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4日。

在北京某刑場上，隨著一聲槍響，一個被萬人唾罵、千夫所指的罪人倒下了。

他殺害了親生父母，并將雙親尸體肢解成幾十段碎塊，拋尸多處，其狀令人慘不忍睹。

這個畜牲不如的殺人犯就是北京市豐臺區無業人員，36歲的劉勇。

他為什么這樣喪失人性？又為何下此毒手？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1991年5月10日。凌晨1點多鐘，由北京南站開往佳木斯的139次列車已開走多時了，站臺上空蕩蕩的，只有站臺西側放著的一個紅色人造革皮箱格外顯眼。

“這是誰的皮箱呀？”當夜值班的搬道員李小勤檢車路過站臺時發現了箱子。他喊了幾聲看沒人答話，便招呼工友姚子把紅箱子搬到了道房旁。

這時，兩個年輕人或是出于好奇心，或是想貪便宜，用改錐撬開了紅箱子，拿鐵鍬撥了撥里邊的東西，感覺發軟，就再沒敢動，并立即報告了車站派出所。

經派出所民警檢查，發現紅箱內裝的是一個大號黃藍色相間的編織袋，編織袋里有一個白塑料袋，塑料袋里裝的是一具沒頭、沒上肢和雙腿的男性軀干。

北京鐵路公安處接到車站派出所的報告后立即派人趕赴現場，又進行了詳細勘查，認定此案系一起重大殺人碎尸案。

案犯原準備拋尸139次列車上，因未得手而將紅箱子扔在站臺上，案犯很可能在距現場不遠的地方居住，有可能繼續拋尸，要求所屬各派出所密切協作，開展偵查。

1991年5月11日。

早晨6點30分左右，北京市供電局公安處處長陳殿起在右安門西城根大街散步時，發現右安門大橋西側路旁綠化帶內有4個黑色手提包，即將此情況馬上報告給白紙坊派出所。派出所民警當場打開一個包查看，發現包里有一只人體小腿。

在場民警覺得事情嚴重，趕緊上報市公安局刑偵處。刑偵處副處長王殿棟帶領偵查人員火速趕到現場，經勘查、檢驗所見：一號包（勘驗人員編）內有三個小包，均由白布及塑料布包裹，分別裝有左右上肢、左右小腿（連足）各一只；二號包內也裝有三個白布小包，包內裝有右大腿一只、左右小腿(連足)各一只；三號包內有兩個小白布包，分別裝有左上肢一只，左大腿一只；四號包內有三個小白布包，分別裝有兩只大腿和一只右上肢。

1991年5月12日。上午8點左右，北京市密云縣（2015年11月，撤銷密云縣，設立密云區）馮家峪派出所民警曾立軍下夜班回家，在石佛村汽車站等班車時，附近青平綜合商店的張國清向他反映：昨天中午，有幾個人開著汽車到商店來，存在商店一個紅色人造革皮箱、兩個黑色手提包，說過兩天來取，其中一個……”剛說到這，汽車來了，曾急于回家，急急忙忙上車走了。

第二天，曾立軍騎自行車上班路過青平綜合商店，忽然想起張國清沒說完的話，便找到張詢問，張講：“存在我這的兩個包中，有一個往外滴血，存包的人到現在沒來取”。

曾覺得這事挺蹊蹺，就把滴血的包拉出來，打開一看，倒吸一口涼氣，原來里邊裝的是一些爛肉和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他立即用養路三隊的電話向所長報告了情況。經縣、市公安局刑偵隊勘查，發現：紅色皮箱內有紅黃藍色相間的大號編織袋一個，內裝一白布包，里邊是一具無頭，無雙肢雙腿的女性軀干；兩個黑色包里各裝男女人頭一個。

市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部門檢驗人員將3處碎尸聚集，拼出兩具完整尸體，并確認尸體為一男性，一女性，均系老年人，認定在上述3處發現的尸塊為同一兇案中兩名被害者。

兩名老年受害者是誰？殺人第一現場在哪里？兇手又是誰？

市公安局二處會同北京鐵路公安處迅速組織警力成立“5·12”專案組，開始了全面的偵查。

據調查了解，劉勇殺害父母的起因只是一些家庭瑣事，但綜觀全案，這起兇案的發生又不是偶然的，可以說老少輩都有一定的責任。

首先，父母對孩子疏于管教，劉勇從小就流氓、盜竊成性。

1966年，劉勇初中畢業后就不再上學，在家無所事事。因流氓、盜竊等問題，被密云縣公安局教育兩次，宣武區公安局責令其參加學習班半年。

1973年6月，劉勇到密云縣西路公社沿村插隊，他不是安分守己的參加生產勞動，而是經常盜竊作案。1975年7月，劉勇伙同其弟劉剛（判刑十年)等人在密云縣溜門撬鎖盜竊160多元及糧票、半導體收音機等物。1975年8月，劉勇被分配到北京印刷二廠鉛印車間當工人，他不思悔改，繼續作惡。1977年1月，劉勇與本廠工人王某亂搞兩性關系致王懷孕，他為逃避處分，先后流竄到濟南、徐州、鄭州等地靠盜竊為生。

