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中，嚴黨當道二十多年，清流前仆后繼要將他們拉下馬。

為了補國庫虧空，嚴黨搞出改稻為桑。

因為進程緩慢，嚴世蕃指揮浙江毀堤淹田，掀起軒然大波。

之后富商沈一石打著織造局的牌子，去淳安買田。

一下子打了司禮監和嘉靖的臉，嘉靖心中有了決定，如果是嚴世蕃指使的，那就倒了嚴黨，換人來做。

這也是劇中，嘉靖心中第一次有了倒嚴的想法。

嘉靖四十年，國內南方、北方都不太平，倒嚴必然掀起軒然大波。

因此司禮監掌印呂芳私下去見嚴嵩、徐階，也是有這個考慮，不能壞了大局。

嘉靖要錢，就必須要嚴黨這個白手套，動了嚴黨，國家處處缺錢，必然會動蕩。

改稻為桑失敗，嚴嵩提出讓鄢懋卿巡鹽，結果嚴黨拿了200萬，嘉靖私人拿了100萬，這破壞了嘉靖與嚴黨的分配比例。

嘉靖在心中，下定決心倒嚴，一個不能為他服務的利益團體，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嘉靖四十五年，已經倒嚴并清算完嚴黨的財產，但嘉靖覺得日子不如以前。

他甚至有些懷念嚴嵩，原因就很有意思了。

完全是因為徐階這個新任的內閣首輔太不中用，甚至從某種角度來說，徐階比嘉靖更會裝好人，也更能甩鍋。

之前的嚴嵩卻是遵循“惡人我嚴嵩做，罵名我嚴嵩背”，嘉靖你只管做“好人”就行，其余的我全給你搞定。

這也許是嘉靖最后，沒有殺掉嚴嵩的一個原因吧。

倒嚴黨：嘉靖的“政治止損”與權力平衡術

作為深諳制衡之道的皇帝，嘉靖對嚴黨的態度，始終遵循“用其貪而棄其腐”的邏輯。

如同他臨終前，對兒子所說的，“沒有真正的賢臣，賢與不賢有時由不得他們，賢時便用，不賢便黜！”

對嘉靖有用，才是嚴黨存在的根本。

嚴嵩執政二十年，本質是嘉靖斂財修道的白手套。

嚴黨替皇帝搞“改稻為桑”填補國庫虧空，聯手江南織造局，將低價并購土地，也是為了出口絲綢。

但當嚴黨貪墨不觸及嘉靖個人利益時，他睜只眼閉只眼。

當鄢懋卿巡鹽歸來后，嘉靖意識到這個工具，已從“吸血導管”變成“潰爛膿瘡。

嚴黨居然拿的比嘉靖還要多，破壞了之前的分配比例。

若不切割嚴黨，民變與清流反撲，將直接動搖皇權根基。

倒嚴黨不殺嚴嵩，恰似修剪枝葉卻不伐其根。

嚴嵩作為首輔早已被馴化成“無爪老獸”，留他既能安撫舊勢力殘余，又能向天下展示“朕亦受蒙蔽”的悲憫姿態。

鏟除嚴黨，實則是嘉靖將系統性貪墨的責任，轉嫁給官僚集團，完成權力洗牌，同時保住自己的超然地位。

一箭雙雕，道長不做虧本買賣。

不殺嚴嵩：嘉靖的“道德豁免”與歷史敘事操控

正月十六，嚴黨倒臺，嘉靖派徐階去嚴嵩府上，嚴嵩放低姿態，以老弱形象示人。

又通過六必居老板不要他題字的事情，向嘉靖表明自己老弱，激起道長的同情，希望留下自己一條命。

嘉靖不殺嚴嵩，有感情的因素，但絕非出于君臣情義，而是基于對歷史評價的精密算計。

嚴嵩作為“奸臣符號”，已經牢牢地刻在史冊中，他活著比死了更有價值。

留著年老嚴嵩的性命，可佐證嘉靖“仁厚惜才”的明君形象（對比朱元璋誅殺胡惟庸九族的暴烈）；

垂老的嚴嵩淪為政治標本，時刻警示新貴“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這種策略暗合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的論斷：“君主應當把不得人心的事情假手于人，而將施恩布德之事留給自己。”

嘉靖借徐階、高拱之手鏟除嚴黨，卻保留嚴嵩性命。既切割了貪墨集團，又將“護佑老臣”的美譽收入囊中。

當嚴嵩顫巍巍跪在精舍外高呼“臣有罪”時，嘉靖的冷笑里，藏著帝王心術的終極勝利。

他讓天下人看見的，從來都是自己想讓天下人看見的。

帝王邏輯：嘉靖的“權力永續”與歷史循環陷阱

嘉靖永遠是站在皇帝角度，考慮問題。

不殺嚴嵩的深層動機，在于嘉靖對權力游戲本質的清醒認知。

他深知嚴嵩倒臺后，徐階、張居正等“新清流”必將成為下一個嚴黨。

正如劇中呂芳對馮保所言：“這宮里的人，都是皇上的家奴。”

留嚴嵩一命，實則是為官僚集團，保留一個“貪墨的參照系”：

每當新貴試圖挑戰皇權時，嘉靖只需輕提“嚴嵩舊事”，便能迫使群臣重新跪伏在“皇權不可測”的恐懼中。

這是嘉靖一貫使用的手法，始終讓文官集團處在恐懼中，時刻打壓他們。

這種統治術的本質，是用循環更替的貪官集團，維持皇權絕對性。

嚴嵩的存在，印證了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的洞見：“天子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

嘉靖不終結貪墨，只控制貪墨；不清算制度，只更替棋子。

無論嚴黨、清流都是嘉靖棋盤上的棋子，都有他的作用。

他不殺嚴嵩，恰如棋手保留一枚廢子，不是為了復盤，而是為了提醒所有棋子：執棋之人，永遠只有一位。

結論

“權力導致腐墨，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阿克頓勛爵的箴言，在嘉靖與嚴嵩的故事里得到最詭譎的印證。

嘉靖不殺嚴嵩，絕非仁慈或疏漏，而是用最高明的政治表演，將帝王心術煉化成一把無形之刃：

它既肢解了威脅皇權的毒瘤，又讓所有旁觀者淪為權力劇本的提線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