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我的朋友松果不落（一位中國水平最高的奧派經濟學家，本人要求匿名）撰寫的長文，委托在我公號發布，長達兩萬多字，三年前發布發一次，恰逢中美貿易爭端再起，重新發布一次。

看完此文，你就能明白，

次條也將發布我寫的另一篇萬字長文，是對這一篇文章的進一步解讀。

中美之間關系“危機”目前仍然處于演變當中。

無數資訊和解讀紛至沓來，民眾情緒沸騰至極，許多人憂懼戰爭爆發，另一些恨國黨則唯恐天下不亂，最大聲音的是戰狼，他們摩拳擦掌，似乎時刻準備好為了家國榮辱跨馬征戰。

不論你怎么期待這場“危機”的演變，也不論在政治坐標體系上你抱持什么樣的價值觀，拋開所有雜音之后，還有一些事實問題必須關注：

戰爭會爆發嘛？

中美到底怎么了？

為什么自2016年以來，中美之間的摩擦、對抗不斷？

為什么西方反華政客越來越有市場，反華論調越來越高？根源何在？

從中國人的利益和立場出發，怎樣做對我們最有利？

情緒和愿望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事實。

可惜市面上對事實的解讀極少有抓住真正重點而不流于膚淺表象的言論。

各種國家利益決定論、價值觀決定論、地緣政治決定論，都是用事實來解釋事實，無法用一個堅實的邏輯基礎來印證，最終不同的觀點打做一團，誰也不能說服誰。

事實本身是不說話的，充滿混亂、矛盾沖突的歷史事實從來沒有證明過任何一條社會規律。截然相反的理論家和政治對立的人，都可以在蕪雜、紛亂的歷史材料中攫取、剪裁對自己結論有利的事實。

重要的是先獲取理解事實的前提條件——正確的社會-政治-經濟因果關系，只有在正確的知識（尤其是經濟學知識）的指導下，人們才可以有意義地觀察到、解讀對特定歷史事實。

因此，本文主要提供一個邏輯-因果的解釋鏈條，這里不會狂轟濫炸式的羅列枯燥乏味的數據，也不會以不斷剪裁史實材料來論證理論，畢竟，社會現象中，理論是先于事實的。

本文所揭示的因果鏈條是否真實不虛，讀者可以輕易在新聞瀏覽中找到它的印證。

本文將提供的解釋框架沒有任何一點是作者自己的東西，它完全歸功于一個少為人注意的天才——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以及他被塵封78年的一部專著《全能政府：極權國家與整體戰爭的興起》。

在討論中美問題之前，有必要先要介紹米塞斯其人，并介紹這本巨著的基本理論框架。

我將使用這本巨著的理論框架對中美當下的現狀進行解釋，并對未來進行預測。

米塞斯其人其書

在我心中，米塞斯無疑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沒有之一），很可能還是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

蘇聯還沒結束內戰的1920年，米塞斯就憑對價值理論的深刻洞察，預言了計劃經濟必然帶來貧困、生產混亂和經濟崩潰，而全球一半的人類用了70多年苦難史來為他的預言添加苦澀的注腳。

他的貨幣理論代表了該領域目前人類智力水平的巔峰，對貨幣和信用規律的研究讓他破解了困擾人類幾百年的經濟周期難題，而且他是真真正正預測到1929年大蕭條的人（不是瞎蒙蒙中了的那種江湖郎中）。

更不必提他對經濟學方法論的深湛研究帶來的綜合整全、一以貫之、包羅萬象的“行動學”體系。

他寫于70多年前的小書《官僚體制》，每一個上了年紀的中國人讀了都會有深切共鳴，讀者會覺得他在先知般的預言過去自己經歷的計劃經濟社會史。

他的大師級作品《人的行動》，則是真正的“荒島一書”，這部鴻篇巨制值得閱讀幾十遍，且每次都會讓你學到新的東西。深受古典文學浸染的米塞斯還具有莎士比亞般的優美文筆，他的幽默感一流、笑點閾值極高，在純理論著作中，突如其來的幽默和優雅的尖刻常常讓讀者捧腹。

沒讀過他的書，那你太幸運了，還有那么好的東西尚待享用。

讀他的書也是不幸的，那會無限提高你對一本書的期待和標準。

常讀米塞斯這種高水平作者的人，很難再去忍受坊間無數小學生水平的其他書籍。

各類經濟學家在他面前，則像么魔小丑，在極低的思維層次進行幼稚而膚淺的思考。

總而言之，你所知道的今天幾乎所有炙手可熱、暴得大名的經濟學家，注定是無法在經濟思想的歷史中留下哪怕一行字的。

而米塞斯——用雪萊給濟慈的挽詩中的措辭——“早已位居思想帝王之列”，永遠處于人類智識的萬神殿堂當中。

每一個后世渴望獲得對社會經濟政治的真知灼見的人，都必須閱讀他的杰作，正如我們今天仍然閱讀二千年前的亞里士多德一樣。

《全能政府》是米塞斯解讀納粹崛起的一本書，它給出了另辟蹊徑的、你從沒見過的政治-經濟-社會學解釋（幸運的是，這部專著，目前有中譯本了）。

而這本書提出的解釋框架超越了納粹德國問題的歷史個性，極其吻合當今的國際政治沖突。

簡而言之，對于德國人發動大戰的根本原因，米塞斯認為：

不是什么德國人武德充沛的民族性（每個民族的歷史都可以找到尚武的元素，也同樣可以找到熱愛和平的元素），也不是希特勒的瘋狂的意志和個性（如果不是希特勒，而是其他人上臺，也不會改變當時德國的大趨勢），不是納粹特殊的反猶和種族主義（這只是納粹黨的特殊偏好為歷史添加的個性，納粹本身甚至也沒有貫徹其種族主義思想），而是德國人（乃至當時世界列強）的經濟干預主義導致了經濟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壘高了國際貿易壁壘、激化了國際沖突，使得大多數德國人真心誠意覺得侵略別國與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

經濟利益在裹挾著無數德國百姓卷入全體戰爭的戰車。

經濟民族主義才是國際沖突和糾紛的真正關鍵。經濟民族主義通往戰爭的邏輯鏈條則早已為古典經濟學家所揭示：

當財產得到保護，政府放任市場經濟自由時，每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服務好他人的利益；在交換經濟中，要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必須給予出去別人希望的商品，想發財、生活富足的人必須盡心為他的同胞提供物美價廉的優質商品和服務；每個人都會按照自己心中最合適的方式使用生產要素，使其發揮至最高生產效率的程度。

簡單說，自由市場中，人與人之間的長期利益是和諧的，它讓經濟體充分發揮資源稟賦、技術條件限制下可能達到的最高程度。

但是，如果政府不放任自由的話，而是對市場主體自由使用自己財產進行限制的話，則出現干預。對市場的干預可能是：管制（不讓做）、限制生產（壟斷、配額、提高準入門檻）、收稅（增加生產的成本）、超發貨幣等等。

干預的后果是，同等條件下，要素無法充分發揮自己的效率服務于人類。干預總是降低生產效率、拉低整體生活水平的。

需要持久的專注力和一絲不茍、邏輯一致的清明頭腦才得以讓一個人掌握經濟學的純粹原理。

然而，要得出正確的經濟政策實踐結論卻相對容易，可以說，二百多年前古典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雖然沒有共享相同的理論基礎，但它們在經濟實踐中得出的答案是一致的。

經濟學運用于實踐中的教義可以用這么一兩句話來總結：

如果政府給與某個群體特權（工會、商業卡特爾、牌照、農業補貼、信貸補貼等等）和額外的利益，那么總有其他人要為這些特權和利益而受損；如果政府給予所有群體不同的特權，那么，沒有人會得利，所有人都會受損，因為整體的生產效率水平被拉低了。

