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到機場迎接訪蘇歸來的周恩來▌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給日益惡化的中蘇關系帶來一線希望。赫魯曉夫下臺后，中國領導人認為這是一個改善中蘇關系的機會。根據中央決定，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祝活動，同蘇聯領導層接觸。1964年11月5日，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祝活動。這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十二次訪蘇，也是最后一次訪蘇。11月14日下午，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回到北京。毛主席率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鄧小平、聶榮臻、李富春、楊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習仲勛、蔡暢、鄧穎超、康克清等人到機場迎接。毛主席很少到車站、機場迎送，這次卻去了，毛主席還給周恩來送上了一大束百合花。這是極具政治意義的姿態，表明中共領導人緊密團結，堅決支持周恩來為首的黨政代表團在蘇聯的正義立場。本文收錄于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新中國外交風云》（第三輯），作者余湛為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1964年11月，隨周恩來總理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一次不尋常的使命——憶周總理最后一次訪問蘇聯作 者：余 湛

1964年11月5日至14日，為了尋求中蘇團結的新途徑，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身份，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又一次訪問蘇聯。這是在一個特殊的時刻，為了完成一項不尋常的使命而進行的一次不尋常的訪問，也是他最后一次訪蘇。

▌赫魯曉夫下臺為這次訪問提供了機會

1964年10月16日凌晨，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緊急約見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伍修權。他說，1964年10月14日，蘇共中央全會鑒于赫魯曉夫年邁和健康狀況惡化，根據他本人的請求，決定解除他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選舉勃列日涅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10月1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舉行會議，決定解除赫魯曉夫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任命柯西金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蘇共中央究竟為什么要解除赫魯曉夫的職務，新的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將奉行什么樣的政策，人們難免猜測紛紜。當時，要了解事件真相，唯有直接同蘇聯新領導接觸。

▌赫魯曉夫對華態度為何先好后壞

赫魯曉夫上臺初期，面臨許多困難，地位尚不穩固，需要我們的支持。那時，他對毛澤東和我們黨比較尊重，對中蘇關系也較重視。毛主席第一次訪蘇，斯大林未到車站迎送。赫魯曉夫上臺后第二年即來我國訪問，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主要領導人進行了會談，對中國革命評價甚高，批評斯大林對我國有大國主義錯誤，說我們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可以作為處理一切國家關系的基礎。遇到不同意見，也能友好協商。他按早先決定，撤退了駐旅順的蘇軍，并將該海軍根據地交還中國；廢除了原先遺留下來的不符合平等互利原則的協議；提供了新的貸款，增加了援建項目，擴大了原有援建項目的規模和雙方的科技合作，等等。我們本來就十分重視發展與蘇聯的友好關系，對赫魯曉夫以平等友好態度待我，自然更愿與之友好相處。

1954年，時任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訪華。

蘇共二十大后，毛澤東和黨中央雖然對赫魯曉夫的錯誤深感痛心和擔心，并在內部對他提出了善意的批評，但也充分估計其積極方面，希望他能糾正錯誤，加強蘇聯的共產主義建設，增強中蘇團結，反對共同敵人，推進人類的進步事業。我們對他和蘇聯給予了真心實意的、力所能及的支持。

1957年毛澤東再次訪問蘇聯，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40周年，參加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毛澤東、鄧小平同蘇共領導進行了耐心的協商，同各國黨友好地交換了意見，終于開成了一個團結的會議，發表了莫斯科宣言與和平宣言。毛澤東對這次會議能以平等協商的方法，取得克服分歧、增強團結的成果，對于雙方的原則分歧采取內部協商求得一致、暫時不能取得一致的則注意等待或作必要妥協的做法，深為滿意，十分樂觀地把蘇聯衛星上天和這次會議的成果作為標志，用“東風壓倒西風”來形容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

