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很多工作都處于百廢待興的狀態。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國內的經濟有了起色，情況似乎也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但特殊時期的到來，卻改變了既定的歷史走向，不只是大人物，就連很多小人物的命運也因此而改變。

1967年，當時只有29歲的楊銀祿進入了釣魚臺工作。他的命運也因此發生了很大改變，他成為了江青身邊工作時間最長的秘書之一。江青給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煩和困擾，但他后來回憶起這些，他卻堅持原則有一說一，直言在一兩件事情上還是要感謝江青。

楊銀祿是河北定州人，出身農民家庭。在成為江青秘書之前，長期在中央警衛團擔任警衛員。但相比于其他人來說，他接受過系統的學校教育，文化水平較高，能比較強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

江青得知他的這一優勢后，考慮到他在政治背景上也比較可信，所以選拔他擔任秘書。或許在很多人看來，這是“飛黃騰達”的重要一步，能夠在大人物身邊當秘書，說不定以后能成為國家高級干部。

但當楊銀祿抵達釣魚臺11號樓的時候，他明顯感覺這里的氛圍和別處不一樣。

和大部分領導比較寬和的待人態度不同，江青對身邊工作人員的要求非常高，不只是在工作方面要求嚴格，在日常的工作禮節上也有很多要求。

按照楊銀祿的回憶，當時江青要求所有工作人員匯報工作時必須保持蹲姿，同時說話聲音不能超過指定分貝，聲音大或者聲音小都不合適。

另外在辦公室的細節方面也有要求，例如窗簾的開合角度有明確規定，不能隨便拉窗簾。

所以包括楊銀祿在內的工作人員，每天上班前都要把這些細節反復想幾遍，避免上班出錯，幾乎可以說是當代版的“伴君如伴虎”。

所以他在江青身邊工作后，其實感到了巨大的壓力，每天都努力謹言慎行。他的同事也同樣如此，但難免有人會出現工作失誤，一旦失誤就會面臨巨大的麻煩。

1968年的時候，他的同事閻長貴在一次工作中給別人送信，結果送錯了信件，江青十分生氣，下令將其關押起來。可以說是辦對了100件事，只要有1件事出錯，就會失去工作，甚至面臨牢獄之災。閻長貴出事后，楊銀祿擔任了江青的機要秘書。

但這份工作十分難干，因為江青對日常事務的細節十分重視，經常是圍繞一份文件或者一件事反復進行審查，所以楊銀祿每天都處于十分緊張的狀態，害怕出現工作失誤。

哪怕是文件內容出現一個標點符號錯誤，都可能給他造成麻煩，挨批評是經常遇到的情況。

楊銀祿回憶起有一次，江青深夜叫他到單位工作，可能是因為過度疲勞，他在匯報文件的時候站姿不太標準，結果挨了批評，長時間寫檢查，過了一段時間，事情才算過去。

在這種環境下工作了幾年后，他就患上了嚴重的心臟疾病，被迫經常去中南海醫院接受治療。

一個年富力強的30歲青壯年尚且承受不住這種壓力，如果是換成年齡大一些的人，估計早就出了大問題。但很多時候現實情況是，如果人家有心要找你麻煩，你干的再好也沒有用。

1973年他遇到了大麻煩，發生了“看電影事件”，這件事的起因其實非常簡單，江青忽然提出要看兩部外國電影，按照工作流程，楊銀祿依次詢問張春橋等人的意見，三位領導人都對看電影不感興趣，于是江青只好一個人去放映廳看電影，一切似乎很正常。

沒想到在凌晨的時候，江青忽然提出要徹查是否有人因為看電影的事情撒謊，結果看電影這件簡單的事情成了一次轟轟烈烈的政治審查。

因為楊銀祿當時問過其他三位領導人是否愿意看，結果也成了犯錯誤的人，直接被關入"學習班"接受兩個月的思想改造。這種“學習班”可不是隨便聽聽課寫寫筆記就完事了，期間他接受了嚴格審查，經常半夜被叫醒接受審問，審查人員經常辱罵他和威脅他。

有的時候還忽然叫他背誦江青講話的原文，背錯一個字就會挨罵，處境十分艱難，導致他患上了心理疾病。

特殊時期結束后，相關調查人員找到他，讓他把江青的罪行一五一十的講出來。
當時調查人員建議他可以“適當調整表述，以便保護自己不受牽連”，但他堅持實事求是，有什么說什么，講出了很多實際情況，同時他還提到在自己患上嚴重心臟病的時候，江青曾經派人給他送了幾次病號飯，還臨時調整了他的上班時間，江青并非完全無情無義。

他表示，至少在這件事情上，他是感謝江青的。

2010年后，楊銀祿把自己的經歷系統寫成了一本書，相關資料保存在了釣魚臺檔案室，給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