在80多年前的德國，這樣的特權由于社會民主主義的盛行，率先給予了工人群體，其形式是高于市場決定的工資率。受損的人是支付工資的企業主。

因為，現在產業的勞動成本上升了，其他成本和收入不變的話，必定挫傷相關企業的盈利能力。

受損的企業主并不會甘心忍痛，他們會努力發揮自己的政治人脈網絡去尋求屬于自己的特權。

于是，德國政府進一步給予了企業主特權，就是卡特爾。

卡特爾提高了生產行業的進入壁壘或者是提高了潛在競爭者的成本，目的則在于使得卡特爾企業主能夠以高于原本的價格進行出售。

這彌補了他們被工人福利挖走的那塊肉。然而，誰在為企業主的特權買單呢？很顯然，是消費者。

阻礙生產的結果是，消費者不得不以更高的代價來獲取同一商品，或者商品價格不變，但質量更差了。

然而，廣大消費者就是每天的你我，消費者并不容易在現代社會組成工人群體或者企業家群體那樣的政治壓力團體。他們沒辦法把因彌補企業主而帶來的損失通過政治特權轉嫁給其他群體。

然而，事情到這一步還沒有完。只要存在著國際貿易，德國政府對國內的干預主義就必然會觸礁失敗。

只要國際市場在競爭，工會-卡特爾造成的畸高的商品價格就不會是唯一的報價。

別國的同類商品，比如說汽車，會在同等質量下，賣得比德國的卡特爾價格更低。于是，德國消費者并不需要忍氣吞聲，支付 畸 高的汽車價格，他簡單地購買進口車就行了。

他的購買進口車，而不購買國產車，是對效率低下的國產汽車行業的一次否決投票。德國國產企業主不得不面臨銷售下滑利潤縮水、進而縮小產能的窘境，德國工人則不得不在效益低下的企業賺取較低的工資率，而如果海外的競爭對手生機勃勃、極具競爭力的話，這些被保護的企業甚至會破產、這些工人甚至會丟掉飯碗。

至此，我們得到了米塞斯對干預主義的重要觀察：“干預遞增定律”：

任何干預總是適得其反、自我挫敗的，因為會帶來政府不希望的新麻煩，為了解決這些新麻煩，要么進一步祭出新的干預措施（就像給予工人特權后，為了彌補企業主，進而又給予企業主一項新的特權一樣），要么徹底廢除所有干預措施。

當政府不得不持續干預下去時，我們就邁進了全面的計劃經濟，所有生產和銷售都必須由政府全權控制，否則，總是會按下葫蘆浮起瓢，不省心的市場經濟總是會給好意的政府添堵增亂。

而放棄干預意味著回歸自由市場，順從于無情的經濟規律。只要政策思路是邏輯一貫的，只要政策之間不是矛盾混亂的，兩條路徑，必擇其一。

如上所言，僅僅國際貿易競爭的存在，就會讓德國政府對國內的干預的惡果原形畢露。干預遞增定律再一次擺在德國政府面前，要么管制國際貿易，要么徹底廢除此前的所有干預措施。

可惜，和當時列強一樣，德國選擇了干預國際貿易。

既然進口商品勝在物美價廉，那我就讓它物不美價不廉，這樣德國的民族工業才可以和進口商品競爭。

方法很簡單，增加關稅提高購買進口商品的價格，或者直接限制甚至禁止購買進口品，那就是進口配額和外匯管制了。

還可以貶值本國貨幣的外匯比價，這樣可以讓進口變得更昂貴。

本國商人和別國競爭對手的斗爭成了你死我活、不可調和的沖突。

經濟民族主義由此誕生。

當所有干預國際貿易的措施都使出之后，不止進口，德國的出口貿易也會變得更加困難。

道理很簡單，人們之所以出口，就是為了進口。根本上看，進口的貨物是用出口貨物來實際支付的。

沒有人會愿意長期持有德國的國內貨幣，之所以有對馬克的需求，僅僅是為了在不遠的未來某刻，用馬克來進口德國貨物。當德國進口變少后，出口也會隨著變少。

其次，更重要的是，德國之外的國家同樣要照料他們本國的工會、卡特爾等特權，他們同樣愚蠢地一步步進入了干預螺旋遞增的循環。別國也費盡心思筑起高聳的貿易壁壘。

這就是一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經濟格局的主要背景。當國際貿易在縮水，各國的貿易依存度不斷下降時，戰爭的代價就會極速降低。

然而，以上揭示的鏈條適用于戰前的幾乎所有列強。仍然沒有解釋為什么獨獨是德國發起了大戰。德國的特殊性在哪？

德國的特殊性仍然在于經濟因素當中。德國是一個人口過剩工業主導型國家，人口過剩指的是人口相對于自然資源的比例遠高于其他列強。

意思是：德國的經濟結構主要是生產中間品和制成品，用它們出口出去，換取工業制造必要的原材料和食物。

當國際貿易被各類壁壘切斷時，德國的生產體系面臨崩潰。當它出口制成品和中間產品時，它希望貿易壁壘能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但別國會以同樣的貿易戰手段來報復德國，也即，提高德國進口原材料和自然資源的難度。

惡魔般的選擇又一次擺在德國人面前：為了獲取工業必需的原材料和食物，要么在政治上傷筋動骨，得罪之前所有的壓力團體，廢除一切特權和干預貿易的措施，重新以自由貿易分子進入國際市場；要么把擁有原材料、食物的別國變成自己的“國內”，攫取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間”。后一條就是侵略和黷武的納粹之路了。

在此，德國人的第二個特殊性發揮作用了。

米塞斯在分析德國發起大戰時強調了一個近乎廢話的理由：德國人認為自己的軍力能夠打得贏一場大戰。這是個必要的條件。

采取干預主義的孱弱小國，不得不自己面對干預的苦果，如果它力圖求變，羸弱的軍力不允許它把別國領土變成“本國”，它只得老老實實屈從于市場經濟的自由貿易法則。

但是德國強大的軍事力量給予了德國人黷武的選擇。

以上便是米塞斯提供的德國納粹崛起的社會政治經濟解釋。

這個鏈條很簡單：

1、僅僅在國內干預市場是不足夠的，因為價格規律在冷酷無情地運作，只要碰到國際貿易競爭，國內的干預政策必然失敗；

2、因此，干預和管制必須延伸到自己沒有主權的國際貿易，經濟民族主義應運而生；

3、對國際貿易的干預和保護主義引來別國的敵意和報復；

4、各國互相填筑貿易壁壘導致了國際利益的沖突，且降低了戰爭的代價；

5、對過剩人口的制造業大國——德國來說，不再能用自由貿易換來食物和原材料時，那唯一的出路就是用鐵與血搶來食物和原材料；

6、遍及工商業的德國民眾的經濟利益因此與政治家的軍國主義思想一拍即合，侵略有了民意基礎，全面戰爭由此而起。

注意，以上因果鏈條并不只適用于德國，一二戰時期的主要列強都在干預遞增的螺旋循環中樂此不疲。這完整解釋了世界大戰的經濟動因。

順便說一句，經濟動因是社會現象中最重要的動因，它真實不虛，和每個老百姓都息息相關，也最能解釋，為什么幾十億老百姓都以血肉之軀投入這場大戰。

否則我們只能去求助于一些不得要領的牽強解釋：某些民族或者是它們的哲學里流淌著熱愛侵略的血液；人類集體癲狂，基因里的嗜殺嗜血被莫名其妙的按鈕給喚醒；或者，世界大戰是一小撮位高權重的政客們陰差陽錯的失敗外交導致的。

不吝篇幅地介紹米塞斯的這本書，是因為以上框架的幾乎每一個推理鏈條都精準地映射于當下的國際局勢。

接下來，我們先來談一個最為關心的問題。

會爆發戰爭嗎？

爆發戰爭，從近處看指臺海，遠處看則是愈演愈烈的中美對抗。

首先給出答案：就目前的大趨勢來看，無論遠近，都不會爆發戰爭。

但必須申明，這指的是大趨勢、大概率；另外一方面，只要針對人的活動，就沒法精準預測。

古往今來、從中到西，我們就沒發現歷史上哪怕有過一個人精準地預測到某個事件，且清晰地揭示其預測模式并以該模式預測同類事件。

事后諸葛亮、胡亂蒙中后積攢下一輩子吹噓資本的騙子倒是不少。

人的行動無法精準預測的理由既簡單也深刻，它來自哲學：人，有自由意志。

當我們預測人的行動時，我們真正在做的是，預估某人或者某伙人在面對某一狀況時，會做出何等反應。

但哲學理由決定了，這種預估，永遠無法達到科學要求的精度。

因為自由意志讓不同人面對同一情況做出不同反應，哪怕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面對相同情況，其反應也會截然不同。