1957年11月，毛澤東主席率領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

不幸的是，好景不長。赫魯曉夫一旦站穩腳跟，立即轉過頭來處心積慮地設法控制中國。1958年4月，蘇聯提出在我國共同建設長波電臺，歸兩國所有，由兩國共同使用；同年7月，繼而提出中蘇兩國軍隊直接協商制定專門計劃以適應蘇聯國防部的需要；同月又提出蘇聯在東亞沒有不凍港，要和我國建立共同艦隊，使用中國港口。毛澤東始終認為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功大于過，但對他的大國沙文主義做法深為不滿。只是為了顧全大局，長期隱忍不言。毛澤東原以為赫魯曉夫會改變斯大林以往的錯誤，然而赫魯曉夫卻接二連三地提出上述“建議”，圖謀控制中國，這使他大為震怒。毛澤東嚴厲指出：“怎么那一套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又來了，為什么幫助中國只能搞合作社，搞共同艦隊，這分明是要控制，要租借權。提出所有權各半的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毛澤東要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把他的話如實報告赫魯曉夫，不要替他粉飾，赫魯曉夫聽了越不高興，他越高興。對毛澤東這樣強烈表示的嚴正立場，赫魯曉夫表面敷衍，實則已下定決心，我行我素。

赫魯曉夫還積極推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線，并企圖將我國也納入這條軌道。1958年8月23日，我炮轟金門，旨在懲罰蔣軍對我騷擾，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美斗爭。蘇聯對我甚為不滿，擔心引起中美沖突，妨礙他們搞蘇美合作。于是，立即派葛羅米柯訪華，并帶來核試驗影片，請毛澤東和全體政治局委員觀看，想嚇唬我們。我黨為照顧團結，派陳毅同志出面，明確告訴他，中美雙方都未準備打仗，萬一打起來，我們也不拖蘇聯下水。這樣，他們才放下心來，作了支持我的表態。

1959年6月20日，蘇聯單方面撕毀中蘇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不幫我生產核武器。同年9月下旬，赫魯曉夫訪美后來華參加我國慶。10月2日中蘇舉行高級會談，赫魯曉夫替艾森豪威爾說項，要我釋放在押的美國特務，并說當年列寧曾在西伯利亞建立遠東共和國，暗示我也可讓那個不消滅共產黨死不瞑目的蔣介石暫時建立“臺灣共和國”。這理所當然遭我拒絕。事后，毛澤東說，他們不反美，我們自己反。因為那時形勢是美逼我反，不得不反。受美壓迫的朋友需要我支持，我不得不支持。

但是，赫魯曉夫并未就此止步，1962年8月23日，蘇聯通知我國，美向蘇建議簽訂《防止核擴散協定》，蘇已給予肯定的回答。這是蘇聯背著中國同美達成的協議，合謀束縛我手腳，由他們壟斷核武器，合作主宰世界。我當然不能同意。1963年7月25日，正當中蘇兩黨在莫斯科會談時，蘇聯又一次背著我國，同美、英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企圖阻止我進行核試驗。

赫魯曉夫對我膽敢不聽從他的指揮棒十分惱火，便采取一個又一個措施，對我施加壓力，妄圖逼我就范。政治壓力無濟于事，便轉而施加經濟壓力和軍事壓力。蘇聯一黨不行，便召開國際會議，對我進行圍攻。一次不行，再開一次。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之勢。正是赫魯曉夫這種無休止的蠻橫行徑，把中蘇關系推到了破裂的邊緣，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弄到名存實亡的地步。現在，赫魯曉夫下臺了，理應為改善中蘇關系帶來轉機。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其間兩國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友好條約。

▌抓住時機決定周總理訪蘇

毛澤東一向重視同蘇聯的團結。當他得悉赫魯曉夫下臺后，便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蘇聯政局動向和我們應采取的對策。盡管對情況還不甚了解，但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和我黨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一貫方針，毛澤東和黨中央迅速果斷地作出決策，要抓住赫魯曉夫下臺的時機，采取有力步驟，爭取扭轉中蘇關系惡化的趨勢。

