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原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俄國辛比爾斯克人（現烏里揚諾夫斯克市） 。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思想家。曾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即蘇聯總理）、工農國防委員會主席等重要職務。1887年8月進入喀山大學法律系學習。1891年從圣彼得堡大學畢業。1892年開始組織馬克思主義小組，并將《共產黨宣言》譯成俄文。1895年建立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1900年12月創辦全俄第一份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報紙《火星報》。1912年1月將孟什維克驅逐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讓布爾什維克成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戰期間，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1917年11月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成功，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1918-1920年，領導全國人民擊退14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和國內反動階級的叛亂。國內戰爭結束后領導全黨把工作重點移到組織社會主義建設方面。1924年1月21日在戈爾基村因中風逝世，享年54歲。列寧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執政黨的創建者。他成功地領導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使社會主義由科學理論轉變為偉大實踐。列寧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新發展和新成果，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化之路。列寧被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普遍認同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和精神領袖”，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其主要著述收入《列寧全集》。

由于西方極力詆毀列寧，蘇聯后期和解體后，列寧及其思想遺產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作為受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繼承者的中國來講，對列寧及其思想的研究長期得不到重視，這也影響到我國對馬列主義的繼承和發展。為推動廣大干部群眾深入研讀列寧經典著作，定期推送相關的文章，敬請關注！

為 什 么 而 斗 爭？（1910年3月23日〔4月5日〕）

在杜馬中占統治地位的十月黨人不久前的演說，結合右派立憲民主黨人在杜馬中和杜馬外的言論來看，無疑具有巨大的征兆性的意義。反革命資本家政黨的頭子古契柯夫先生抱怨說：“我們在國內和在杜馬中 都孤立了。”路標派分子布爾加柯夫先生在《莫斯科周刊》上仿佛跟著附和說：“……反動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否認‘人身不受侵犯’；相反，他們都堅信人身 ‘可受侵犯’，馬爾柯夫第二和社會民主黨人格格奇柯利如出一轍，盡管前者主張整治少數民族并宣揚施以大暴行，而后者為人身不受侵犯而呼吁進行‘第二次俄國 大革命’。”（1910年2月20日第8期第25頁）

古契柯夫先生在杜馬中對沙皇政府聲稱，“我們在期待”，這說明了完全屈服于反革命派的資產階級直到現在還不能認為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障，還不能認為建立了臭名昭著的“革新”制度就有什么真正牢固可靠的保障。

路標派分子布爾加柯夫附和說：“……我痛苦不堪地思念著令人心酸的往事，本來這都是一回事〈即反動和革命都是一回事，也就是——〉……都是靠暴力來實現 的極端主義……而近來又有人開始為新的革命發愁，認為現在已經有了經驗，似乎新的革命除了使俄國遭到徹底瓦解外，還會帶來別的什么。”（第32頁）

一個杜馬中最大的資產階級政黨首領和一個自由派“人士”中頗有聲望的右翼立憲民主黨政論家（《路標》已出了5版），他們兩人都在抱怨，都在哭訴，都認定 他們孤立了。他們在反動的極端派和革命的“極端派”當中，在黑幫英雄和“為新的革命發愁”的英雄（自由派？）當中，思想上孤立了，因而“在杜馬中和在國內 都孤立了”。

“中派”的這種孤立，資產階級的這種孤立，資產階級希望改變舊制度，但又不希望同舊制度作斗爭，希望“革新”沙皇制度， 但又害怕推翻沙皇制度，這種現象在俄國革命史上并不新鮮。1905年群眾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給予沙皇制度接連不斷的打擊，當時感到自己是“孤立的”，既有 立憲民主黨人，也有十月黨人。立憲民主黨人（當時是“解放派”[128]）1905年8月6日以后就開始停步不前，反對抵制布里根杜馬。十月黨人10月 17日以后，完全“停步不前了”。1906—1907年立憲民主黨人在兩屆杜馬中“孤立了”，無法利用自己的多數，在沙皇制度和革命之間、在黑幫地主勢力 和無產階級、農民的沖擊之間暈頭轉向，束手無策。盡管立憲民主黨人在兩屆杜馬中占多數，但他們始終是孤立的，受到特列波夫和真正的革命運動兩面夾攻，一次 也沒有取得勝利，很不光彩地退出了舞臺。1908—1909年十月黨人在第三屆杜馬中占多數，他們同政府親密合作，誠心誠意擁護政府，而現在他們也不得不 承認，實際上發號施令的不是他們，而是黑幫分子。他們不得不承認十月黨資產階級孤立了。

