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陳植 每經編輯:張益銘
業務出海,正成為國內互聯網助貸平臺尋求業務增長新曲線的突破口。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近年來,信也科技、樂信、嘉銀科技、宜人智科、我來數科等互聯網助貸機構紛紛布局海外市場。
近日,多家上市助貸公司相繼披露了業務出海最新進展。
信也科技表示,去年,信也科技的國際交易額首次突破100億元,未償貸款余額達到1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8%與31%。與此對應的是,其國際業務收入同比增長19%,達到25億元人民幣,占2024年全年總收入的約20%。
去年,宜人智科在菲律賓的月貸款量達到3000萬~4000萬元,預計在2025年總貸款量將比去年翻番,目前,宜人智科正探索將菲律賓的業務模式復制到其他國家。
樂信表示,其海外業務穩步推進,目前在墨西哥、印尼等國家取得不錯進展,且資產盈利性改善,經營延續性和穩定性增強。
4月17日,博通咨詢分析師王蓬博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微信采訪時指出,在境內助貸行業競爭加劇、監管趨嚴、利潤空間收窄的情況下,出海正成為助貸平臺尋求業務增長新曲線的一大趨勢。目前,東南亞、拉丁美洲部分國家人口眾多、金融服務普及度不高,地方政府鼓勵發展金融科技,且當地消費信貸市場處于競爭初期階段,都給助貸平臺出海創造良好機會。
但是,不是所有“出海”的助貸平臺,都能取得預期的成效。
近日,一位正在布局海外市場的助貸平臺負責人通過微信向記者透露,相比前些年P2P(個人對個人的網絡借貸模式)出海,當前助貸平臺出海正面臨諸多新挑戰:一是部分國家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持續趨緊,導致企業合規經營壓力加大;二是當地合作伙伴的選擇容易遭遇波折,導致業務出海勝敗難料;三是本地化經營能力與公司治理架構的完善,同樣關系到業務出海成敗。
“尤其是合規操作與公司治理架構不健全,讓不少助貸平臺在一些國家經營面臨更嚴監管,甚至難以在當地市場立足。”他指出。
記者多方了解到,當前中國助貸平臺出海的“優劣勢”相當明顯,優勢在于運營效率(包括風險管理、獲客能力、公司運營成本的管控)高、產品創新迭代能力強與市場反應速度快,劣勢在于文化差異適應度、用戶信任感建立、與當地監管部門及合作伙伴的溝通效率有待提升。未來,助貸平臺如何揚長補短,將影響他們出海征途能否取得更大成效。
牌照獲取“先行” 助貸機構轉向收購獲得市場準入門檻
近年,助貸平臺在海外市場的客戶數量與業務規模持續快速擴大。
記者從信也科技財報注意到,截至去年底,信也科技在國際市場累計為約700萬借款人提供服務;2024年,信也科技從各種渠道獲得約220萬名新借款人,同比增長了61%。如今,信也科技在印尼、菲律賓等國家地區擁有較高的市場份額。
樂信相關負責人此前曾公開表示,2024年二季度,樂信在墨西哥市場的放款規模環比增長61%,營收環比增長113%;去年三季度,印尼市場的交易用戶環比增長31%,交易額環比增長18%。未來,樂信計劃繼續加大對墨西哥、印尼等現有海外市場的投入,進一步挖掘市場潛力,并著手拓展海外新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前些年P2P出海,如今助貸平臺的業務出海模式發生明顯變化,具體表現在助貸平臺力求合規經營與市場準入,先在海外市場獲得當地的金融科技、消費金融相關業務牌照,再逐步拓展業務做大市場份額。