10月16日，周總理打電話告訴我，毛主席指示，由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聯名給蘇聯新領導發賀電，表示對他們寄予希望。囑我立即擬稿報批。毛主席還說，賀電要發給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三個人。這不是一般禮節性的祝賀，而是在重要時刻發出的重要政治文件。這份賀電當天即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副司長徐明交給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并于當晚廣播，次日見報。賀電表示：我們衷心希望兄弟的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領導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設工作中和維護世界和平的斗爭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蘇兩黨、兩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接著，毛澤東提議并經中央討論決定，由周恩來率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祝賀十月革命節47周年。周總理對我說，今年不是大慶，蘇聯也沒有邀請，我們本可不派代表團去。但為了解蘇聯新領導的真實意向，尋求團結對敵的新途徑，我們還是決定主動派代表團赴莫斯科祝賀，并倡議各社會主義國家也派黨政代表團去祝賀，借此機會同蘇聯新領導直接接觸，交換意見。即使此行取不到預期結果，也可表明我黨謀求中蘇團結對敵的誠意。這是一個舉世矚目的重大政治步驟。

周總理雷厲風行，夜以繼日地接見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駐華使節，把我們黨中央和政府的倡議通知他們，強調我們的目的是去尋求團結，請他們報告各自的黨中央和政府。考慮到蘇聯已主動斷絕了同阿爾巴尼亞黨的關系和外交關系，周總理特別耐心地向他們解釋了我們主動采取這一行動的意圖，分析了不論這一行動的結果如何對我們的共同事業都有益無害。除阿爾巴尼亞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使節對周總理的談話和解釋都表現得很高興。他們的黨和政府對我們的倡議也都迅速作出了肯定的答復，蘇聯也很快給我們和其他兄弟國家發出了邀請。這表明我們的倡議是深得人心的。

中央決定，我黨政代表團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任團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賀龍任副團長，參加代表團的還有有關各方面的負責人劉曉、伍修權、潘自力、喬冠華、姚溱等，我作為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也參加了代表團工作。

▌尋求中蘇團結的新途徑

1964年11月5日，中國黨政代表團在周恩來率領下乘專機飛抵莫斯科，受到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為首的蘇聯有關各方負責人的歡迎，當晚下榻列寧山蘇聯政府別墅。

周總理到達別墅后，稍事休息，立即開始夜以繼日的緊張活動。對蘇聯各位新領導和各國代表團進行禮節性拜訪，接受他們的回訪，參加節日的各種活動，利用一切機會同蘇聯領導人和各國代表團接觸，進行非正式交談和正式會談，了解他們的想法，闡明我團結對敵的愿望。

1964年11月，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祝活動時，拜謁列寧墓并獻花圈。

蘇聯廣大干部和人民是歡迎中國黨政代表團在這個不平常的時刻來訪的，但可以看出，他們表達這種感情的方式大都很謹慎。除因某種任務需要同我們接觸者能同我們較自然地交談外，許多蘇聯老朋友看到我們后，往往只是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我們，用不同方式悄悄地表達歡迎之意，有的激動得熱淚滾滾。一些蘇聯朋友同我們攀談，表達對昔日中蘇友好的懷念，但蘇聯保安人員卻公然阻止這種接觸。我們感到這不是好兆頭。蘇聯新領導如有意改善中蘇關系，怎么能這樣不顧禮貌呢？后來事情的發展，不幸證明了我們的猜測。