說起自由意志時，我們只是在承認：人的行動領域內，不存在什么恒常性的特定反應。意志，從古到今，都是一個謎。

預測單個個人的反應尚且不可能完成，更別說億萬計的群體行為，每個人的反應都在影響其他人，其他人因此改變自己的行動，從而又連鎖反應地波及剩下的其他人……

但什么理由支撐我判斷大趨勢不會爆發戰爭呢？

理由很簡單：貿易是和平真正的壓艙石，關起國門自給自足則降低戰爭的代價。而中國經濟的國際貿易依存度較高（不管是大陸臺灣，還是中美之間）。

中國是全球第一貿易大國，不僅和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進行貿易，而且是世界各國的重要外貿伙伴。

服裝、機電等制成品由中國出口到世界，然后從世界買回來鐵礦石、石油等能源。原材料來到中國后，被組裝周轉供應給世界，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制造業大國。

千絲萬縷的貿易聯系提高了中國參與一場戰爭的代價。隨戰爭而來的訂單取消、貿易脫鉤、禁運，會在短期內讓經濟體系充斥短缺混亂，直至停擺。

以芯片為例，我國是芯片第一消費大國，每年光是進口芯片就達數千億美元。而美國握有芯片產業鏈最高端的“設計”環節，假如美國禁止芯片對華銷售，會發生什么呢？會發生的是用芯片卡中國脖子的美國，會被稀土卡住脖子。

世界近四成的稀土存在于中國，而美國本土幾乎沒有稀土產能，100%以來外部世界，這其中八成的美國稀土購自于中國。想象一下，中美都自給自足，甚至戰爭的后果和經濟代價吧。

想象不出來貿易切斷、進入戰爭、自給自足的情況也沒關系，回憶就好了，回憶一下今年二季度的經濟狀況。想象不出來貿易切斷、進入戰爭、自給自足的情況也沒關系，回憶就好了，回憶一下今年二季度的經濟狀況。

此外，四分之一的就業崗位，約2億人的飯碗，直接或間接產生于對外貿易。

戰爭至少會在短期內毀了這2億人及其家庭的收入和生活。而這些涉及實在物質利益的民意，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民意。他們天然是反戰的基礎。

村子里的鐵匠不情愿和面包師沖突、打架，除非他打算餓肚子，或者他實現了自給自足，自己種糧食烤面包果腹。

市場經濟之偉大在于，它要求人，想要取得，必須同時給予，它要求分工合作，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與國之間互相依賴。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中，很難打起來。

最殘暴嗜殺的莽漢，只要他做生意，也會溫良恭儉讓，沒有什么比市場經濟更能馴化出文明來。

和平不來自于反戰宣傳，不來自于空洞無物、隨時成為廢紙的國際條約或國際聯盟，和平來自于每個人為了更好照料自己的利益，而必須照料好他人利益的交換機制。

一戰前，當貿易壁壘還沒有癱瘓西歐各國的國際貿易時，一艘滿載德國貨物的航船，從北海出發，目的地是英國，給這艘船及貨物進行保險的，則是英國人的保險公司。面對這樣的利益格局，德國人和英國人手拉著手，堅信兩國不會爆發任何戰爭。只要貿易還在進行，他們的樂觀不算天真。

二戰前，希特勒及其黨徒心心念念的是經濟上自給自足，為了預備在未來的戰爭中不依賴國外的原材料進口，德國人努力實現“國產替代”。他們研究出來一些劣質的合成絲綢、合成橡膠……

俄羅斯則是一個戰爭代價很低的國家，因為它的國際貿易依存度很低（2021年，俄羅斯與美國之間的貿易總額只有區區340億美元）。

自2014年克里米亞沖突以來，隨著西方各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實質是貿易脫鉤），俄羅斯在經濟事務上愈加疏遠國際市場。

然而，即便如此，若非歐洲依賴俄羅斯的油氣資源，可以料想，當下進行的俄烏戰爭會打得更加慘烈。北溪管道這樣的貿易聯系避免了俄羅斯和西方徹底撕破臉、進入更無底線的惡斗。

重申一下，這種對大勢的判斷絕不是抹殺歷史偶然性，確切說，擦槍走火的可能性；經濟大勢的分析也不是經濟決定論，它承認，身處歷史漩渦的關鍵位置的杰出人物的獨特個性很可能徹底扭轉歷史的發展方向。

假如非要給出一個判斷戰爭馬上爆發的經驗標準，我認為，最靠譜的可能是短期國際資金的流動。

和那些模棱兩可云山霧罩的政客表態不同，也和各類軍事分析專家的捕風捉影不同，短期國際資金的異動代表著最真實的金錢利益。

即便我們假設，一場高度保密的戰爭正在被籌劃，以至于沒有任何民間資本可以根據這一內幕消息而提前撤離交戰國市場。

但是，現代國際貨幣市場上充斥著各類國有資本機構的參與者，在短期借貸市場上，它們要么代表本國欠國外，要么外部世界欠本國。

一場大戰來襲，哪怕僅僅是為了搜集維持戰爭經費的外匯，決策者也有充分動力提前撤離對外享有的債權資金。

毫不出奇，一二戰前夕，最先察覺到異常的是各國金融中心和金融界見多識廣的人士：俄國、德國、法國都在拼命搜集黃金，并抽回對外短期投資。

那么，中美為什么會走到擔心戰爭風險的這一步呢？

中美到底怎么了？

1、誰在決定美國政治，或者什么因素才是任何國家政治權力的根源？

從特朗普開始，美國決策層似乎就把打壓、對抗中國提上了議程；民主黨政府上臺后，據說，由于特朗普的努力，對華強硬變成了華盛頓的“政治正確”。

可是，仍然有個問題要問：反華空氣的形成根源何在？難道它沒頭沒腦地、毫無原因地就這么發生了？難道美國政客突然集體抽風，突然一致地陰謀不利中國？中國近年來明顯在國際社會并沒有謀求霸權，為什么好端端地要對抗中國？

有人說，這是美國人眼紅、嫉妒中華民族的崛起，而險惡的美國政客為了本國長遠利益試圖打斷這一偉大的民族復興之路；

還有人說，這是修昔底德陷阱：新興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守成大國也必然回應這樣的挑戰，因此，沖突乃至戰爭不可避免。這些都是流行的說法。

這些說法的最大缺陷，在于把集體概念實在化了。而真正需要解釋的是，千千萬萬個個體，為什么會認為自己的利益與國際沖突緊密相連。

國家并不是一個會思維、行動的人，不存在什么“美國”的利益、“中國”的利益。

有的只是某個中國人的利益、或者另一個具體的美國人的利益。

中國人不是鐵板一塊，不同美國人之間的利益不僅不會一致，甚至尖銳對立。也不存在一個14億人的集合體，作為“老二”，在苦心孤詣矢志挑戰大洋彼岸另一伙三億多人的“老大”地位。

沒有哪個美國總統會為了某個虛幻的保住老大位置的“美國國家利益”而行為，每一個美國總統（實際上是每一個人）心心念念地都是他自己的利益。

對政客來說，保住自己權位才是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他下臺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美國保住了霸權，但拜登失去了權柄，這于他又何益呢？美國喪失國際主導地位、經濟崩潰、民不聊生，但拜登的權力地位固若金湯，這于他又何妨呢？對拜登的利益分析，也適用于每一個人。

既然每個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博弈，一爭雄長。

就像任何歷史書寫的一樣，充滿了血與鐵、縱橫捭闔、權謀詭計，那是不是左右世界大勢的就是大人物、英雄的韜略和見識了？也不是。

這種英雄創世的敘事只適合頭腦簡單的人對歷史的理解。

在他們眼里，秦始皇統一了中國；漢密爾頓的產業政策締造了美國的工業大國地位；俾斯麥鑄造了現代德意志，而希特勒又毀了它……就像人們認為特朗普憑一己之力把反華變成了政治正確；或者，西方國內一攤麻煩，于是，政治精英為了甩鍋，于是轉移矛盾來反華。