這就是關于資產階級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歷 史作用的總結。在這五年（1905—1909年）間，事變層出不窮，群眾斗爭即俄國各個階級的斗爭蓬勃開展，這一經驗事實上證明了，立憲民主黨和十月黨， 我國資產階級的兩翼，實際上是由于革命和反革命的斗爭而中立化了，他們成了在兩個敵對陣營之間暈頭轉向的、軟弱無力的、束手無策的可憐蟲。

資產階級不斷背叛革命，他們長期遭到黑幫沙皇政府和沙皇地主黑幫的粗暴的咒罵、凌辱和唾棄，這完全是罪有應得。當然，資產階級的背叛行為和他們所受到的 歷史懲罰，并不是某種特殊的精神特性引起的，而是資本家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矛盾的經濟地位引起的。這個階級害怕革命甚于害怕反動勢力，害怕人民的勝利甚于 害怕保持沙皇制度，害怕沒收地主的土地甚于害怕保持農奴主的政權。資產階級不屬于那些在偉大的革命戰斗中一無所失的人。在我國資產階級革命中，只有無產階 級才是這樣的人，其次就是千百萬破產的農民。

俄國革命證實了恩格斯從西方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史中得出的結論：為了得到即使只是資產階級直接需要的東西，革命也必須遠遠地超出資產階級的要求[129]。俄國無產階級始終引導，也必將引導我國革命前進，而不顧資本家和自由派的任何阻攔，推動事件的發展。

在1904年的宴會運動中[130]，自由派千方百計地阻攔社會民主黨人，怕他們進行激烈干涉。工人并沒有被膽戰心驚的自由派的幽靈嚇倒，他們引導運動前進，把運動引向1月9日，引向洶涌澎湃的全俄罷工浪潮。

自由派資產階級，包括當時“非法的”“解放派”，號召無產階級參加布里根杜馬。無產階級并沒有被膽戰心驚的自由派的幽靈嚇倒，它引導運動前進，把運動引向偉大的十月罷工，引向人民的第一次勝利。

10月17日以后，資產階級分裂了。十月黨人堅決站到反革命一邊。立憲民主黨人避開人民，投靠了維特。而無產階級前進了。無產階級站在人民的最前列，動 員了千百萬群眾去進行具有歷史意義的獨立活動，真正自由的幾個星期就在舊俄國和新俄國之間劃了一道永不磨滅的分界線。無產階級把運動發展到最高斗爭形式 ——1905年12月的武裝起義。無產階級在這一斗爭中遭到失敗，但并沒有被擊潰。無產階級的起義遭到鎮壓，但在戰斗中無產階級團結了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力 量，并沒有因為退卻而灰心喪氣，它向群眾指出——在俄國現代史上第一個向群眾指出——把斗爭進行到底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無產階級被迫退卻，但它并沒有丟掉 手中的偉大革命旗幟。當第一屆和第二屆杜馬中占多數的立憲民主黨人背離革命，力圖扼殺革命并向特列波夫和斯托雷平之流保證他們有決心和有能力扼殺革命的時 候，無產階級公開舉起這面革命的旗幟，繼續號召參加斗爭，并教育、團結和組織一切力量來進行斗爭。

俄國一切大工業中心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從資本家手中奪得的許多經濟成果、軍隊中的士兵代表蘇維埃、古里亞和其他地方的農民委員會以及某些城市中曇花一現的“共和國”，——這一切都是無產階級依靠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特別是依靠農民奪取政權的開始。