上述助貸平臺負責人告訴記者,2015年—2017年P2P集體出海期間,這些企業主要采取先展業再獲取牌照、或展業與牌照獲取同步運作的業務模式。這背后,是當時不少海外國家一面在積極開展互聯網普惠金融業務,一面對相關業務又缺乏相應健全的金融監管體系,導致P2P出海抓住了“監管空白期”,令業務布局先于牌照獲取,紛紛想抓住市場先發優勢做大規模。但是,隨著各國對P2P監管趨嚴,加之境內P2P平臺面臨整改,這輪P2P出海潮隨之偃旗息鼓。
“通過對P2P從嚴監管,各國金融監管部門持續完善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監管制度,令當前助貸平臺出海所面臨的監管環境與P2P出海期間截然不同。”他告訴記者。
具體而言,一是越來越多國家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的監管趨于精細化,以印尼為例,當地金融監管部門除了發放金融科技牌照(主要面向助貸業務),還增加多元金融牌照(面向線上線下消費分期、先買后付等新型消費金融業務),并針對不同普惠金融業態提供差異化的監管尺度與準入門檻,從而增強當地普惠金融業態的行為監管、主體監管、功能監管與審慎監管。
二是海外國家金融監管部門日益重視當地普惠金融機構的合規經營,包括公司治理架構合規性與用戶信息隱私保護。
三是部分國家持續壓降日息費率上限。2024年底,印尼金融監管局發布新的利率調整令——期限不超過6個月的日息貸款利率上限為0.3%,期限超過6個月的日息貸款利率上限為0.2%,令日息貸款利率上限較前些年的0.8%明顯下降。因此,國內助貸機構需迅速調整業務模式以適應新的日息貸款利率上限,令業務模式符合貸款利率下降趨勢。
記者多方了解到,面對一系列監管環境變化,助貸平臺首先要解決的,是業務牌照的獲取。
王蓬博表示,由于各國對普惠金融的合規監管要求不同,監管差異較大,助貸平臺出海,要么自己申請牌照,要么與持牌機構合作。
如今,要獲取業務牌照,并非易事。前些年,東南亞國家為了發展金融科技與普惠金融,發放了大量業務牌照。如今,部分國家金融監管部門認為牌照發放過多導致市場競爭過于激烈,收緊了新牌照發放,令國內助貸機構只能通過收購方式獲得當地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相關業務牌照,無形間增加了牌照獲取的復雜度。
此外,部分業務牌照的“準入門檻”相當高,令助貸平臺需先全面衡量投入產出比與盈利周期,再做出相應的牌照收購或申請決策,避免投入大產出小的經營困局。比如印尼的多元金融牌照需發起者注冊資本達到約1700萬美元,遠高于金融科技牌照(約100萬美元)。
面對這些挑戰,助貸機構“砥礪前行”。
2024年三季度,信也科技在印尼獲得“多元金融牌照”。一位信也科技人士向記者透露,在獲得多元金融牌照后,信也科技在印尼的業務范疇相應擴大,能涉足先買后付、線下消費分期、消費金融等多項業務,并接入當地更多銀行與場景方開展合作,為企業長期深耕印尼普惠金融市場帶來新的增長動能。
去年下半年,信也科技在印尼的交易額達到37億元人民幣,較上半年增長11%。信也科技在印尼的機構融資合作伙伴也增至10家。
記者多方了解到,為了順利獲得某些國家地區的普惠金融業務牌照,助貸平臺紛紛嘗試與當地合作伙伴發起合資企業。究其原因,是這些合作伙伴與當地金融監管部門的溝通效率更高,令合資企業申請/收購普惠金融牌照的成功幾率更高。
上述助貸平臺負責人向記者透露,與當地合作伙伴合作正成為助貸平臺先獲取當地業務牌照的重要操作路徑。畢竟,近年越來越多國家對普惠金融業務的牌照發放日益趨嚴,比如前些年巴基斯坦國家金融監管部門發放一批普惠金融牌照,但由于相關普惠金融企業在用戶數據保護與合規經營方面出現風險,近年來巴基斯坦收緊了普惠金融牌照發放。
這位信也科技人士告訴記者,去年10月,信也科技獲得由巴基斯坦證券和交易委員會發放的“非銀行金融公司”牌照。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與巴基斯坦金融監管部門開展深入溝通,讓后者了解信也科技在不少國家地區開展普惠金融的合規性與長期經營理念,最終得到他們的認可。