這種沒頭沒腦的敘事，給人一種錯覺，似乎民眾是可以任意被政客忽悠耍弄的，只要某個政客演技夠高，就可以指哪打哪，往任何方向煽動民意。

為了理解近年來美國反華政治空氣的根源，必須追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政治權力的最終來源是什么？是什么賦予了某個人、某個統治集團生殺予奪的權力？是什么力量讓他們的言詞變成不可拂逆的鐵律？又是什么在決定著外交政策和國際沖突？

膚淺的答案很容易給出：暴力、軍警、航母是統治權力的基礎。畢竟，人費了很大勁才從粗糙的唯物主義思維方式中擺脫出來，物質暴力、手槍、監牢……是實實在在的統治現象。

兩百多年前，當休謨以哲學家式的質問去探尋權力的根基時，他得出了一個適用于所有政權的顛撲不破的規律。

休謨這樣發問：“既然統治者必然是少數人，被統治者是多數人；而力量很明顯在數量占優勢的多數人那里，也即，明明是被統治者擁有更強大的力量。那么，為什么更有力量的多數人寧愿克制自己的情緒和喜好去屈從于少數統治者的情緒和喜好？”

休謨的答案是：作為少數的統治者，最終只能依賴觀念來統治更有力量的多數。

除了觀念（你把它叫意識形態、“洗腦”、“教化”也行），別無其他可以依憑。是特定的觀念說服了大多數人，讓他們相信：順從于這種觀念指導下的政權的統治，是更符合自己利益的。權力的最終來源是多數人信奉的特定觀念，是多數的民意在塑造具體的政治形態。

假若武力是權力的最終基礎，矛盾顯而易見，將軍的暴力值顯然高過皇帝或者總統，為什么將軍要聽命于總統；同樣的，無數士兵都可以輕易打贏單個將軍，但又是什么力量在讓將軍驅策著千軍萬馬。除了觀念，別無他物。

當全球一半以上的人熱烈支持socialism時，計劃經濟就必然籠罩半個地球。今天的民意，就是明天的政策。比如，可以回想十年前各類公知及海外思想滲透對環境保護和知識產權的呼吁，然后對照今天環保和知識產權政策執行的現實。

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切政體都是多數人在統治。不管是民主制、君主制還是可以想象的一切政體，沒有哪個統治者可以長期違逆多數民意行事而不被推翻的。

短期來看，所有國家都起源于武力征服，可馬背上得到的天下，必須仰賴觀念和“教化”來治理。

滿清入主中原，英國人殖民印度，的確始于更強大的武力，但最終幫助他們穩固統治的是借用了被占領土地上已有的觀念和哲學。

美國也不例外，是美國的民意滋養了反華政客的土壤。而美國普通人反華的民意來自國際貿易競爭格局的劇烈變化。

然而，這種反華民意并不代表美國的絕大多數民意，特朗普貿易戰期間美國各大商會的集體反抗性吁請仍然代表著美國的主流精英對華態度。

美國民主選舉制度的特殊性，讓這種不占絕對多數但不斷抬頭的反華民意登上了國際沖突的舞臺。

選舉人團制度帶來的贏家通吃決定了，鐵桿驢黨或象黨的支持者的意見反倒無足輕重，鐵粉是不會受到總統候選人重視的；相反，會鬧的孩子才有糖吃，那些少數搖擺州選民——如銹帶工人，他們是全球化浪潮中的失意者——才真正決定了下一屆美國總統。

近二十年來，中美在國際貿易領域，中國的產品競爭力越來越強，美國越來越弱，體現就是中國物美價廉的貨物大量出口至美。美國累計了越來越龐大的貿易赤字。

同時，這極大“損害”了美國企業主的收入以及相關工業制造業的工人利益。

自奧巴馬以來，美國總統就熱衷于宣稱“中國人剝奪了美國數百萬工作崗位”。這是事實，然而，因果卻被政治宣傳扭曲了。

中國人競爭勝出美國的產業，僅僅來源于它更高的效率和物美價廉。

中國人在供給美國消費者時更能干并不是美國人的災難，要責怪的是為什么美國的同行不能像中國人一樣能干。

當我們遵循米塞斯的解釋框架——國內干預必然導致競爭力下降，從而導致保護主義——回溯回去后，馬上就能發現，讓中國搶走美國人工作崗位的不是中國人太卑鄙，而是因為美國國內市場的干預管制太沉重。

這些干預措施提高了美國生產商品的成本，進而讓國際貿易領域中，美國處于競爭弱勢一方。

這一現狀反過來要求美國謀求國際層面的保護主義：貿易戰、長臂管轄、霸權主義、境外執法等等應運而生。國際沖突因此加劇，和平前景因此受到威脅。

中美沖突的根源在于：至少在國際貿易相關的領域，中國是一個相對美國更自由市場的經濟體。

“市場經濟”的美國實際上市場程度低于中國。

所以，近年來，我們看到了一個極其反直覺的趨勢：所謂的“不自由民主的”中國，竟然比美國更自由市場，竟然比美國更“資本主義”。

然而，在展開這一顛覆性的視角、探討中美貿易的真實情況之前，有必要先對中國國內民意做一些簡單的觀察和評價。

的確，近年來，國內愛國主義情緒迅猛崛起，任何重大國際新聞之后，都不乏“戰狼”和“小粉紅”的身影。他們自豪于中國人的偉大經濟成就，在一切領域，祖國都在逐步“吊打”西方，在一次又一次“贏麻了”、“中國贏兩次式的雙贏”中，穩步邁向了下一次輝煌的勝利。他們豪言壯語，要武桶taiwan，教訓日韓，不惜與美帝一戰。

這些言論讓一些頭腦冷靜的有識之士感到恐慌，如此民意洶洶，預示日后全球化解體，和平崩壞。

然而，這些言論只是不值得擔憂的膚淺表象。它們停留在單純的言辭，而不是體現為真實行動的展示偏好。它們只是沙文主義情緒的體現，而不是導致行動政策和災難的經濟民族主義。

沙文主義是一種情緒意向：它力圖抬高本族群的個性和成就，貶低外來人。

這并不是什么難以理解的心態，在所有見識短淺的人那里都容易見到這種高估自己個性貶低他人個性的淺薄心理。

它和地域歧視的心理是相通的：臺灣人是臺巴子，小日本是變態，盎格魯撒克遜人陰險狠毒，法國人只配做廚子……只有本族群最偉大。

人們沉浸在這些耀武揚威、歡天喜地、諛詞繞耳的自吹自擂中，但曲終人散之后，人們只會回家睡覺，而不是跨馬征戰。

沙文主義只是情緒發泄，它不具備轉化為敵對行動的強大動因——群眾的經濟利益。只有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才會裹挾民眾，讓民眾真實感受到“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

但必須注意到，沙文主義的確在情緒上助長經濟民族主義。決策者不容易錯過這些戰意滔天但實際上沒有真實利益基礎的虛假民意，且可能會出臺迎合這類民意的政策。

一個人在歌頌祖國偉大時，其實只是在抒情，很可能是他自己最近過的春風得意，換了新車，獎金發了一百萬，股票喜提漲停板，交了年輕的女朋友……

同樣，一個人矢志恨國、痛斥這個民族沒有脊梁、國家沒有希望時，他也不是真的在進行艱苦卓絕的政治經濟探究，很可能只是單位上被領導打壓了，升遷無望，失戀，投資失敗……

虛假的民意不值得重視，戰狼和粉紅是沒法獲得真正的力量的，他們不僅沒有一套系統的行動哲學，甚至沒有持續可靠的利益動機在驅使他們。

這些言論殺氣騰騰，但是隨時消散在風中，只不過在網絡極化言論的環境下，它們收獲了最大的鎂光燈關注。

如果要問它們的起源，其一很顯然是，隨著經濟繁榮，中國綜合國力幾十年來的確在迅猛上升；第二點或許和社交媒體的泛濫有關。

公眾號、博客等網絡技術平臺的進步、迭代讓我們快速進入了一個民粹的時代。以前，報紙等傳統媒體是人們獲得資訊、形塑意識形態和觀念的主要渠道。

而這些傳統媒介普遍由多少具備一定專業水平的知識精英把控。它們反映和傳遞了過去中國少數精英的觀念，然而，互聯網改變了觀念傳播的格局和生態。互聯網讓最激進、最吸引眼球的內容得到了最大傳播，這反過來刺激了寫手們進一步極化的內容表達。而近幾年的空氣特別適合這些收割愛國流量的寫手。