4月，因伙同他人在鄭州盜竊旅客火車票時，被當場抓獲押回北京拘留。

12月，因上述行為，劉勇被勞動教養三年。

80年代初，劉勇的家從密云縣遷至市區后，其父劉銘德工作單位還在密云縣，因路遠經常不回家；其母也因家務事多，忙著上班，對劉勇的教育力不從心，眼看著其步入犯罪的深淵，而無能為力。

1981年10月，劉勇伙同本廠工人常某，盜竊本廠《棒針編結花樣》書380余冊（價值350余元），銷贓后獲贓款250余元，劉分得100余元，常分得150余元。同月，劉勇又伙同原北京第二皮鞋廠學徒工趙某，盜竊本廠《棒針編結花樣》書200冊（價值180余元），銷贓后獲贓款88元，劉分得78元、趙分得10元。同月，劉勇又伙同本廠工人沈某盜竊《電影畫報》100冊（價值60元），未及銷出即被公安機關查獲。為此，劉勇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

其次，父母管教方法不當，致使矛盾激化，釀成慘案。

平時，劉勇的父母對其所做的一件件壞事非常氣憤，沒少說他罵他，但在管不了時則采取了不管不問放任的態度。

劉勇在交待他犯罪的原因時曾這樣說：“我恨我母親是從1981年開始的。這年我因偷書被判刑3年，在茶淀服刑。服刑期間，我常給家里寫信，讓父母給我寄一些生活必需品，可一直沒有回音。我刑滿釋放回京后，母親不讓我在家住，使我非常傷心，也很生氣……我母親從來就沒管過我。剛從監獄出來，我身上沒有錢，向母親要錢她就是不給，而老四要錢她就給。”

1985年初，劉勇離婚以后，經朋友介紹認識了新疆庫爾勒市農二師二十九團林場自動離職的工人趙玲玲（女，32歲）。此后，劉勇常往來于北京——庫爾勒之間跑買賣。

1990年10月，劉勇從新疆回來對其母親說：“我要和趙玲玲結婚，你給我一些錢。”當時，劉勇的母親滿口答應，還讓劉勇把趙帶回北京開結婚證。

1991年4月19日，劉勇、趙玲玲及趙的兄嫂等人一起來到北京籌辦婚事。誰知劉母又變了卦，毫不客氣地對趙玲玲說：“我憑什么給他(指劉勇）錢呀，”又對劉、趙說：“你們先回新疆，然后我把錢給你們寄去。”

劉勇本來就對其母懷恨在心，其母又在這關系到他個人婚姻大事的問題上出爾反爾，他此時的心情可想而知。

劉勇不學好，干了那么多壞事，在所在街道是出了名的。劉的一個親戚曾這樣說過：“劉勇吃喝嫖賭樣樣俱全，并且經常詐騙錢財。他不愛說話，但辦事心里有數，特別陰險，心狠手毒，有報復心。”

5月初，劉勇因婚事不成和賣魚賠本，又欠下2萬元外債，心情格外煩躁。當債主王某登門討債時，劉母又對他講：“你起訴就起訴吧，劉勇沒有多大出息，掙不了大錢。”無異于火上澆油。當劉勇從王某那里聽到這些話時，氣的直咬牙。

除上述種種原因外，導致劉勇殺害父母更直接的原因應該是5月6日晚上9時左右劉與其母的一場爭論：

劉：“咱家有多少錢？”

母：“哪有錢呀！”

劉：“你先取出一點錢還給王某。”

母：“你的妹妹就快回來了，這錢要給她留著。”

劉：“你自己想想，我跟著你們享什么福了，1983年回來就沒了工作，你們要是給我點錢，我就是賣菜也不會這樣，老四要錢你就給，你也太沒人情味了。”

母：“今天你就是說出……，我也不給你錢。”

劉：“我欠王某的錢兩年了，要先應付應付呀。”

母：“王某是你的朋友，再拖一些時間。”

劉：“你看這合適嗎？人家摩托車都賣了，不是特別困難不會跟我要這錢的。”

母：“不管怎么說，也不給你錢。”

劉：“你別逼我死去，你想人家一去公安局告我，被判幾年出來還有什么出路，你這不是逼我死嗎？”

母：“你愛死不死，我不管，今天這錢就是不給你。”

劉：“真的？！”

