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原西北軍“十三太保”之一的孫良誠，帶領所部三萬人投靠日軍，淪為漢奸。因為孫部大多數官兵是被裹挾投日的，所以不少人憤憤不平，倍感屈辱，還編了段順口溜：“抗戰五年多，和平二年半，什么都不落，落個當漢奸。自覺低一頭，更怕熟人見；渾身是臭氣，終生洗不完。”

孫良誠，并非無名之輩。他是直隸靜海（今天津靜海）人，19歲投身馮玉祥所部，因作戰勇敢、指揮得力而迅速崛起，成為馮玉祥麾下最得力的干將之一，與孫連仲、佟麟閣、劉汝明、韓復榘、石友三、張維璽、過之綱、聞承烈、程希賢、葛金章、趙席聘、韓多峰等人，并稱“西北軍十三太保”。

中原大戰后，“反蔣聯軍”全線崩潰，孫良誠所部接受了張學良的改編，與西北軍其余各部編為第29軍，軍長由宋哲元擔任。孫良誠與宋哲元素有舊怨，在29軍站不住腳，只好跑去天津閑住。

1933年，馮玉祥成立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孫良誠應召前往，擔任騎兵挺進軍軍長，但不久便遭到中央軍的圍攻。

在與中央軍對峙即將展開大戰之際，孫良誠作為南路軍總指揮卻稱病跑到張家口，此舉令馮玉祥大為不滿，自此對孫良誠冷眼相看。

全面抗戰爆發后，孫良誠一度賦閑在家，未能獲得國民政府的重用。直到1939年，他的同僚、同樣出身西北軍的鹿鐘麟出任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主席時，才念及舊情，給了孫良誠一個“冀察戰區游擊指揮官”的頭銜。這個職務聽起來似乎不小，負責統轄冀南地區各路雜牌游擊武裝，在敵后牽制日軍。

但孫良誠很快發現，自己這個“指揮官”更像是一個光桿司令。冀南地區的游擊武裝成分極其復雜，有的是地方民團改編，有的是被打散的舊軍閥殘部，還有的是純粹的土匪武裝，各派勢力擁兵自重，各自為政。除了他自己能夠直接掌控的一支人數不多、裝備簡陋的游擊隊外，其余各隊大多陽奉陰違，根本不聽從他的號令。

孫良誠名為“指揮官”，實際上卻指揮不動幾支部隊。這些所謂的“友軍”，不僅難以形成抗日合力，反而常常為了爭奪有限的地盤、糧草和武器而相互傾軋、火拼。更有甚者，不少部隊軍紀敗壞，動輒騷擾村民，搶掠民財，與打家劫舍的土匪無異，甚至還時常與深入敵后、艱苦抗戰的八路軍發生摩擦，制造“反共”事端。

孫良誠身處其中，既要努力維持部隊生存，又要應對日偽軍的頻繁“掃蕩”和“清剿”，還要處理內部雜牌武裝的種種亂象，可謂是焦頭爛額，舉步維艱。他兵力微薄，裝備奇差，每次與日軍發生沖突，往往是以卵擊石，能夠保存性命、避免部隊被徹底打散已屬不易，根本談不上主動出擊、建立大的功勛。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為了生存下去，孫良誠不得不再次放下身段，去依附當時在冀南地區勢力相對較大的兩位原西北軍同僚——新八軍軍長高樹勛和第六十九軍軍長石友三。這兩人也都是西北軍出身的悍將，手握一定的兵權，與孫良誠算是“故舊”。孫良誠希望能夠借助他們的力量，至少在糧餉彈藥方面得到一些接濟，或者在遭遇日軍掃蕩時能夠相互策應。

不過，高樹勛與石友三這兩位昔日的袍澤，此刻卻早已面和心不和，彼此之間充滿了猜忌和矛盾。高樹勛為人較為精明，擔心實力更強、野心更大的石友三會找機會吞并自己的部隊，因此處處提防。而石友三則性格暴躁，行為跋扈，反復無常，與各方勢力都存在摩擦。