于是，“遠方青木”、“一個壞土豆”、“政事堂”、“烏鴉校尉”、“九邊”、“連岳”……這些胡言亂語的大V成了塑造多數民眾觀念的中心（順便說一句，胡言亂語程度依上述排名遞減）。

2、中國比美國更自由市場

顯然，這是一個逆反人們直覺的判斷。

但如果不是語言腐敗和虛假經濟學的大行其道，本來不難理解這一實質。

美國早已不是“私有產權、私人企業、自由市場”立國的市場經濟美國了。

19世紀某些時期的美國，的確是自由市場的全球樣板，市場活力創造了空前的民間財富和資源，以供美國政府大量汲取，從而在上世紀兩次大戰中，為美國攫取全球霸權奠定了國力基礎。

但立國以來，美國就在不斷倒退，政府越來越大，管控和干預的觸手無孔不入地深入民間社會，扼殺了創造財富和創新的活力（當然，不像中國公知盲目謳歌的那樣，美國的立國本身其實也是一種倒退，從松散的邦聯轉型到立憲后的聯邦國家，這本身就是一種中央集權的進步，從而相應的是市場社會、老百姓福利的退步）。

這種麻痹民間社會的管控并非一蹴而就，美國人也是幾十年如一日地在努力自毀長城。一個典型的例證是，早在1994年，經濟學家霍普就注意到，《聯邦管制條例》是所有美國聯邦政府現行法規的年度匯總，它共有201本書，占據了大約26英尺的圖書館書架，僅條例索引就有754頁。這些條例匯編涵蓋了與生產和再分配有關的你能想象到的一切事情：從芹菜、蘑菇、西瓜、手表、白熾燈泡的標簽、絲襪、跳傘、鋼鐵制造、大學校園性侵犯到洋蔥丁烹調洋蔥圈的方法。

順便說一句，更變態的是同樣經濟停滯的歐洲，如果你要跑去歐洲生產一條牙膏，根據歐盟及所在國的各類法律法規，大約有三萬條條例在限制、管控、指導著你的牙膏生產。毫不意外，歐洲近年來的經濟表現比美國還差。

而中國，自偉大的改革開放以來，就波折但穩步地邁向更多的市場化，政府持續為民間社會松綁。

中國經濟奇跡不是什么難以解釋的經濟學難題（或許，對那些實證主義經濟學家的理解力來說，這是一個費解的難題）。

自古典經濟學以來的全部健全教義明白無誤地指出了中國奇跡的根本原因：自由市場帶來普遍繁榮，非自由市場則帶來貧困和混亂。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市場？一個詞足以濃縮其精髓：財產權。

這給了我們對比中美的一個新標準：哪里擁有程度更高的財產權？哪里擁有更多的自由？

理論上，財產權程度是無法比較的。

對一個熱愛嫖娼或者痛罵總統的人來說，哪怕他生活的國度擁有再多的興辦企業的經濟自由，但只要沒有紅燈區，只要不讓他罵總統，他就感受自己處于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極權國家。

中美各有各的管控，各有各的不自由之處。貿然比較分析兩者，只會導致更極端的撕裂和不可調和的分歧。

親美者總會找到美國的閃光點：硅谷精神、喬布斯、科技創新……也總能找到中國的不利之處：名義稅率更高、不法治、腐敗、疫情防控……親中者則同樣能歷數中國的優勢和美國的潰爛之處。

但我們可以進行一個歷史的理解，當我們意識到，經濟生活（改善自己的物質福利）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主要對象時，我們可以轉而去衡量財產權和自由的結果：財富增長。

畢竟，經濟學告訴我們，自由和繁榮是一體兩面的，財富增速快的地方，肯定更自由。

不管美國憲法許諾給美國人民多少自由權利，但幾十年的經濟停滯和收入下滑明確了美國經濟自由度更低的事實。

也不管法規名義上如何規定，蓬勃旺盛的經濟發展宣示了中國人擁有事實上的程度更高的私產。否則的話，我們只能得出一個古怪的悖論：不自由（欠缺私產）的國家，莫名其妙可以享受繁榮（順便說一句，國內的確有這類怪論，比如說，中國經濟繁榮，是因為享受了“低人權優勢”）；而另一方面，享有私產、自由從而是市場經濟的美國，卻不得不忍受經濟效率低下。

許多統計數據可以說明這一點。40年來的GDP的增長顯然是中國增速在碾壓美國。

美國人自己的數據則顯示：自1970年代初開始，美國人的實際收入中位值就處于停滯狀態。同期的中國人呢，翻了二十多倍。

美國經濟學家、參議員榮保羅則回憶，過去一個典型的普通美國男人，可以憑自己的一份收入讓妻子在家做專職主婦，同時養活三五個孩子；今天的美國家庭，無孩的夫妻雙方都賣力工作，卻難以支付賬單。

純粹從技術角度，以上統計數據是存在瑕疵且片面的。

GDP的問題最明顯，因為它只統計經濟活動中最后產品的銷售，大量中間產品（也即，資本品）的生產銷售完全不在GDP統計口徑的考慮范圍以內。

事實上，如果我們意識到正確經濟學的教義，就會明白，中間產品是最不該忽略的，因為：資本品、中間產品越多意味著社會人均資本存量越多，而人均資本高低決定了生產率高低，從而決定了工資率，也即，最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

我認為涵括資本積累、最能體現繁榮和私產程度的指標是：真實儲蓄率。它的構成很簡單，一段時期內，人們的儲蓄（投資）占可支配收入的比值。

其內涵是這樣的：由于人具有時間偏好，其他條件不變，越早得到的滿足勝過較晚得到的同樣滿足；而只有在預期未來可以獲得更多財富和滿足時，人們才會克制當前的消費進行儲蓄和投資；私產程度越高，人們越安心為未來打算，越傾向于儲蓄更多、投資更多、積累更多資本。

一句話，有恒產者有恒心。社會繁榮的最突出標志就是資本高速積累。

但比較當下的人均資本存量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增量才說明發展的趨勢。無疑，美國人均配備的資本量仍然高于中國（這源于美國早期更自由市場時期的積累），因此，美國的工資率也高于中國工人。

這就好像，一個擁有1億遺產卻揮霍無度的敗家子，對比一個起步赤貧但奮發圖強、精打細算、努力積累資本的窮小子。雖然后者今天還沒有1個億，不如前者有錢，但誰都知道，后者前途更為遠大光明。

世界銀行和IMF給出的儲蓄率數據是：中國接近45%，而美國不到4%。

但是，世界銀行的儲蓄率構造標準并不能反映我所謂的“真實儲蓄率”，其中有幾個項目需要修正。

首先，通行的納入儲蓄率計算標準的“存款”很顯然不是真實的儲蓄和資本積累。活期存款（甚至“定期存款”）不構成真正的延遲消費，它們只是對現金的貨幣需求。把貨幣放在錢包或是銀行賬戶還是放在微信零錢中，是沒有本質差別的，它們都是對現金握存的需求，而不是延遲消費的儲蓄（任何人的收入必然配置為以下三項構成：消費、儲蓄-投資、貨幣握存）。

對貨幣的需求來自于未來的不確定性，未來具有完全確定性時沒有人需要保留任何貨幣。因此，存款越高反映的其實是對未來的不安定感。

疫情之后，中國人存款總量大增就是一例，它反映了對疫情和防控政策的不確定預期，于是人們同時壓縮消費和投資，以保留更多的現金應對未來的不測之需。

其次，當人們投資遠期而克制當前消費時，就構成了資本積累，最典型的項目就是買房。買房不是消費，它其實是儲蓄（投資），因為房子和任何資本品一樣，是一個可以在未來帶來持續滿足和收益的資產。