合規與本地化:助貸平臺出海的“雙保險”
隨著助貸平臺出海潮起,不少出海助貸平臺發現,能否做好本地化運營與合規經營,直接關系到他們的出海成敗。
“沒做好本地化經營,真的是舉步維艱。”上述助貸平臺負責人向記者感慨說。為了盡快在某個東南亞國家立足,他們找了一位當地雇員“代持入股”。事實上,這位當地雇員僅僅是形式上的“股東”,所有經營決策仍由助貸平臺“掌握”。
起初,這套“代持入股”模式的確讓助貸平臺快速進入當地市場。但不久后,相關弊端逐步顯現:一是當地金融監管部門發現“代持入股”行為,認為助貸平臺公司治理不夠完善,提出多項整改要求,導致當地業務一度“停滯”;二是這位“代持入股”的當地雇員要求助貸平臺給予極高的經營分紅,導致雙方“不歡而散”,企業不得不重新尋找當地合作伙伴,整個經營過程波折不斷。
在他看來,這讓助貸平臺深刻意識到,要在海外市場長期深耕,必須先找到合適可靠的當地合作伙伴。
“這件事說來容易,做起來難。”這位助貸平臺負責人感慨說。在經歷“當地雇員代持入股”風波后,他們曾努力尋找當地合適的合作伙伴,但整個過程相當艱辛。
首先,雙方需在經營理念方面達成一致;其次,雙方需共同磋商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構,既能確保公司治理模式符合當地監管要求,又具備一定的靈活性能兼顧彼此的業務發展訴求;三是雙方還需建立相應的分歧磋商機制,減少彼此誤解以確保業務穩步發展;四是雙方需整合各自的資源與業務經營能力,形成較好的業務協同效應。為了找到合適可靠的當地合作伙伴,他們足足花費一年多時間,導致企業錯失當地普惠金融業務發展的眾多機會,令盈利周期較最初規劃延后至少2至3年。
記者多方了解到,光找到合適可靠的當地合作伙伴,是不夠的。助貸平臺還需全面適應當地員工的工作習慣與文化風俗。
一家國內助貸平臺海外部門負責人通過微信向記者透露,盡管總部一直想用加班費,鼓勵海外國家當地員工積極加班以增加業務量,但不少國家當地員工寧可不賺加班費也不想加班,導致人均產能相對較低,但總部必須“理解”當地員工的工作習慣,并因此采取其他措施以提升人均產能。
王蓬博認為,助貸平臺出海,需建立當地團隊并適應當地文化,根據當地習俗開發產品,若當地市場不夠成熟且存在壞賬率較高壓力,助貸平臺還需提前做好預案。
如今,本地化經營的成效差異,令助貸平臺出海進展不一。
素喜智研高級研究員蘇筱芮認為,就上市助貸平臺最新業績情況而言,部分公司在海外市場獲得顯著增長,盈利貢獻持續提升。相比而言,也有一些“后來者”尚未形成有力競爭,商業模式、合規性、本地化經營等方面仍在探索過程。
出海潮起引發“價格戰”隱憂 助貸平臺亟需尋找差異化發展模式
記者獲悉,隨著中國助貸平臺出海潮起,“價格戰”在部分海外國家地區悄然升溫。
上述助貸平臺負責人向記者指出,中國助貸平臺在海外市場的“價格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為了爭奪更多客戶與更高市場份額,助貸平臺會爭相抬高獲客投入,導致大家的獲客成本“水漲船高”;二是在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地區,部分助貸機構刻意壓低征信報告服務費用,令大家都“不賺錢”。
“在菲律賓,個別助貸平臺為了快速擴大征信業務規模,甚至以低于成本的價格提供個人征信報告服務,以此盡快讓新進入者難以生存,將潛在競爭對手擠出市場。”他向記者感慨說。這種行為已引起當地金融監管部門注意,不排除對相關“價格戰”行為采取更嚴監管舉措以促進當地消費金融征信市場穩健運行。
王蓬博向記者表示,如今,海外熱門市場地區都有眾多中資助貸公司、當地金融機構、國際金融科技公司等參與競爭,但沒有一個大型企業占據絕對份額,這導致部分海外市場競爭呈現白熱化狀態。一方面是國內眾多助貸公司涌入海外市場,都希望在新興市場搶占份額,導致市場供給增加;另一方面各家助貸公司產品與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同質化,都在爭奪有限的優質客戶資源,導致競爭加劇。
