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的校史，不僅記錄了一代又一代法大人服務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懈努力，更是我國高等法學教育進程的真實縮影。藉此建校73周年之際，學校推出《檔案中的校史》欄目，以檔案為根本遵循，力圖求真存實地還原學校歷史上一次次重大變遷的來龍去脈，從建校70余年不斷的改革創新、開拓進取中汲取力量，在學?！拔逦灰惑w”發展戰略的指引下，繼續為法大更加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奮斗。

文 | 王改嬌

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北京政法學院，是在1952年的院系大調整中由北京大學的政治系、法律系，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政治系，輔仁大學的社會系民政組，以及調任華北人民革命大學部分干部合并而成。我國著名政治學家、法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錢端升先生牽頭籌建并擔任了首任院長?；赝麣v史，北京政法學院籌備工作的背后，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錢端升領命籌委會主任，為這個新生的法科專門學校又付出了怎樣的心血和努力？本文將以《錢端升日記》為中心，通過爬梳相關檔案史料，一探個中究竟。

一、院系調整合并法政

官方檔案顯示，北京政法學院正式誕生于1952年國家大規模的院系調整浪潮中。實際上，中央對于?？篇毩W院的設想，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已開始醞釀。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共同綱領》,這個重要的歷史文獻，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制定了軍事、經濟、外交、文化教育等系列政策。其中提出教育要“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人民政府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從宏觀層面構建了新中國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為了貫徹落實中央的指示精神，教育部于1950年6月召開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時任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在會上強調“我們要在統一的方針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調整全國公私立高等學?；蚱淠承┰合?，以便更好地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1] 由此拉開了新中國院系調整的序幕。

此間，中央首先在首都北京嘗試提出文法學院的改革意向。據《錢端升日記》記載，1950年5月17日政務院政法委秘書長陶希晉專程到北大，商議“政法組課改事，似文委有意合清、燕、輔之政社等系于北大之政、法兩系成北京政法學院”。[2] 1951年4月23日，北大校務委員會“討論院系調整與馬（即馬敘倫）長校事”。[3] 1951年11月5日，在全國工學院會議期間，教育部請北京大學主要負責人聚餐，“談與清、燕并文法理工事”。[4]

教育部經過兩年多的實地調研和思想動員，終于1952年5月頒布《關于全國高等學校1952年的調整設置方案》,對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和西南六個大區的高等學校作了詳細部署。提出先在華北、華東兩大區分別新設高等政法學校一所。[5]從而，北京政法學院的籌建提上議事日程。

圖1【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調整設置方案（局部）】

二、不負重托受命籌建

作為新中國第一批法科高等院校，國家賦予北京政法學院崇高的使命。為了加強政權建設，政法學院要“培養大量具有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與馬列主義國家與法律基本理論知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干部?！?[6] 還要為其他大區如何籌辦政法院校做出表率。

當時，學校的師生員工分別來自北大、清華、輔仁、燕京四所院校，領導干部多由華北革命大學調配，可以預見，經歷和理念的差異，將來工作中的矛盾糾葛在所難免。且在高等教育除舊布新的大背景下，教學方案、課程設置、教材圖書等，均無著落……短期之內，籌建一所新型的法科高等院校，決非易事。那么，由誰來擔負起牽頭籌建的重任呢？中央有關部門經慎重考察，最后把目光落在了錢端升的身上。

筆者分析中央的決定應該基于三重考慮。其一，北京政法學院基本以北京大學法學院為班底建立，錢端升時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兼法學院院長，出任北京政法學院籌委會主席順理成章。其二，錢端升當時在政法學界的年資、威望，無人出其右。錢端升時年五十出頭，學術著作等身，執掌一校，可謂正當年華。除了北大校內工作，他還身兼多種社會職務，如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政法委員會委員、中國政治法律學會主要發起人、北京市教育工會主席等職，在首都乃至全國的教育界、政法界具有極高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考量，就是他對于新政權的積極態度。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堅決拒絕了國民黨南下邀請，留在北京大學，協助地下黨為和平接管北大做出了重要貢獻。[7] 1952年8月，他剛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友黨——中國民主同盟，他自愿“團結知識分子，走向進步，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實現共同綱領，完成新民主主義的建設”。[8]綜上，無論是學術造詣、組織才能，還是社會影響力以及政治表現，錢端升都是籌委會主席的不二人選。

對于新的使命，錢端升又持怎樣的態度呢？事實上，他本人提前5天才獲悉此消息。1952年8月18日，“下午四校政法教授座談司法改革。歐陽云將成立政法院或由我任院長，甚以為難事?！?[9] 錢端升自認為，作為一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自己尚在努力改造中，何以有資格領導為黨和國家培養政法干部的艱巨任務呢？因而，他先后與時任副部長錢俊瑞、高等教育司司長張勃川分別談心，真誠地表達自己的心意，再三推脫。[10] 據其長子錢大都回憶，周恩來總理聞此消息，親自出面談話，總理尊稱錢端升為“端公”,希望他在國家亟須人才之際能夠服從組織決定，消除顧慮，盡快擔負起這一重任?？偫淼闹t遜、誠摯深深地感染著他。聽罷總理一席話，錢端升欣然赴命。