第三，企業滾存利潤（賺來的錢卻沒有分紅的剩余部分）是企業法人的真實儲蓄，構成了一個經濟體最重要的資本積累來源。

即使調整這幾個項目，中國人遠高于美國的儲蓄率和資本積累熱情也是一眼可知的。

正是這樣在市場經濟程度越來越拉開差距的此消彼長，導致了中國對美國綜合國力的全方位追趕。也因此，激化了美國內部少數全球化失意者的憤恨民意。

最開始，中國人的經濟產品競爭力體現在輕工業，玩具、服裝等市場引來了美國人的反傾銷調查。后來，中國人的市場活力逐漸延伸到更多的行業和產業鏈，從而在更多的行業逐漸競爭得過美國的同行。

于是，看到華為在5G通信領域領先，美國就將華為列入出口管制的“實體名單”，并對華為高管施加“美國陷阱”式的迫害；看到海康威視在全球的安防視頻龍頭地位，他們便提案禁止美國政府采購中國制造的視頻監控設備；看到中國無人機產業發展迅猛，則無端指責中國竊取數據。

所有這些貿易沖突都是明確保護主義指向的，它們試圖保護美國內競爭不過中國同行的企業主的收入和利潤，試圖保護美國相關產業的工人崗位。

人權、taiwan等意識形態議題從來不是美國決策層的關注點，它們只是碰瓷和施壓的借口。

美國從來沒打算在全球輸出過民主，那只是臺面上的借口，菲律賓是美國第一個扶持起來的所謂“民主國家”，可實質上它一開始只是美國的殖民地。美國在中東地區最親密的盟友，沙特，是一個君主制王國。

但是沒關系，薩特有美國想利用和影響的石油利益就行了。克林頓時期，迫于經濟發展現實，美國只好把對中國貿易和“人權”問題“脫鉤”。

重點永遠是利益，但不是什么虛無縹緲的“國家利益”，而是具體政客和特殊壓力團體的經濟利益。華盛頓自己說得最清晰：“個人之間，或許有同情心和仗義這回事；但國家之間的行動，很少看到道義，更多是利益。”

3、熱衷于貿易保護的美國經濟史

和宣傳的“崇尚自由貿易”不同，貫穿整部美國經濟史的特點是“貿易保護主義”。保護主義的核心旨在把更有效率的生產者排除在競爭領域之外，讓國內消費者支付更高的代價，來保住缺乏活力的企業家和相關工人的既得利益和既有工資率。

這些壓力團體把選票投給許諾保護他們不受競爭的政客——歷史上，往往是共和黨，而政客則出臺新的干預法案回饋給選民相應的特權。不同時期，驢象兩黨代表、爭取的壓力團體各有不同，有些歷史悠久的財團企業則兩邊押注，在大選前給兩黨都送去政治獻金，花錢買平安。

這是利益集團視角的美國選舉活動的實質。門肯說的最尖銳：“每一次選舉，都是預先分配贓物的拍賣。”

美國立國初期的確是自由主義和自由市場理念占上風的時代，在富蘭克林、杰斐遜（很可能是歷史上最突出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對自由市場的偏愛下，美國早期是執行低稅的自由貿易政策的。

然而，拿破侖戰爭和緊隨而至的第二次英美戰爭打斷了這樣的自由貿易。杰斐遜出臺了禁運法案——其政治生涯最大的污點。

此后，在對外貿易層面，占上風的是更中央集權的聯邦黨人——漢密爾頓、麥迪遜（此人是聯邦黨人和杰斐遜兩派之間的騎墻派）——的思想：重商主義、為了扶持國內幼稚產業的保護主義。

雖然在1861年之前的十幾年里自由貿易的勢力短暫占了上風，但保護幼稚產業的思路一直延續到美國內戰。

和教科書的陳詞濫調不同，南北戰爭是一場起源于貿易保護的戰爭，它不是為了黑人兄弟而打的仗。

簡而言之，北方各州主要由工業主導，這些工業被高關稅等貿易壁壘保護住。而南方各州主要是種植園產出的棉花等農作物，美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很有競爭優勢，南方人自然更熱衷于自由貿易。

可是，為保護北方幼稚產業而筑起的貿易壁壘引來了歐洲的報復——減少對美國的進口。這傷及了南方農產品的出口利益，且南方人由于關稅被迫為工業品支付高價。于是，南方人根據憲法修正案要求和北方各州分家，也就是脫離聯邦，脫離后南方才可以擺脫貿易保護的北方州單獨和歐洲搞自由貿易。

這是一個合乎憲法精神的行為，但是中央集權的北方通過內戰征服、鎮壓了南方。

順便說一句，如果我們僅僅把自衛反擊的戰爭才視為正義的戰爭的話。那么南北戰爭是美國歷史上參與的所有戰爭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正義的戰爭——正義的一方是南方各州，它們在捍衛自己的脫離權、捍衛自己的家園，而不是侵略他人。

第一次美國人的正義戰爭自然是獨立戰爭。

內戰后，伴隨著共和黨北方對南方的占領，保護主義貿易政策一直根深蒂固。

1870-1913年是美國近代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即便這相對繁榮的40多年，美國人均真實收入也只翻了一倍，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卻讓中國人實際收入翻了二十幾倍），而大英帝國正在衰弱。

出口的競爭優勢使得美國有意追求自由貿易，因為貿易保護會招來別國的報復。抑制進口的結果，是出口也相應萎縮。

一戰不是屬于美國人的戰爭，如果不是威爾遜的國際干預主義，美國本不需要參與歐洲的麻煩。

但二戰就不同了，一戰給世界遺留了大量經濟麻煩，其中最重要的是財政和貨幣。當貨幣秩序由國際統一的金本位退化為各自為政的法幣混亂時，貿易保護和壁壘也應運而生。

1930年美國推出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法案，把關稅和針對歐洲的貿易壁壘推向頂峰。

與此同時，二戰前美聯儲拼命印鈔、擴張信貸，最后釀出1929年大蕭條，貨幣胡鬧的初衷之一就是刺激和保護本國工農業出口（第二個目的是幫助英國托起疲軟的英鎊匯率）。

畸高的關稅法案加劇了歐洲的財政混亂。

因為一戰，歐洲欠了美國一屁股債，還這些債務的希望仰賴于歐洲把產品出口至美國。但美國的關稅法案阻塞了這條良性還債之路。歐洲經濟混亂加劇的結果是政治極化。如果美國不搞信貸擴張，為歐洲播撒廉價信貸，或者哪怕搞了信貸擴張但不搞關稅壁壘，歐洲的財政和金融本來是有一線機會走上正途的。

此外，把美國拖入二戰的珍珠港事件也不是沒有經濟前因的。這一因素就是：美國開始和日本脫鉤，對日進行貿易禁運。

不難理解的是，二戰發起的軸心國日本、德國、意大利，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都是工業制成品國家，都需要進口原材料和食物。對于擁有足夠軍備，而又自信能在沖突中戰勝的國家，切斷它們的貿易，制止它們通過自愿貿易獲取必需品時，就沒法天真地認為它們會收斂侵略企圖。

在打贏二戰之后，美國很快就著手建立國際組織為保護國內貿易鋪路。

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是針對英國人的帝國特惠制的，帝國特惠制試圖在英聯邦區域搞一個關起門來的重商主義集團：內部成員實行低稅免稅的自由貿易，但一致針對集團外的國家實行貿易壁壘。

但現在，美國人的產品要進入，他們需要用政治力量和貸款誘惑打開這個英國人的重商主義集團。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天成為了國際通脹樞紐、維護不守財政紀律的弱國虛假匯率的國際協同機構。