孫良誠夾在這兩位大佬中間，地位尷尬。他試圖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利用自己的老資格和舊交情，在兩人之間進行斡旋、說和，希望能化解矛盾，形成合力。但他的一番苦心，卻收效甚微。高、石二人之間的矛盾根深蒂固，利益沖突難以調和，關系反而日趨緊張，甚至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1940年12月，高樹勛與石友三之間的矛盾終于達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再加上石友三與日軍暗通款曲，高樹勛下定決心，要除掉石友三。

高樹勛找到孫良誠，表示愿意與石友三“開誠布公”地談一次，化解誤會，共商抗日大計，請求孫良誠出面做中間人，邀請石友三到自己的防地——濮陽柳下屯會談，并信誓旦旦地向孫良誠保證，絕不會對石友三有任何不利。

孫良誠最終同意了做這個“中人”，并親自前往石友三處，轉達了高樹勛的“誠意”，并以自己的名譽向石友三擔保其安全。

石友三雖然生性多疑，但也知道與高樹勛的矛盾必須解決。考慮到有孫良誠做保，最終還是放下了戒心，只帶了少量隨從，前往柳下屯赴會。

結果，石友三剛一進入會場，便被高樹勛預先埋伏好的士兵一擁而上，當場制服。隨后，高樹勛下令，將石友三及其隨從全部活埋，這位反復無常的“倒戈將軍”，就這樣結束了他充滿爭議的一生。

石友三的死，讓蒙在鼓里的孫良誠，陷入了極其尷尬的境地，他當面找到高樹勛，將其痛罵一頓，宣布與高樹勛決裂，隨后領著自己的部隊離開了冀南，駐防在山東的定陶一帶。

此時，孫良誠已經被任命為魯西行署主任。孫良誠抓住這個機會，開始經營自己的小地盤。他利用行署主任的名義，成立了保安獨立旅（由其堂弟孫玉田任旅長）、第二獨立旅、游擊第四縱隊等武裝力量，試圖以此為基礎，東山再起。不久，原石友三的舊部王清瀚也率領著兩個團的人馬，前來投奔，孫良誠的勢力似乎又有了些起色。

1941年冬，國民政府對戰區進行了調整。位高權重、手握中央軍主力的湯恩伯，被任命為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魯蘇皖豫四省邊區總司令。孫良誠所在的魯西地區，被劃入了湯恩伯的管轄范圍。這意味著，孫良誠成了湯恩伯名義上的下級。

湯恩伯絕非善類，此人野心極大，一心想當“中原王”，對于非嫡系的地方雜牌部隊，向來是采取打壓、分化、直至吞并的策略。孫良誠深知，自己這支根基不穩、背景復雜的部隊，落入湯恩伯的手中，恐怕是兇多吉少。

果然，不出孫良誠所料。湯恩伯坐鎮洛陽，很快便將目光投向了孫良誠這塊“送到嘴邊的肉”。他沒有立刻動用武力，而是采取了一種更陰險、更“合法”的方式——卡脖子。

作為戰區第二長官，湯恩伯掌控著該區域所有國軍部隊（名義上）的糧餉、彈藥、被服等軍需物資的分配權。為了吞并孫良誠的部隊，湯恩伯開始有計劃地、系統性地克扣、削減甚至完全中斷對孫良誠部的各項供應。

孫良誠部隊的日子，立刻變得艱難起來。士兵們本來就缺吃少穿，現在更是食不果腹，常常只能以野菜、樹皮充饑，軍心渙散；武器裝備本就破舊落后，現在連最基本的子彈補充都得不到保障，槍支成了燒火棍，部隊幾乎完全喪失了戰斗力。

孫良誠心急如焚，多次派人甚至親自前往湯恩伯的總部交涉。但湯恩伯總是擺出一副“公事公辦”的架勢，以“戰區物資匱乏”、“敵后運輸困難，補給線不暢”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搪塞。有時實在被逼急了，就象征性地批撥一點點微不足道的物資，如同打發叫花子一般，根本無濟于事。