1952年8月23日，“北京政法學院籌備委員會”在教育部成立，籌委會由11人組成，分別來自教育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華北分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和華北革大等單位。錢端升任主任委員，韓幽桐任副主任委員。[11] 學院的籌備工作正式啟動。

三、艱難創業奠基政法

四校合并為一，校舍設施、機構編制、教職工調配、學生來源、課程設置、教材編寫以及圖書資料等諸多事項都需要協調落實。

籌委會成立后，隔一天即8月25日，錢端升就召集了第二次會議。會議初步討論了學院的組織機構、干部編制、學生構成、調訓學制等事項。確立了組織系統和內設機構，擬設教務處、教研室、圖書館、行政處等部門。[12]錢端升依循以往的辦學經驗，最為關注的還是課程設置和教學計劃。會上，他兩次提議商討課程設置，但因草案未定終無果。他隱隱地有些焦慮，在當天的日記里感嘆“政院籌委會二次會，談了編制，未及課程”。[13]

圖2 【《錢端升日記（1937-1956）插圖】

三周后，即9月17日舉行第三次籌委會，錢端升率先發言。他向與會人員通報了近期籌備情況，主要介紹了教學計劃草案。大家認為，草案比較成熟，可盡快執行實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是否開設俄文課程問題上出現了較大分歧，爭議頗久。以燕京大學嚴景耀教授為代表的贊同派認為，俄文應設為必修課，可用速成模式；而以華北革大的戴錚[14] 為核心的反對派則主張當下學制短，以不學俄文為好。大家意見不一，各執一詞。錢端升權衡各方意見，總結說，基于學員文化水平的參差不齊，建議因材施教。會議最后決定，學員均應先學國文，國文基礎較好的同學可兼修俄文；而調干生則重點學好國文，暫不排俄文課程。

除課程設置，籌辦一所大學圖書資料同樣不可或缺。而學校初創，國家經費投入極其有限，大批購置圖書難以實現。參會的老師們情急智生，于振鵬、張國華兩位老師提議，可暫借清華、北大政治系、法律系的圖書資料，以解學院的燃眉之急。

據《錢端升日記》記載，從1952年8月下旬到11月上旬，為了學校籌辦事宜，錢端升與北大青年教師程筱鶴，及華北革大的戴錚、劉昂、凌力學等人不辭勞苦，四處奔波。此間他共去學院30多次，召集各種碰頭會，討論校舍家具接收、職工分配、課程設置、學生轉學等；先后10多次到政務院政法委、教育部、華北人民政府等單位，費盡口舌與有關部門交涉學院基建、干部編制以及革大教職工調動等問題，爭取上級部門的人力、財力等資源支持。同時，他深諳“大學非大樓之謂也，而大師之謂也?！彼麜r常利用會議的間隙或者晚上時間親自登門，曾先后拜訪了清華、北大、燕京、輔仁大學、中共中央馬列學院等校的陰法魯、王利器、雷潔瓊、費青、徐敦璋、陳芳芝、張錫彤、楊獻珍等人，逐一接洽、促膝談心，誠請老師們來政法工作，努力為政法學院延攬一流的師資隊伍。

1952年11月11日，籌備工作總結大會在老北大沙灘校區孑民堂舉行。會議決定，學院課程初步確定為《實踐論》《矛盾論》《中共黨史》《共同綱領》以及文化課等,授課方式，前二者以大課為主，教職工應與學生一起聽課；后二者和文化課則以班為單位或者班聯制上小課。

在教育部、政務院政法委、華北人民政府的鼓勵支持下，以錢端升為代表的籌委會帶領廣大師生，一路披荊斬棘、同心戮力，堅忍不拔，探索前行，北京政法學院終于11月13日正式開課。由此開啟了新中國高等法學教育的新篇章。

圖3【1952年9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向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呈報

成立“北京政法學院”；

同年9月27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批復“擬予同意”。】

[1] [5]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頁，第151-152頁。

[2] [3] [4] [9] [10] [13] 黃進、高浣月主編《錢端升全集》之《錢端升日記》（王改嬌校注）下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285頁，第321頁，第332頁，第375頁，第375頁，第376頁。

[6] [11] 中國政法大學檔案館主編《法大記憶—60年變遷檔案選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頁，第5頁。

[7]北京大學檔案館藏《1948年傅斯年為拍飛機接南下人員給鄭天挺的電報及人員名單》。汪子嵩、吳惟誠《黎明前的一場特殊戰斗——親歷地下黨為挽留大批教授進行的工作》

[8] 民盟中央檔案室藏，1952年錢端升《中國民主同盟入盟申請表》。

[12] 中國政法大學檔案館館藏，1952年《北京政法學院籌備會第二次會議》材料。

[14] 戴錚，北京政法學院籌委會主要成員之一，后任院臨時黨組書記、代理副院長，與錢端升搭班子一年有余。

（本文為節選，原文《錢端升與北京政法學院的籌建——以 <錢端升日記> 為中心》,刊載于《中國法學教育研究》2020第3期。本文圖1、圖3轉自中國政法大學檔案館網站文章《北京政法學院的籌備》（李克非文/靳向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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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檔案館 新聞中心

策劃：黃楠

排版：張瑤瑤

責任編輯：謝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