然而，美國人搞它的初衷之一，仍然是為了貿易，理順國際貨幣關系是為了對外出口鋪路的，IMF的矛頭之一也是英國人搞的保護主義小團體——英鎊區。

二戰后，進入到我們今天的世界格局。這個格局的主要特點是：美國，成為了部分程度的事實上的全球中央政府。

冷戰結束后這一特點愈發加強。

戰后的西歐（除了獨立自主、反美的戴高樂帶領的法國）事實上成為了美國的“自治領”，因為他們普遍沒有本國常駐國防軍，領土安危取決于美軍遍布歐洲的軍事基地。

除開冷戰另一集團成員國的東亞（日韓等）是美國亦步亦趨的跟班。南美則自門羅主義及美西戰爭后一直是美國的禁臠。

全球大部分地區，都成了事實上仰仗美國鼻息的“地方政府”。這一格局至今仍然發揮余烈。

今天西方國家（包括日韓）的每一次選舉，都需要映射中央政府（美國）本土的政治勢力變換。小國之路線選取，端賴美國人的運籌。

對這樣世界格局的掌握，有助于我們運用米塞斯分析德國的框架。

在這里，出現了當今美國不同于當年德國的特點：美國在事實上擁有干預國際貿易乃至眾多別國的霸權，這是納粹試圖用一場大戰來獲取的地位。

因此，這樣的美國，在把國外領土變成“國內”，從而輸出干預主義、保護主義政策來，更加得心應手。

所以，我們看到二戰后西德的經濟迅猛復蘇，對美創造大量貿易盈余，制造業逐漸威脅美國同行時，美國政府的“打壓”應聲而來。

美國人逼迫德國人升值了馬克，以此抬高美國進口德國貨物的價格。此后，日本人在半導體、電子制造等領域殺出重圍，美國人同樣以廣場協議逼迫日元升值。

21世紀，美國開始面對改革開放后崛起的中國了，后面的劇本模式就是：中國人逐漸在各行各業展示出創業活力，產品競爭力日益超過美國。

巧合的是，140年前，美國人就致力于用保護主義法案排華。滿清時期，無數華人漂洋過海，勤力打工，為美國人建設鐵路付出了巨大犧牲。但華人勞工得到的卻是各種妖魔化中國人的謠言宣傳（廣為流傳的一則謠言說中國人邪惡骯臟，愛吃老鼠？！），美國民間充斥著對華人的仇恨，直至發展成搶劫殺害華工的血案。

1882年共和黨參議員提交了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驅逐華人勞工，否則面臨監禁。排華的文化和種族嫌惡只是借口，真實的原因還是經濟問題：因為華工太吃苦耐勞了，懶惰的胖子白人競爭不過，被“搶走”了工作崗位。此后的禁止移民、禁止華人擁有產業的排華政策延綿不絕，直至1965年才徹底廢除。

4、奧威爾式的“自由貿易”

決定行動的根源是思想，侵染思想的第一步是腐蝕語義。

喬治·奧威爾偉大的政治幻想小說《1984》中用長篇幅描繪了國家主義對語義的篡改和腐敗，其典型標志是：“自由即奴役，戰爭即和平，無知即力量”。

1984式的世界荒唐到令人難以相信。更令人難以相信的是，今天的世界部分完成了類似的語義腐敗。

如上述，明明更不市場經濟的美國，卻經常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任意指責。自由主義（liberalism）這個詞，在過去歐洲，指的就是堅持自由市場經濟，今天美國人說起它，指的幾乎是自由市場的反面，比如，佩羅西這樣的白左竟然成為了總統口中的“極端自由主義者”。

同樣，還有自由貿易。

在圍繞保護主義的外貿沖突中，美國人通過腐敗語義中混淆了實質。

不少中國人雖然自豪于我國經濟崛起和國際競爭力提升，但總有一種愧意：覺得中國人雖然厲害，但畢竟不是美國界定的市場經濟，畢竟靠的是補貼、污染環境、廉價勞動、依賴低端價值鏈……野蠻生長，才占了美國和西方的貿易實惠。這是個錯覺。

今天當政客說起自由貿易來，往往指的是這個詞真正意涵的反面。WTO、TPP、NAFTA等等，各種冠名為“自由貿易協定”的國際合作，實質不是為了自由貿易，而是聯手管控彼此的國際貿易（當然，會在取得管控目的后，象征性地在別的領域開放一些貿易）。

理由很簡單：真正的自由貿易，根本不需要什么多邊會談，也不需要幾十輪讓人頭皮發麻的文山會海，更不需要幾萬頁細致規定條款的協議和貿易備忘錄文件。

自由貿易的精髓是單邊主義的（此單邊并非當前管控式的單邊貿易），它只需要簡單地對世界宣稱，不管你們其他國家對從我國的進口設置什么樣的貿易壁壘，任何進入我國的貿易都是徹底自由免稅或者低稅率的。

在今天的術語里，雙邊主義貿易的實質是排斥第三方的貿易壁壘，多邊主義則排斥小集團之外的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假如需要）的協定，只需要幾句話就能說清楚：零稅率或極低稅率，各國不得干預民間的貿易往來。

那些幾萬頁貿易備忘錄的實質大體如下：我美國生產這個商品，成本很高，因為我給了工人勞工福利，我還遵循了綠色環保政策。你們中國人既不保護勞工利益，又不環保，野蠻生長，當然成本低。我怎么競爭得過你。因此，為了公平競爭——里根、特朗普的確打出了“公平貿易”的口號——我們雙方必須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同一起跑線是沒毛病的，但有兩個方向：一是，你美國也把成本降低，去除各種阻礙生產效率的管制干預，這樣大家起點拉平在一起了。

而美國要求的則是第二個方向：各國一起向上拉平，提高成本，方法是，你們中國生產方也必須遵循環保的綠色條款，也必須保護工人福利（不要那么拼命的工作，實在競爭不過）。

這類勞工或綠色條款的經濟實質是，要求全球在同等程度上一起干預本國的經濟，同等程度提高生產成本和壁壘，從而形成一個全球卡特爾。

這個卡特爾為了保護既有生產商，隔絕了潛在競爭對手的進入，并在這個壁壘設定的壟斷價格以內侵犯消費者的權益。

二戰前，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做到這一點，因為沒有哪個國家曾取得全球“準中央政府”的地位。哪怕是大英帝國的帝國特惠制，也僅僅是多邊主義的貿易保護集團。

同樣，當你在新聞看到國際經濟合作這類新聞時，得提起神來了，這往往指的是國際聯手管控，建立事實上的全球政府。其底層邏輯很清晰：不同國家的政策，仍然在世界層面進行競爭。

干預更多的國家希望干預更少的國家陪著它一起增進干預措施。美國財長耶倫最直率，她滿世界跑，尋找一切機會推進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協議。意思是，你們別的國家不能對老百姓太好，不能減稅，尤其不能稅率比我們美國低，否則美國的人才、企業資源要外流了。

海洋公約是把海洋資源的所有權納入到聯合國體系的全球政府控制下。

貨幣互換和貨幣合作呢？不是什么真的合作。只是互相掩蓋彼此的通貨膨脹。當一國超發貨幣，而另一國不超發或超發得較少時，前者匯率的走弱會泄露其通脹的真相。

于是，為了維持虛假的匯率，前者有動力去尋求別國的外匯支撐，或者邀請別國一起加入通脹合唱團。

戰后的德國人對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惡性通脹心有余悸，于是他們的央行特別注重不超發貨幣。也就是基準利率比較高，但這讓美國人不滿了，因為美國人二戰之后還在拼命印鈔票，拼命降低利率。

在統一的世界資本市場上，西德的高利率對美國人的政策是一個讓人頭疼的攪局者。

要明白國際政策的實質，不得不理解清楚這些經濟邏輯。

當國內用財政資金補貼出口行業時，資源就從其他行業被抽走，轉向出口導向的生產了。就國內的福利而言，這是一種扭曲，因為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稀缺的資源被用在了有違他們心意的地方了。

該生產的地方，沒有生產或者少生產了，不該生產的地方卻多生產了。

但是，這樣的補貼無損進口國。事實上，出口補貼損害了國內的消費者和本國非出口行業，卻給本國出口行業和進口國的消費者送去了一筆免費的禮物。

很清楚，出口補貼的確是違背國內消費者利益的，但美國作為進口方卻無法對補貼帶來的低價傾銷提出站得住腳的批評。畢竟，收到禮物不是一樁禍事。

此外，美國所指責的國企補貼并非出口行業的主力，中國真正充滿活力的出口大軍是民營企業。民營企業的確獲得了退稅，但退稅不是補貼，退稅的實質是減稅，減稅削弱了對生產的干預。