母：不語。

此時的劉勇臉色陰沉，眼睛充滿血絲，轉身到了陽臺，拿起一根正準備打家具的桌腿，沖進屋里：“你給不給我錢，你逼我死的話，我先讓你死！”

“我早就活夠了，一分錢不給你，”劉母的話還沒落音，劉勇上去照著其母的頭就打了一下，劉母沒有反抗，也沒躲避。這一棒打得好狠呀，劉母的臉上、身上的左側都是血，噴出的血都濺到了墻上。兇狠的劉勇覺得還不解氣，又在其母頭上連續打了六七棒，可憐的劉母一聲都沒吭就死了。

不久，劉勇的父親按門鈴，劉勇把燈關上，拿著桌腿去開門。

“你媽呢？”

“在大屋沙發上坐著呢。”

“怎么不開燈呀？”

“我哪知道。”

劉父進大屋后隨手打開燈說：“小勇你怎么這樣，怎么能打你母親呢？”

劉父當時聲音很大，廚房的窗戶又開著，劉勇怕鄰居聽見，又怕其父去報告，不容分說，從背后給了其父一棒。這時，劉勇和父親廝打起來，父親畢竟年老體弱，哪里是兒子的對手，劉勇不顧一切地掄起桌子腿在其父頭上亂打，其父也當場死亡。

劉勇殺害雙親后，把兩具尸體放進壁柜里，簡單地刷洗了墻、沙發、茶幾和地板上的血跡后，坐在沙發上想著今后怎么辦，一直到天亮。第二天早晨8點鐘左右，劉勇騎自行車來到廣渠門友達旅館找到趙玲玲，把殺死父母的事全告訴了趙。

趙玲玲生來沒遇到過這種事，嚇得直哆嗦：“你太殘忍了，我害怕，你快讓我回家吧。”

劉勇說：“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當，不連累他人。”

據趙玲玲以后交待，她在得知劉勇殺人后，因怕劉將自己也殺害，才沒敢去報告，并且幫助劉勇隱匿罪證的。趙玲玲不僅為劉勇洗了血衣，還跟著劉買回沙紙、手鋸、塑料布、排筆、刷墻粉、黑手提包和編織袋。

二人回到家中，又將地板、沙發、茶幾刷洗一遍，并粉刷了兩遍墻壁；二人邊干邊謀劃如何將家里的東西和房子賣掉，然后逃往新疆，隱名埋姓躲藏起來。

商量已定，劉、趙二人便緊鑼密鼓地行動起來。先是把電視機、電冰箱等大件電器拉到附近委托商店賣出，而后找熟人聯系出賣家具等物品和房子。同時，又到花市王麻子剪刀門市部買來一把頭號砍刀和一把三號菜刀。

晚上，劉勇一個人將其父母的尸體肢解，將碎尸裝進準備好的箱子和手提包里。

此后三天，劉趙二人開始拋尸活動。

9日晚11點多鐘，用自行車將一個紅色人造革皮箱馱到北京南站，準備放到139次列車上，因車上檢查很嚴，不得已將箱子放在3號站臺上；11日凌晨4點多，雇一輛三輪車將4個黑色手提包扔在右安門大橋西北側路旁的綠化帶內；11日午12點多，花400元雇一輛出租車到密云縣，將一個紅色人造革皮箱和兩個黑色手提包放在青年綜合商店內。

偵查人員經過兩天緊張的調查取證，無名碎尸案漸漸有了眉目。兩名受害人是一對夫婦，女的叫楊涉田，58歲，原系北京市計算機配件四廠技術員（已退休)；男的叫劉銘德，64歲，原系北京市密云縣商業局一般干部（已退休）。二位老人有5個子女，都不在身邊生活，唯有老大劉勇由于沒有正式工作和離婚經常回家住。

據調查了解，出事的這幾天劉勇就在家中，而且，家里出了這么大的事，他既不去尋找父母，也不去報案，反而賣了家中的電視機等物品，并且急急忙忙托人出賣房子。

偵查員們根據這些跡象，確定劉勇和其女友趙玲玲為重大殺人嫌疑犯。

5月14日上千10時許，家住崇文區東花市大街57號的苑某和趙玲玲到劉勇家拉出賣的東西時，被蹲守多時的市公安局二處的偵查員阻攔，并將趙玲玲抓獲。

經訊問得知劉勇就在苑某家中，偵查人員即讓苑某帶路，在其家中將劉勇擒獲。

審訊中，劉勇和趙玲玲如實交待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并表示了深深地懺悔。

然而，法律是無情的，他們受到了嚴厲的懲罰。

1992年8月14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劉勇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包庇罪判處被告人趙玲玲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這樣一起行兇殺害親生父母，并碎尸滅跡的慘案，竟起因于家庭瑣事，其中教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