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日的北京胡同里，一位穿著灰布褂子、年齡較大的女清潔工正在墻根下納鞋底，以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為首的三名國家干部的出現讓針線陡然落地。

當廖承志說出“你丈夫24年前在日本存了30億元”這句話時，女清潔工渾身顫抖——這不是命運的饋贈，而是一把懸了24年的謎團突然被解開。

她的丈夫是偽滿洲國“立法院長”，她的名字寫在日本地契上，她的前半生是漢奸家屬的隱姓埋名，后半生卻成為新中國公民權益的見證者。

革命者與歌伎：亂世姻緣埋下禍根

1916年的北平戲園里，同盟會員趙欣伯與王府歌伎王碧琰的相遇，本是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話。當王碧琰掏出全部積蓄支持丈夫流亡日本時，沒人想到這場私奔會成為二十年后的國家隱患。

在東京帝國大學的課堂上，趙欣伯苦讀法學的身影曾讓日本同學側目：“中國人竟能如此刻苦？”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1921年。王碧琰因子宮手術事故離世，把丈夫推向了深淵。在軍國主義彌漫的東京街頭，這個曾高喊“驅除韃虜”的革命者開始與板垣征四郎等人推杯換盞。

當沈陽姑娘耿維馥為愛更名“趙碧琰”時，她不會想到，“趙太太”這個稱謂將在四十年后掀起國際法律風暴。

偽滿高官與地下金庫：血色財富的堆積

1932年偽滿“建國”典禮上，趙欣伯佩戴菊花紋章接受日軍授職。他在沈陽小西關的宅邸里，用鴉片利潤購置了鑲金馬桶，卻在東京世田谷區悄悄修建了帶防空洞的洋房。

地下室的水泥墻內，三個保險柜藏著金條、地契和偽滿中央銀行債券——這些沾著東北百姓血淚的財富，全數登記在“趙碧琰”名下。

檔案記載，這位“滿洲國產婆”在1939年最后一次赴日時，特意將財產委托書交給律師鈴木彌之助。他或許料到日本戰敗后的清算，卻沒想到這份文書會成為妻子半生的枷鎖。1946年他在北平監獄猝死時，妻子正帶著五個孩子蜷縮在四合院的偏房里，靠掃街每月換取八元生活費。

四合院里的“耿大媽”：二十年身份迷局

1951年的戶口登記簿上，“趙碧琰”變成了“耿碧琰”。她把亡夫的貂皮大衣改成孩子棉襖，用日本絲綢被面糊窗戶，連兒子趙宗陽都說：“媽連個餅干盒都舍不得扔。”這種近乎自虐的節儉，既是生活所迫，更是對過往的切割。

當廖承志帶著國務院公函叩門時，老太太的第一反應是抓起笤帚趕人：“我男人早死了！”

直到聽見“國家幫你討回合法財產”，她才抖著手指翻開泛黃的婚書。這份寫有“耿維馥自愿更名趙碧琰”的文書，后來成為東京法庭上的關鍵證據。

東京法庭上的較量：國家力量破局

1964年的東京地方法院，鈴木彌之助出示的“贈予協議”引發嘩然。這個曾受趙欣伯托付的律師，在法庭上信誓旦旦：“趙氏夫婦已死，我是唯一繼承人！”

而此時北京東四胡同里，傅志人律師正翻閱1942年的《滿洲國官員名錄》，在“趙碧琰”條目旁寫下批注：需找到改名證據鏈。

轉機出現在1976年。溥儀胞妹金蕊秀的證詞讓日本法官震驚：“三格格”不僅指認了趙碧琰的貴族出身，更出示了1935年偽滿宮廷茶會請柬。

趙宗陽在日本幼兒園的學籍檔案、左眼摘除手術記錄等37份材料，終于拼湊出完整的身份圖譜。

捐獻書與遺囑：最后的救贖

1984年的家庭會議上，84歲的耿碧琰顫巍巍按下指印。捐獻書上的“人民幣24億元”刺痛著子女的眼睛，但無人反對——他們見過母親深夜燒毀的日式旗袍，聽過街坊“漢奸老婆”的唾罵，更明白這份財富背后的民族傷痛。

中日友好醫院的特護病房里，老人常摸著黨旗呢喃：“要是當年他沒去日本……”護士回憶，她臨終前最后一次清醒時，突然抓住兒子的手：“把咱家那口裝地契的鐵盒，捐給抗戰紀念館。”

【參考資料】

《趙欣伯與偽滿洲國》（吉林文史出版社）《東京審判后續：戰后財產糾紛案例研究》《北京志·人物志》（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中日民間索賠第一案始末》（傅志人口述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