周總理早就把我們同蘇聯新領導進行接觸、了解情況、尋求中蘇團結反帝新途徑的意向通知了蘇方。如果蘇聯新領導真有改善中蘇關系的愿望，就應乘此良機，同中方坦誠相見，表明自己團結對敵的意愿，主動說明中方最關心的解除赫魯曉夫職務的政治原因。但事實卻不然，從11月5日我代表團到達莫斯科，至11月9日雙方第一次正式會談前，不論周總理如何多方向蘇聯新領導探詢，他們始終守口如瓶，諱莫如深。第一次會談開始，周總理正式提出這個問題。勃列日涅夫仍然搪塞，說可以在下次再談。這不會妨礙我們研究改善中蘇關系的建設性辦法。他緊接著說，我們積累的問題很多，今天只提出某些問題，建議開始討論停止公開論戰，并圍繞這個問題尋找其他步驟。其實，蘇方很清楚，首先挑起公開論戰的不是別人，恰恰是赫魯曉夫。從1963年起，蘇聯公開攻擊我們的材料何止幾千篇，煽動和脅迫其他兄弟黨攻擊我們的材料更不可勝計。到這次高級會晤為止，我答復蘇方攻擊我們的材料為數不多。現在勃列日涅夫提出討論停止公開論戰問題，但他自己對赫魯曉夫首先挑起公開論戰，對蘇共中央對我們進行那么多的攻擊，對我黨關于停止公開論戰的建議一概避不作答，那么，對他提出的這個議題如何討論？

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由于勃列日涅夫對赫魯曉夫解職的政治原因執意不談，周總理料到再就此提問也無用，只好暫時擱置一邊。但周總理沒有接過勃列日涅夫的議題，同他們討論停止公開論戰，而是向他們提出關于召開國際共運會議的問題，以便從中尋找蘇聯新領導究竟和赫魯曉夫有多少差別，希望了解在我黨同赫魯曉夫存在嚴重分歧的這個關鍵性問題上，同蘇聯新領導有無商量的余地。周總理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慶祝會上的講話中說，召開兄弟黨的會議成熟了，依我們看，條件并未成熟，還要創造。勃列日涅夫說，只有開會才能消除分歧，別無他途。周總理問：“你們是否不再提你們過去決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開的那個起草委員會？”勃列日涅夫回答得很堅決：“不！我們講的就是這個委員會。”周總理說，采用兄弟黨協商的辦法，找出一個途徑，達到最后的目的，即召開兄弟黨的會議，這是一回事。堅持蘇共中央1964年7月30日信中通知召開的12月15日的起草委員會，起草一個兄弟黨會議的文件，這實際上是赫魯曉夫下的命令，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黨會議同赫魯曉夫下命令開的那個起草委員會聯在一起，就沒有談判余地了。所以這個問題還是回到赫魯曉夫問題上來了。勃列日涅夫說，開會是他們黨的決議，是建議，不是命令。周總理說：“8月30日我黨給你們的信中已答復，你們召開的那個會議是分裂會議，我們主張開團結的會，反對開分裂的會。如果你們一定要開，我們堅決反對，決不參加。這是我們黨的決議。”勃列日涅夫企圖把我們黨對他們的復信說成是“命令”，周總理立即據理反駁說：“我們的信是我們兩黨來往的信，是建議。你們是由一個黨決定，通知其他25個黨參加開會，不來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黨不參加也要開。這不符合兄弟黨協商的愿望，也不符合1960年聲明中兄弟黨關系的準則。”周總理還指出，我們從多方獲悉，早在1964年2月12日，蘇共中央就背著中國黨向各兄弟黨發出了一封反對中國黨的信，號召對我們黨進行“反擊”，并且要對我們采取“集體措施”。到了7月30日，赫魯曉夫就下達了開會的通知。顯然，這是個有預謀的反對中國黨的分裂會議，怎么能指望我黨參加呢？周總理還告訴他們，迄今為止，已有7個黨決定不參加12月15日那個會，如果你們要開，那就是分裂。但是，不論周總理怎么勸他們不要把兄弟黨的會議同赫魯曉夫7月30日下的命令聯系在一起，他們都執意不改。我們建議另辟途徑，通過雙邊和多邊協商，開個團結的會，他們堅決不干。他們采取的是決不妥協的態度，也不講任何道理。倒是米高揚比較坦率地說，在同中共的分歧問題上，他們同赫魯曉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沒有細微的差別。米高揚的發言最后證實了蘇聯新領導還是堅持要搞赫魯曉夫那一套。他們所說的團結是要我們犧牲主權，屈從蘇聯領導指揮棒的團結。這是無法接受的。