1905年的十二月運動之所以偉大，是因為這一運動第一次把“可憐的民族，奴隸的民族”（象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在60年代初所講的[131]）變成 能夠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同萬惡的專制制度斗爭到底并吸引群眾參加這一斗爭的民族。這一運動之所以偉大，是因為無產階級用斗爭實踐表明了民主主義群眾奪取政權 是可能的，在俄國建立共和國是可能的，指出了“怎么辦”，指出了群眾實際著手去具體完成這一任務的辦法。無產階級的十二月斗爭給人民留下了一份遺產，這份 遺產可以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照耀后幾代人的工作的燈塔。

現在，瘋狂的反動勢力烏云滾滾，反革命沙皇黑幫氣焰囂張，甚至十月黨人也頻頻 搖頭說，“他們在期待”改革，而且迫不及待，自由派和民主派也常常“為新的革命發愁”，而路標派分子卑鄙無恥的言論有增無減（“應當自覺地不要革命”—— 布爾加柯夫語，同上，第32頁），在這個時候，工人政黨就應該加倍有力地提醒人民：為什么而斗爭。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談過，由于條件 變了，由于當前歷史時期的情況不同了，現在必須采取另外的斗爭形式來實現1905年提出的目標和當時的運動很快就要實現的任務。專制制度要按照資產階級君 主制類型來改造的嘗試，專制制度同地主和資產階級在第三屆杜馬中的長期勾結，新的資產階級土地政策等等，——所有這一切把俄國引向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同 時向工人階級提出培養新的無產階級大軍即新的革命大軍的長期任務——教育和組織力量的任務，利用杜馬講壇和利用各種半公開合法活動的機會的任務。

必須善于貫徹我們的策略路線，必須善于建設我們的組織，既要估計到已經變化了的客觀情況，又不縮小、不削弱斗爭任務，不貶低那些即使乍看起來是極平凡、 極不顯眼、極其瑣碎的工作的思想政治內容。假如我們向社會民主黨提出，比如說，為公開的工人運動而斗爭的口號，那就恰恰是縮小斗爭任務和閹割斗爭的思想政 治內容。

作為一個獨立的口號，這不是社會民主黨人的口號，而是立憲民主黨人的口號，因為只有自由派才幻想沒有新的革命就可以有公開的 工人運動（他們不僅抱有這種幻想，而且向人民鼓吹騙人的教義）。只有自由派才用這種次要目的來限制自己的任務，他們象西歐的自由派一樣，指望無產階級去適 應“經過改良的”、經過清理的、“經過改善的”資產階級社會。

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不僅不害怕這種結局，而且相反，它相信，任何一 種名副其實的改革，任何對無產階級的活動范圍、組織基礎和運動自由的擴大，都會十倍增強無產階級的力量并擴大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規模。但是，正是為了真正 擴大運動的范圍，正是為了達到局部的改善，就應該向無產階級群眾提出不加刪削、不加縮小的斗爭口號。局部的改善只能是革命的階級斗爭的副產物（這是歷史上 常有的情形）。只有向工人群眾提出1905年留給我們這一代的廣泛的、宏偉的任務，我們才能夠真正擴大運動的基礎，吸引更多的群眾參加這一運動，鼓舞他們 忘我的革命斗爭情緒，因為這種情緒過去一直引導著被壓迫階級去克敵制勝。

在進行公開行動、公開活動、擴大運動基礎、吸引愈來愈多的無 產階級階層參加這一運動、利用資本家陣地的一切弱點來向這個陣地進攻以及爭取改善生活的時候，不要放過任何一個最小的機會；同時要將革命斗爭精神貫徹到這 一切活動中去，要在運動的每一步和每一個轉折關頭闡明我們在1905年已經面臨而我們當時沒有完成的全部任務，——這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應該采取的政策和策略。

載于1910年3月23日（4月5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12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211—2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