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回顧革命戰爭史時，曾動情地評價道：“用了一個羅榮桓，山東這盤棋就活了；山東這盤棋活了，全國這盤棋就活了。”

山東根據地對中國革命的意義重大，對羅榮桓的意義同樣不一般。

而在1942年以前，羅榮桓是無法代表山東根據地的，更沒有統一領導山東抗戰革命的資格。但是1942年年中發生的一件事，或者說一位“貴賓”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

山東領導班子的分歧由來已久，無論是山東縱隊，還是115師，都希望中央能派人來解決。1942年3月19日，劉少奇從蘇北出發，回延安開大會。

于是中央和毛主席委托劉少奇，從華中北上途經山東，檢查指導工作。“發生爭論為時已久，你經山東時請加考察予以解決。”

劉少奇時任新四軍政委、華中局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完全能代表中央。

并且，劉少奇還有一個身份：白區干部代表之一。山東長期屬于白區，山東省委在抗戰前的重建工作，就是劉少奇直接領導的；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任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又指導過山東抗戰武裝暴動。

1941年有三個月時間，山東根據地歸屬中原局領導，劉少奇又是中原局領導。因此，劉少奇對山東根據地的情況，可謂是知根知底。

而且劉少奇對山東根據地的黨政軍干部，羅榮桓、朱瑞、黎玉、陳光等，有一定的接觸和了解。

因此，劉少奇一到山東，就開展工作，與黨政軍負責人一一談話。跟115師的兩位師首長陳光、羅榮桓，就談了一天一夜。

在查閱大量材料和向山東的干部群眾直接了解情況后，劉少奇便召集山東分局委員和115師高級干部，開了一次座談會。

劉少奇的理論水平很高，提出的看法和建議都十分中肯，很有價值。

山東的問題，其實就是統一領導問題，中央清楚，劉少奇更清楚。

一開始，毛主席有意讓劉少奇長駐115師，作為中央全權代表，指揮整個山東及華中黨政軍全局。

但劉少奇最后為什么還是回延安去了？一，山東工作走向中央所預期的正軌，接下來按部就班即可；二，延安的“七大”更重要，更需要他在；三，也是最重要、最主要的，他為山東根據地選出了一位“統一領導”人物，那就是羅榮桓。

山東的分歧就是山東干部的分歧，那些干部都是成熟的革命者，三觀早已牢固，不可能僅憑劉少奇的一些話就徹底改變，除非他長期坐鎮。因此，調解他們分歧的最好做法，也是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調離一些人。

劉少奇決定將中共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和115師代師長陳光，先后調到延安黨校學習，115師政委羅榮桓接任山東分局書記一職，黎玉為軍區政治委員，并將山東抗日挺進縱隊收編歸115師領導，山東省委書記黎玉不再兼任挺進縱隊政委一職務，山東分局和根據地黨政軍合署辦公。

劉少奇選中羅榮桓主持山東大局，主要就是中央于情于理都更看重紅軍改編成的八路軍115師，而陳光明顯不如羅全能。

也許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毛主席對羅榮桓更加信任，認為羅榮桓的軍政能力比朱瑞強，劉少奇也受到此影響：當時要說緊跟毛主席，恐怕沒人比得上他。

山東根據地的各種問題和數年來的失誤，都是明擺著的，羅榮桓看得相當清楚，他曾試圖改變過——如提批評、說建議，但是沒有這個權力，就無法真正改變。

1940年9月召開的桃峪會議，不僅沒消除山東縱隊和115師原有的矛盾，反而把矛盾激化得更大、變得更多，擺到臺面上了。

正因為如此，羅榮桓幾次三番請求中央來裁決。1942年年中，羅榮桓得到“欽差大臣”劉少奇的授權，終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山東根據地了。

羅榮桓深知，要解決那些問題，首要就是做好思想工作。1942年8月開始，他開始公開發表文章：《堅持我們的邊沿游擊區》、《準備打破敵人緊縮包圍封鎖我們根據地》、《克服在游擊戰爭中認識上的一些偏差》。

到1943年3月13日，他正式擔任山東軍區司令兼政委，115師政委、代師長的第二天，在山東軍政工作會議上，作出《分散性游擊戰爭與對敵政治攻勢問題》的報告。

對于山東根據地的貢獻，毛主席曾作出這樣的評價：“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還動員了幾萬兵，都是從山東動員的。”

而關于山東根據地的發展，除羅榮桓外，劉少奇則是深藏功與名。

劉少奇對山東的指導檢查工作，讓山東軍民順利渡過抗戰的艱苦階段，其對山東工作局面的轉變，起到了決定性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