周總理這一招兒很靈，從召開兄弟黨會議這個具體問題上終于揭開了蘇聯新領導守口如瓶的瓶蓋子，露出他們和赫魯曉夫在對華政策上完全一致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和米高揚的發言終于堵死了此次尋求中蘇團結反帝新途徑的大門。

這次會談后，周總理和代表團的同志仔細研究了幾天來與蘇聯新領導以及其他兄弟黨接觸和會談的情況，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周總理是這樣表述這個結論的：現在情況弄清楚了，雖然新領導解除了赫魯曉夫的職務，但是他們仍要堅持赫魯曉夫那一套，即他們要當老子，別人只能當兒子。關于解除赫魯曉夫的職務問題也不會給我們講什么了。我們繼續留在此地已無益，但對他們的意見還應作個正式答復。答復中留個溝通的渠道，對中蘇兩個大國來說還是需要的。

代表團還討論了可否同蘇聯發表一個中蘇聯合反帝的聲明，結論是不能這樣做。因為蘇聯新領導在聯合反帝問題上無任何實際行動，對我黨亦無絲毫妥協的表示，發表這類聲明，只會給他們以招搖撞騙的資本，而不能達到真正聯合反帝的目的。弄不好，還會被他們納入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軌道，成為他們棋盤上的棋子。

在11月11日的會談中，周總理對蘇方的意見作了如下答復：

在赫魯曉夫被解職，各兄弟黨兄弟國家派代表團來蘇聯祝賀節日的新氣氛下，進行接觸，了解情況，交換意見，看看可否找到團結反帝的新途徑，這就是我們的全盤計劃。

現在情況清楚了，既然你們同赫魯曉夫毫無差別，共同愿望就很難找出來了。我現在正式表示幾點意見：

第一點，在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賀詞和我的書面祝詞中所表示的愿望，我們還是堅持不變。

第二點，你們黨所設想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即要在12月15日召開的非法會議，我們絕不參加。如果你們要開，你們有你們的自由。不過，我們要奉勸你們，不要走絕路，要懸崖勒馬。

第三點，在你們繼續執行赫魯曉夫那一套不變，中蘇兩黨、各兄弟黨的原則分歧基本解決前，談不到停止公開論戰。

周總理繼續說，盡管如此，我們對兄弟黨的門還是開著的。按照1960年聲明中兄弟黨關系準則，創造新的氣氛，尋求新的途徑來確定共同愿望的辦法還是有的，這就需要雙方努力。如仍然堅持赫魯曉夫那一套不變，這種可能就不存在了。

蘇聯新領導為自己破壞這次高級會談辯解，企圖把責任推到我們身上，遭到了周總理的堅決駁斥。

11月12日，中蘇雙方舉行了最后一次會談，按日程，由勃列日涅夫介紹赫魯曉夫下臺的原因。果真如周總理所料，沒有談出什么新內容。

11月13日，我代表團乘專機離開莫斯科回國。柯西金去機場送行途中在汽車上對周總理說，我們和赫魯曉夫還是有所不同，不然為什么要解除他的職務呢？周總理問他區別何在？他一直閃爍其詞，避不直言。

▌周總理訪蘇的重大意義

周總理這次對蘇聯的訪問，堅決而機智地執行了中央的出訪方針，雖然并非由于我方的原因未能找到中蘇團結對敵的新途徑，但這次訪問的重大歷史意義不可磨滅。第一，了解到蘇聯新領導的政治動向，闡明了我們黨和政府維護中蘇團結的嚴正立場，和各兄弟國家領導人對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看法；第二，為維護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中兄弟黨兄弟國家關系準則以及中蘇兩黨、兩國和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團結，同蘇聯新領導進行了面對面的堅決斗爭；第三，捍衛了我黨、我國的尊嚴和獨立自主的權利，捍衛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

11月14日，當周總理的座機徐徐降落在北京東郊機場，周總理笑容滿面地健步走下飛機的時候，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 、董必武、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以及首都各界群眾數千人的熱烈歡迎。周總理隨同毛主席繞場一周，向歡迎群眾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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