，煙灰缸洗得干干凈凈。科里有同志要請假探親，科長不同意，他給說情，“自告奮勇承擔兩個人的工作”。廠里上上下下，都說他是個“好人”。

1974年，他終于被“納新”入黨，還當了工廠的“先進工作者”。

1977年，他還提了級，漲了工資。

關慶昌靠著這樣的偽裝，闖過了一關又一關。

1980年初，更傳說廠里要提拔他當副廠長，要派他到廣州去參加重要會議。關慶昌躊躇滿志，自以為從此平安無事了。只是，這八百兩黃金“吃不了、用不了、賣不了、花不出”，這卻難壞了關慶昌，

為藏贓、銷贓逃避人民的法網，他心驚膽戰地熬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絞盡腦汁，描繪畫皮。

原來，他住在工廠宿舍的三樓，已把金錠砌在了爐膛里。以后，他怕修房被人發現，主動與別人換房。1964年，他搬到小平房住，把金錠裝在壇子里，埋在地底下，一埋埋了十五年。

1979年初，工廠分配他一套新房。他讓老婆、孩子先搬過去，自己留在小平房，花了十幾個晚上，把金錠剁成金塊：他砌了一個爐子，買了鉗鍋，從工廠偷焦炭，從鄰居家借了手搖吹風機。他取出剁開的一塊金子，加進一個銀鐲（這是為了降低金子的品位），開始熔化黃金。因為溫度不夠，熔了兩次都失敗了。

1979年8月19日，他趁劉副廠長去北京開會之機，找到冶煉車間主任，謊說：“市銀行給副廠長來電話，說有一位越南華僑冒著生命危險帶回一塊金子，由于成色不勻，市銀行不好劃價，求咱們廠重新熔煉一下。劉副廠長已答應了，請你給安排一下。”

第二天，關慶昌把沒溶好的金坨子帶到工廠，由車間主任陪著來到熔化班，既沒有下生產通知單，又沒有收生產加工費，也沒有銀行來的監熔人，就把這塊金坨子放進工作的高頻電爐，熔化成形后，變成條狀的成色均勻的金塊。但仍有六斤多重，不好出手。關慶昌把金塊藏在辦公桌內，從車間借來扁鏟，連續剁了四、五個晚上，把金塊一分為二，帶回家中。

1980年3月，國家提高了收購金銀的價格。

4月10日，關慶昌和黃淑珍一起到中華路銀行營業部觀察情況。他看到出售金銀的人很多，不用任何手續。他對老婆說：“是時候了，該出手了。”

4月14日，他從附近儲蓄所要了七張定期儲蓄單，給黃淑珍、三個兒子、一個孫子、一個孫女各填了3000元的存單。

4月15日清晨五點鐘，他送黃淑珍到市銀行門前排隊。他急急趕回工廠上班，放心不下，又溜到銀行，看到黃淑珍拿到錢，才回工廠。

關慶昌沒有想到，做了19年的黃金夢，轉眼化為泡影。夫妻雙雙落入法網。

喜訊傳到516工廠，全廠一片歡騰。多少職工當天就買餡包餃.子，多少老伙伴聚在一起舉杯祝賀。人們為19年的大案終于破獲而高興，任何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壞蛋，不管他怎樣狡猾，如何偽裝，隱藏得多么深，終將難逃人民的法網，一定會受到應有的懲罰。

1980年5月，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關慶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同案犯黃淑珍死刑，緩期2年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