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國民黨上將錢大鈞，走進軍統湖北站，當著一眾人特務的面，拔槍擊斃了副站長楊若琛，說：“誰再敢告黑狀，這就是他的下場。”
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回到南京第一件事，不是獎賞救駕之人，而是清算名單。
軍統的人最先動手，刀對準的，是自家將領。
錢大鈞，蔣系元老，西安事變時被調去談判，回來卻被戴笠人馬盯上，說他“與張學良暗通款曲”，理由薄得像窗紙，動機卻極狠。
侍衛長職務被一擼到底，從此記了一筆仇。
表面平靜，底下暗流不斷，1938年，錢大鈞調去武漢，擔任航空委員會主任，頂上空戰前線。
這一調，帶著火藥味，湖北站的特務早已埋伏，副站長楊若琛，戴笠心腹，領了任務：盯死，找錯，逮把柄。
空戰打得緊，武漢危在旦夕。
錢大鈞定下戰法：先繞城盤旋，再迎敵空戰，理由很簡單，要老百姓看見中國空軍在守，要士兵知道不是孤軍。
楊若琛不這么看，當天就密報，“貽誤戰機”，“空轉半小時，一架敵機沒打，光想邀功”。電
文一封接一封，押著黑狀往重慶發。
這些東西錢大鈞早就知道，軍統盯人，不看臉，可偏偏，這回戳在命門上。
不是一次，是反復遞交“情報”，背地里翻舊賬、扣帽子，說他早年就“通共”，這跟“通敵”沒區別，真壓實了，腦袋不保。
最后一根火柴點著，是那份密報寫到，“已查實故意誤導飛行軌跡，干擾中央軍事部署”，等于公開指控。
1938年6月15日，天氣悶熱，中午一點過，湖北站例行午休。
大門沒鎖，崗哨沒換，誰都沒想到，會有軍裝進來，不打招呼，不寒暄。
錢大鈞穿常服，腰間別槍，身邊帶兩個貼身隨從，臉上沒表情，一言不發。
直沖二樓，楊若琛辦公室門口推開，未等反應，槍已出鞘。
楊若琛正攤開密電稿，桌面上還擺著未發出的加急電，眼睛抬起來那一瞬，槍口已對準胸口。
一聲悶響，血噴在桌上，那份電報染成深紅。
周圍幾個文書僵在原地，看不清發生了什么，錢大鈞把手槍往地上一摔，轉頭一句：“誰再敢遞黑狀，就這個下場”，聲音不高，但每個字像鐵釘。
不是情緒失控，是有準備、有計劃的清算。
沒人敢動，槍還冒著煙，門口兩個隨從一左一右站著，像立著兩堵墻，錢大鈞轉身離開，像走出辦公室一樣自然。
樓下值勤的特務全聽見槍響，卻沒人敢攔，不是不想，是不敢。
事后消息傳回重慶，戴笠氣得砸了茶幾，說要嚴辦。
可輪到蔣介石下命令，只有一句：“暫時停職反省。”停了一個月，又把人調回，繼續指揮武漢撤退。
這事，就像一把刀捅進軍統，拔出來還不肯包扎。
戴笠咽不下這口氣，可更怕動搖軍心。
那段時間，特務之間私下傳話：“碰硬釘子了，別亂摻和將領的事。”楊若琛死得太硬，死得太突然，死得讓人心里發毛。
軍統湖北站之后，半年低調得像沒存在，連日常電文都不敢寫太重字眼。
這件事沒寫進軍報，也沒出現在官方通電中，甚至連“槍殺”兩個字都沒人提。
但所有人都記住了：軍統不是鐵板一塊，元老手里的槍，也能打穿情報網。
之后幾年，錢大鈞照舊升官，照舊領兵。
抗戰勝利，調進軍令部，掛上次長銜，到1949年去了臺灣，晚年不再出面，書也不寫，話也不多。
當年那把槍，從沒被追回，從沒被追責，只留下一具尸體、一張電報、一群不敢多嘴的特務。
這一槍，把軍統的“紀律”打成了笑話。也讓所有人看清，戴笠雖強，背后能指揮千軍萬馬的將領，真要翻臉，也不見得怕一張密報。
不是紀律對抗蠻干，是刀尖對刀尖。
一場內部戰爭，沒人宣戰，也沒人宣布停戰，只看誰敢先開槍。
參考資料：
薛化元，《戴笠與軍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