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為提升農民基礎養老金呼吁的專家和媒體都多了起來，這讓人欣慰。我媽今年75歲，她每個月只有120多塊養老金，所以我給她寄新鮮上市的枇杷，她都覺得貴。如果她一個月有800塊，一定能生活得更好。

因為我爸是退休教師，我媽的基本生活還是有保障的。但是我也因此知道，像她這樣農村老人，是中國“最辛苦的一代”。他們付出了所有，到晚年卻缺乏保障。他們甚至不如上一代，因為上一代農民還能依靠子女和土地，而當下，他們的子女往往在城里討生活。

下一代會好一點。我妹妹很早就到廣東打工，想當長的時間她都在一個服裝廠工作，得益于勞動法，這個工廠為員工都繳納了社保，盡管是對低擋，卻仍然有一些基礎。

我們這一代，如果不是在體制內工作，大概就處在這樣的“養老期待”中，并不是“一無所有”，卻又仍然不夠，我們不得不一直工作。但是我妹妹比起我媽，仍然有更多的安全感。

再年輕的一代，即使在城市里送外賣，和“初代農民工”相比，他們的收入和處境也好了很多。

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美團和京東都宣布探索為騎手繳納社保。

確切來說，這個事其實也與農民養老金有關聯。因為七成以上的騎手是農村戶籍，他們進城跑單賺錢的同時，也要面臨返鄉養老的問題。

盡管他們可能已在家鄉交過新農合、新農保，但多一份保障，總歸是好事。

這事引起很大爭議。一些奧派經濟學的信徒，對這種做法進行抨擊，因為很明顯這增加了企業的負擔。我認為這種探索是可貴的：讓幾百萬騎手獲得一些哪怕是基本的保障，等他們老了，不至于像上一代人那樣凄涼。

另外，從騎手具體的社保方案來看，也有明顯的差異。

一種是京東搞的“全職+兜底”，把騎手變成正式的全職工人，給他們交“五險一金”，包括個人部分也由企業承擔。

我看到最新的新聞，京東又宣布要給5萬全職外賣騎手上“五險一金”，加上之前已簽約的1萬人，差不多有6萬人。

而且，昨天還有一個劉強東的內部講話視頻流出來。劉強東說的很堅決，京東外賣利潤不會超過5%，暗示他搞的東西很社會主義。當然，劉強東也承認，目前做不到給所有騎手都上“五險一金”，只能先把其中一小部分全職的、每天都來的給交了。

今天1萬，明天5萬，然后又搞個5%上限利潤率，這些數字每一條都挑動著大眾情緒，能夠贏得輿論喝彩，但是卻暗藏玄機。

和劉強東說的這些“江湖大義”相比，我其實是比較難理解把進城務工的外賣小哥變成全職工的舉動。

從職業來源看，騎手小哥大部分還是青年農民工，他們和上一代一樣，還是“候鳥式”遷徙。在大城市跑幾年外賣，手頭有點積蓄，返鄉做點小生意，或者是找一份安穩的工作。

很難想象，用一份社保，就可以把他們在大城市綁定十五年甚至是二十年。沒有人會跑一輩子外賣，何況這個繳納的基數可能并不高。

而且就從比例來看，京東也就交了6萬人，而京東總共的外賣騎手有130萬人。剩下120多萬沒有五險一金的騎手群體怎么辦，似乎也沒有一個明確的交代。

希望京東不要忽略這些騎手，更別把“五險一金”搞成少部分人的福利，那樣只會引起新的矛盾。

另一種方案是美團搞的靈活補貼模式：不設門檻，不管是“臨時送外賣”還是準備長期做，如果你愿意，都可以按靈活就業人員繳納養老保險；個人交了后，平臺再補貼一半現金。

我看新聞說的是，這個方案在泉州和南通試點后，也會在全國推廣，大概能夠覆蓋現有的100萬騎手。不管是給美團跑單的，還是多平臺跑單的，愿意交、收入符合，就能領補貼。

這個其實很人性化。而且它還支持外賣小哥在老家繳納養老保險。考慮到農村戶籍騎手的返鄉訴求，以及大部分焦慮的外地社保轉移困難的現實，那么通過這個方案也能靈活解決。

漸進主義的、靈活的，這似乎是一種美團風格。外賣這個曾經的“新興行業”，它最初的吸引力就是其自由度。

回溯網約車、外賣平臺最開始出現的時候，很多人都是兼職在做，是作為自己日常工作的補充。我人生第一次叫外賣，是還在報社工作的時候，點了一杯咖啡，結果是報社保安給送過來的，他向我解釋，自己這天休息，正好送幾單，算是兼職。

這是讓人懷念的美好經歷。如今這種自由和靈活，已經顯得奢侈。現在外賣行業已經非常內卷，騎手送單到書店，根本沒有時間看一眼書店的招牌，就更不用說那些書的封面了。他們也不會和客戶有任何一句閑聊，他們面對的不再是“人”，而是一個個手機尾號。

但是，這個行業的立足之本，仍然是自由度。對很多從業者來說，它仍然有一種過渡性質。你無法想象，讓外賣成為全社會的就業“支柱”。

要知道，現在中國的網約配送員群體，也就是外賣騎手有1000萬人。

在這個意義上我能夠理解“奧派”，自由社會社會經濟發展的最深層動力。很多中國企業都被社保、稅收等人力成本壓得喘不過氣來——其實個人也一樣。因為最終承擔這些壓力的，仍然是個體。

現實主義的態度是，社保不能“完全沒有”，也不能繳納太高。這很中庸，但是如果有更多協商，有更多可選擇的空間和自由度，不管是對企業還是給人來說，都是更好的方案。

當然，如果只是給幾萬人解決社保，并且高呼“只要5%內的利潤率”，這些是把騎手保障問題道德化，而非改革。

換句話來說，給6萬小哥買了五險一金，不代表就解決了千萬小哥的保障。

我們是搞公共政策改革，不是搞電視競選辯論，要實事求是，不能把市場問題道德化，更不能娛樂化。

要知道，社保的成本不是憑空變出來的，它本質上是消費者、商家通過外賣平臺，給勞動者進行的另一種轉移支付。“平臺收很低的利潤、消費者付很少的錢、餐飲商家和外賣騎手掙更多的錢”，這種商業模式只存在烏托邦之中。

而且從公共政策角度來看，社會保障作為一種公平、兜底的福利制度，設計的初衷應該是在有限的社會資源投入之下，盡可能解決更多人的基礎保障。

補貼方案最好的地方，其實是把決定權交給外賣小哥。如果你想繳納社保，個人出一半，平臺出一半。如果你現在不想交，你可以拿到更多的“當下收入”。

2023年書店開業的時候，店長利未明確要求不繳納社保，而是把應該繳納的部分貼現給他。那時我才知道，這是很多小微企業的常用辦法。有很多年輕人更愿意“現在就多拿一點錢”，而不是等到65歲以后再說。

農村老人每個月只有一百多塊的基礎養老金，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棄保”，這兩種現象都讓人不安。我覺得更好的辦法，就是讓社保輻射到更大人群，普通人都能有一些保障，哪怕不太多（比如農民養老金可以到800）。

讓老年人有保障，讓年輕人有選擇權，這才是一個好社會應該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