貿易赤字更是偽問題，對掌握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美國而言，尤其如此。因為它完全取決于統計口徑問題。市場經濟是不知道國界的，供應我們消費的商品究竟產自于國內還是境外，是無關緊要的，只要它足夠物美價廉。

把中美兩地的貿易余額加總統計起來并不會比把河北省和河南省兩地區的貿易總額統計起來更有意義。河北省不會擔心自己對河南省貿易赤字的問題，正如你天天支付貨幣買711的產品，但711絕不從你這里購買一樣，你也是對711“貿易赤字”，難道這會讓你憂心如焚，慨嘆自己貿易不平衡、收支結構出問題嗎？

兩國和兩地區、兩個人的情形毫無分別，經濟實質并沒有變。一段時期的經常賬戶順差和逆差沒有指向任何危機，它只說明這段時期貿易雙方貨幣需求的相對調整。

此外，如果在經常賬戶之上加上資本金融賬戶的表現，國際收支永遠是平衡的，畢竟，交易就是有來必有往。用現貨購買現貨，和用資產換取現貨，沒有任何區別。

不錯，在今天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內，經常賬戶赤字對大多數國家構成一個問題。那就是，貿易逆差迫使他們要支付出去國際貨幣，而這會導致寶貴的外匯儲備的流失，儲備貨幣流失的結果是維持本幣匯率穩定的能力喪失。

但這不是貿易逆差導致的，而是各國部分準備的外匯政策及國內的超發鈔票的政策導致的。而且，美元就是世界各國珍視的國際儲備貨幣。即便存在這樣的擔憂赤字的貨幣理由，美國也是最不應該為此操心的。

我們怎么辦

總結一下，國際沖突和外交摩擦并不是某些獨特個性的鷹派政客煽動的，他們沒有這么牛。

政治潮流也不會想怎么演變就怎么演變。把焦點關注在各國政客的表演，由此認為中美進入新冷戰，受惑于英雄史觀，完全錯失了重點。.

因為，決定政客權力的最終根源是民意，是大部分老百姓心中信仰的觀念和哲學（不管這種哲學多么錯誤和淺薄）。

因此，大國沖突的背后是暗流洶涌的民意對抗。然而，民意受什么影響呢？除了受知識分子和各國宣傳的左右外，有一個確鑿堅實的動因在支配著真正的民意，那就是經濟利益，沒有經濟利益背書的民意是虛假的噪音（例如沙文主義和文化愛國主義）。

對外貿易是大國沖突的經濟利益所在，要理解現代國際關系，則不得不考慮這些問題。經濟學告訴我們，只要政府試圖干預國內經濟，那么這種干預是不足夠的，干預措施也必然要延伸到國際貿易。

美國在主權、貿易方面的碰瓷，根源在于其不斷削弱的貿易競爭力，而貿易競爭力的衰弱源自于其國內的干預主義。

一旦理解清楚這些因果鏈條，應對方法也就很明了了。如果你和我一樣愛好和平，那么，最不希望見到的是中美在經貿領域逐步“脫鉤”。

畢竟，和平不來自于空洞無物的政客表態和國際協議，它來自于互相依賴的貿易流通。現代國際關系史，是一部國際聯盟、聯合國組織形同虛設，條約等于廢紙的歷史。再善意的期待和再漂亮的空口承諾，面對實在的利益，不堪一擊。

美方制裁我們的貿易、卡我們脖子時呢？要不要反擊？當然不要，它越是貿易保護，我們越要堅定單方面自由貿易。千萬不要忘記，每當政客們不和時，被貿易制裁的總是我們老百姓。在對外貿易中制裁對方，只是七傷拳，傷人也傷己，苦的是老百姓，生產率和生活水平下降的也是本國老百姓。

甚至從斗爭策略的角度，單方面自由貿易也是有利于我們的。美國人并非鐵板一塊，當機電、鋼鐵等美國處于競爭受損的生產行業要和我們脫鉤時，美國的進口商和廣大消費者卻樂于見到更低關稅地采購中國服裝、玩具等商品。

1993年克林頓最終決定把對華貿易和人權問題脫鉤，并不是總統的治國理念或者他的突發善心在起作用，而是對華貿易吻合了更多美國商業的利益，298家美國大公司和37個貿易代表團上書總統，要求無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迫于美國商界強大的壓力，克林頓不得不做出讓步。

幾年前，貿易戰期間，當特朗普打算封鎖微信時，蘋果、英特爾、迪斯尼等大公司啟動了游說活動，迫使總統手下留情了。

當前，美國人民就需要大量進口中國貨物來消除他們痛苦的通貨膨脹。哪怕要“分而治之”，也必須用單方面開放去爭取貿易利益與我們一致的美國人，他們才是人口大多數。反制、你來我往式的筑高貿易壁壘，只會擴大沖突乃至戰爭的風險。

畢竟，甚至胡錫進也理解到這一古典經濟學的真理，在反對歐美制裁俄羅斯時，胡編引用了偉大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家巴斯夏的名言：“商品不能自由流通于國界，軍隊就會踏過國界”。

但如果你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呢？假如你的目標就不是和平。假如你是索雷爾或尼采的斗爭哲學信徒，你相信：人類永恒的價值就是斗爭；和平只會養育軟弱的廢宅，讓人們失去充沛的武德；而民族的偉大和崛起，勢必經歷鐵與血的淬煉；中國要崛起，終將與美國一戰，并斬美國于馬下。

沒關系，即便如此，冷酷的經濟規律仍然要求你選擇自由貿易和降低國內管制干預的道路。因為，兩國之爭，短期看是拼軍事，長期看是拼綜合國力。而拼綜合國力，就是拼誰的經濟更繁榮更有活力。

二戰期間，日本裕仁天皇很納悶，他問海軍司令部總長永野修身：“為什么美國只用幾天的時間就可以建起一個空軍基地，而日本則要一個多月的時間？”答案很明顯，美軍有大量的推土機和運土設備，日本呢，只有人的勞動力。現代戰爭是比誰擁有更多資本積累的戰爭，不管你多么武德充沛、戰意頑強，赤手空拳地面對裝備武器更先進（資本配備更充裕）的敵軍士兵，只是螳臂當車。

一個國家要建設強大的軍備，就必須有龐大的民用財富可供汲取。然而，民間市場社會的繁榮并不是偶然獲得的，如果經濟制度不合理，促使民間繁榮、資本積累的條件根本就不會出現。因此，哪怕你是戰狼，為了達到你的爭霸目標，你也必須支持國內的自由市場和國際的自由貿易。你也必須呼吁減稅、反對管制日增、厭惡通貨膨脹、反對A4紙對失足行業的重錘……

近現代史中出現了兩個霸權國家：大英帝國和今天的美國。它們的霸權不是什么歷史的陰差陽錯的結果，也不是某個戰略眼光深遠的政治大人物通過大棋和奇謀妙計攫取的。

在它們成長為世界霸權之前，它們都有著熱烈擁抱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經歷，從而積累了巨量財富，以供它們的政府進行爭霸。和所有屠龍少年最終成為惡龍一樣。爭取自由放任、反抗大英帝國霸權的美國，一步步幻化成了自己昨天反對的那條惡龍。而美國潰爛的第一步，是從國內授予特權、干預市場經濟開始的。當代國際關系的風險在于：美國，作為一個逐步潰爛腐朽的羅馬，卻仍然握有彈壓四方行省的充足軍力。

正是在這樣的時候，回答“中國做對了什么？”這一命題尤為關鍵。

讓14億人民擺脫貧困，讓民族迅速崛起的，不是什么發展的機緣巧合，也不是什么中國人勤勞聰明的民族性（給朝鮮人市場經濟的話，朝鮮人也會迅速崛起為世界最勤勞聰明的族群的），而是偉大的改革開放，而是自由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