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戒權是法律法規授予教師的權利。2021年3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明確了中小學教師可以實施懲戒的范圍和可以采取的措施；2024年8月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弘揚教育家精神加強新時代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提出，維護教師教育懲戒權，支持教師積極管教。學校和有關部門要依法保障教師履行教育職責。

然而，記者在基層調研發現，盡管有相關規定，但中小學教師“不敢管、不想管、不會管”學生的現象仍然突出，教育懲戒權面臨落地難的尷尬局面。受訪專家認為，懲戒缺位不僅可能導致學生缺乏敬畏之心，不利于學生健康成長，還可能使教師的職業榮譽感和責任感降低。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讓教師能懲戒、敢懲戒，讓孩子懂規矩、知敬畏呢？

“佛系管理”成常態 教師為何“不敢管”？

西南某小學班主任陳軒（化名）發現，學生小辰經常上課講話，影響課堂秩序，且不聽從當堂老師的管教，甚至當堂辱罵老師。為此，他多次找小辰談話，并請其家長到校共同教育。然而，小辰的家長一味護短，認為陳軒是在故意為難孩子，這讓小辰更加肆無忌憚，越來越不遵守班規。

“班主任和科任老師都不敢管這個孩子，有些學生也開始效仿他的行為。這個班成了‘問題班’，紀律不好，學習成績也垮了。”該校相關負責人介紹，盡管學校領導經常到這個班“坐鎮”，強調紀律，但問題依然突出。前不久，這個班甚至被搜出一把管制刀具。

陳軒的經歷并非個案。西北某小學教師張蘇（化名）之前批評了一名擾亂活動秩序的學生，第二天便被該學生家長舉報，稱其傷害了孩子的自尊心，要求將其開除。后來，張蘇給學校寫了情況說明，作了檢討，并給該學生家長道了歉。

“這件事在學校產生了不小的負面影響，大家都覺得如履薄冰，不敢管學生了。”張蘇的一位同事說。

一項覆蓋1334名受訪者（其中81%是中小學生家長）的調查顯示：51.1%的受訪者認為，在日常教學管理中，教師不敢懲戒學生的情況比較普遍；43.2%的受訪者表示有一些；5.7%的受訪者認為不存在此類情況。

“教師看見學生有問題不管，其實是不負責的表現。但最近幾年，確實有一些同事反映不敢管學生。”西北某小學教師說。

“聽聞一些教師因管教學生被舉報，甚至因此遭受處罰后，很多老師會產生‘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學生認真聽課更好，不聽拉倒。”一位小學教師說，“‘跪著教書’可能有點夸張，但不少老師是在‘彎著腰教書’。”

“對孩子過度保護并不好。”西南某地一位中學校長說，讓孩子吃一些苦、受一些挫折，是教育的應有之義，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長。

多名家長表示，他們支持老師嚴加管教，幫助孩子養成好的行為習慣，只要公平公正、不刻意針對、不體罰孩子就行。“現在的孩子受挫折教育偏少，抗壓能力弱，適當、合理的懲戒是必要的，但要把握好分寸。”西北某地一名學生家長說。

北京師范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蔣安麗認為，懲戒權缺失可能會使教師產生無力感和挫敗感，喪失育人主動性，影響學校教學效果。

“管嚴”還是“管松” 教師的兩難抉擇

小學教師小旻（化名）近日發現一名學生多次未完成作業，準備懲罰該學生，但學生家長明確拒絕后，她打消了這一念頭。

“家長同意，我就管一下；家長不同意，我就不管了。”小旻說，剛參加工作時，她對學生要求嚴格，現在已“佛系管理”了，“我周圍的青年教師也大都這樣”。

得不到家長支持、擔心被舉報，是許多教師不敢懲戒的重要原因。

目前，學生或家長投訴、舉報老師的渠道廣、門檻低，理由也五花八門。管得太嚴或太松，作業布置得太多或太少，都可能成為被投訴的理由。西南某基層教育局提供的臺賬顯示，2024年1至8月，他們共接到128起涉教師的舉報，其中查證屬實的只有7起。

擔心把握不好尺度，也是一些教師不敢懲戒的原因之一。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蔡海龍說，有的老師依法執教、依法管理學生的能力相對比較薄弱，不清楚什么是教育懲戒、為什么要實施懲戒，以及該如何實施懲戒。同時，《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列舉的有些懲戒形式和內涵比較模糊，如訓誡、教導、管教等，教師在實施懲戒時難以準確把握尺度。

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個別教師懲戒學生的方法不當，侵害學生合法權益的情況偶有發生，如要求學生砸毀手機、手表等個人物品，或是擊打學生。

“學生個體差異大，不少孩子心理比較脆弱，挨批評后，如果有過激反應怎么辦？”一些中小學教師說，實施教育懲戒，如果引發糾紛，有的校方為了“擺平”往往一味退讓。缺乏保障機制，使得教師實施教育懲戒的“底氣”不足。

多方合力 讓教育懲戒權落地生根

受訪對象認為，保障教師合理、合規行使教育懲戒權，需要教育主管部門、學校和家長形成合力，完善相關規章制度，加強教師能力培訓，營造包容、支持的良好社會氛圍。

重慶某中學紀委書記建議，教育主管部門應對老師、家長和學生進行分層次調研，了解他們對教育懲戒的看法，收集、剖析懲戒失當的典型案例，并編寫教育懲戒指導手冊，為一線教師提供借鑒和參考。

蔡海龍說，教育主管部門要發揮牽頭作用，組織老師、專家、司法部門和家長，共同制定教育懲戒的細則或模板，為學校提供指導，確保學校制定的規則更科學。學校要加強家校溝通，將教育懲戒規則、校紀校規及維權途徑等編輯成冊發給家長，降低他們與學校、教師產生誤會的可能性。

家長要給予學校、教師更多支持、理解和包容。西南某小學教師劉怡說，家長和老師的共同目標是把孩子教育好，雙方不應該站在彼此的對立面。

“只有得到了家長的理解、支持和包容，我們才能放開手腳管教學生。”劉怡說，希望家長遇事可以先和老師溝通。

西南某小學校長安某等人認為，教師在實施教育懲戒時，要做到公平公正，不突破政策紅線；要及時給孩子講道理，并綜合考慮學生的身心接受能力。此外，還要第一時間告知家長實施教育懲戒的緣由和經過，避免產生誤會。

蔣安麗認為，當教師因合理、合規行使教育懲戒權而被學生或家長舉報時，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要敢于給他們“撐腰”，并做好心理疏導等工作。蔡海龍說，相關部門要為教師正當履行職責提供相應保護，避免他們卷入過多的處分、訴訟和責任承擔中。

“中小學生畢竟還是孩子，教師對孩子要有愛心，懲戒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懲戒也要注意方式方法。”西南某中學黨委書記賴某認為，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要注意加強青年教師教學方法方面的培訓，提升他們與學生的溝通能力和突發事件處理能力。

來源：經濟參考報

記者：鄭明鴻 張子琪 周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