如今,中國助貸平臺的“價格戰”硝煙,還開始擴散到拉美等國家地區。
近年,多家助貸平臺紛紛布局墨西哥等拉美國家地區。為了盡快獲得更多用戶資源,個別中小助貸平臺爭相抬高引流費用,導致中國助貸平臺在當地展業的獲客成本持續增加。
這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國內助貸平臺出海的初衷傾向于短期逐利還是長期深耕。目前,追逐短期利益的部分中小助貸平臺會在海外國家地區快速上線一些“繞開”當地金融監管規定的高息現金貸產品,并通過高額營銷投入快速積累大量客戶與放款量,從而賺取不菲的利息收入。即便當地金融監管部門在不久后“叫停”這些違規的現金貸產品,但相關助貸平臺早已賺足利潤“離場”。
“若要長期深耕一個海外市場,我們或許需做好3至5年不賺錢的準備。”前述助貸平臺海外部門負責人向記者直言。這背后,是短期逐利與長期深耕的業務邏輯截然不同——前者延續P2P時代的“高利息覆蓋高壞賬與高獲客成本,創造高利潤”的賺快錢業務模式,并為此敢冒違規經營風險;后者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資源開展合規化與精細化經營,通過不斷提升普惠金融服務體驗與吸引客戶長期復貸,逐步推動業務邁入盈利階段。
他指出,這些“短期逐利”行為,對助貸行業整體出海帶來日益顯著的負面沖擊,由于短期逐利行為造成違規經營事件增加,加劇海外市場當地民眾投訴量,不但“放大”了中國助貸平臺出海在用戶信任度不強、當地資源整合能力不夠豐富方面的短板,還令當地金融監管部門對中國助貸平臺進入市場抱有極其謹慎的業務審批態度,導致眾多助貸平臺不得不花費更多時間,與當地金融監管部門與合作伙伴增加溝通,讓后者“確信”他們的業務合規性與長期經營理念。
記者獲悉,助貸平臺出海如何避免“價格戰”,對中國商品出海也有較大影響。隨著中國消費電子、家電、智能手機等產品積極出海,中國助貸平臺通過在海外國家地區推出線上線下消費分期、先買后付等金融服務,讓海外當地民眾能購買更多中國商品。因此,中國助貸平臺在海外當地的業務合規性與良好市場口碑,有助于推動中國商品持續“熱銷海外”。
前述信也科技人士告訴記者,為了長期深耕海外市場,他們內部雙管齊下,一是在集團層面,信也科技持續秉承長期深耕海外市場的戰略定力,做好5至8年海外業務發展規劃并積極落實,二是在業務層面,信也科技在印尼、菲律賓與巴基斯坦等國家地區聘請當地員工擔任負責人,推動本地化運營以強化長期深耕當地市場的能力。
在他看來,要破解“價格戰”困局,出海助貸平臺在做好合規經營與落實長期經營理念同時,需充分發揮經營效率、市場反應速度快、產品迭代能力強等優勢,尋找差異化的發展模式,持續提升助貸平臺在當地的業務競爭力與市場口碑。
記者獲悉,隨著今年印尼市場下調了普惠金融相關產品日息貸款利率,加之當地用戶的貸后資產質量表現相對較低(貸后逾期率超過10%),令眾多當地助貸平臺與消費金融機構在更低利率環境下做好信貸風控與業務持續性,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境內助貸平臺憑借豐富的信貸風控經驗與客戶經營能力,比當地消費信貸公司能更快地調整業務模式與推動產品創新,適應新的市場環境與推動業務穩健發展。
這位信也科技人士認為,隨著眾多新興市場國家都致力于發展普惠金融產業促進經濟發展,中國助貸平臺出海的發展前景廣闊,但在這個過程中,合規經營與長期深耕,是中國助貸平臺能在海外市場持續立足與穩健發展的根本。“短期逐利”行為看似快速賺錢,卻犧牲了中國助貸平臺在海外“賺取長期收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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