恰于此時，湯恩伯又以蘇魯豫皖四省邊區黨政分會主任名義，派李仙洲到山東聊城設立重建區行政公署，并派韓多峰接替孫良誠的魯西行署主任職務。

孫良誠頓感處境艱難，便召集趙云祥、王清瀚、傅二虞等心腹，商討新的出路。

孫良誠說：“湯恩伯步步緊逼，不給我們留活路。眼下的局面，已是危如累卵。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須盡快找到一條生路，大家都說說吧，我們該怎么辦？”

師長王清瀚率先打破了沉默，他提出了所謂的“上中下三策”。

王清瀚說：“上策是捐棄前嫌，主動去聯絡高樹勛。高樹勛雖然與我等有過節，但他與湯恩伯也素有矛盾。唇亡齒寒的道理，他不會不懂。若我等能放下身段，主動示好，與其合兵一處，共同對抗湯恩伯，或許還能抱團取暖，爭得一線生機。”

話音未落，另一位師長趙云祥便立刻發出了冷笑：“哼，聯合高樹勛？王師長，您不是在說笑吧？高樹勛是什么人？當年在柳下屯殺石友三時梁子結得那么深，他能真心與我們合作？只怕到時候，他會第一個把我們賣給湯恩伯！”

王清瀚嘆了口氣，繼續說：“既然上策不通，那便是中策。中策，是放下架子，主動與敵后的八路軍取得聯系，尋求他們的支援。八路軍雖然裝備差，但抗日堅決，民眾基礎好，或許能看在共同抗日的份上，接濟我們一些糧草彈藥，或者在我們困難時提供一些掩護和策應。”

對于這條路，趙云祥再次表示了強烈的反對和不屑：“八路軍自己都窮得叮當響，能給我們多少支援？難道要讓我們的弟兄們跟著他們一起吃糠咽菜，過那種苦行僧的日子？恐怕不用打仗，隊伍就先嘩變了！”

王清瀚沉默了良久，說出了最后一條路：“既然上策、中策都走不通，那就只能走下策了，下策就是投靠日本人。”

孫良誠聽完這上中下三策，尤其是這最后的“下策”，內心還是有些猶豫，最后擺了擺手說道：“此事關系太大，絕不可輕下斷言。大家都回去再好好想想，容我也再仔細權衡權衡。”

孫良誠的猶豫，卻給了早已心懷鬼胎的趙云祥可乘之機。趙云祥認定孫良誠內心已經屈服，只是拉不下臉面。他決定不再等待，要親自“推”孫良誠一把，將這“生米”徹底煮成“熟飯”。

會議結束后，趙云祥立刻秘密行動起來。他早已通過某些渠道，與盤踞在開封的偽河南省長、原西北軍舊將劉郁芬取得了聯系。

趙云祥派遣心腹郭念基、謝天祥，再次潛入開封，向劉郁芬明確表示：他們決心率部投靠汪偽政府，條件基本可以接受，唯一的問題是頂頭上司孫良誠還在猶豫，需要劉郁芬出面，利用舊交情進行最后的“勸說”，并請劉郁芬代為向南京汪精衛政府溝通具體事宜。

劉郁芬自然樂于促成此事，立刻向汪偽政府匯報，并很快得到了肯定的答復：同意接受孫良誠部投降，保留其部隊番號（改編為偽軍），劃定防區，并給予優厚待遇，具體事宜由劉郁芬負責接洽。

拿到汪偽政府的“批復”后，趙云祥覺得時機成熟了。他讓郭、謝二人帶著劉郁芬寫給孫良誠的親筆信去見孫良誠。

孫良誠看到劉郁芬的信后，還故作姿態地表示自己“絕不與其同流合污”，但最后卻又話鋒一轉，說：“要我過去也行，但是地盤要給我劃好，部隊番號要給我保留，糧餉彈藥要給我充足！”

郭、謝二人見狀，心中了然，這位司令長官終究還是“從”了，只不過還要擺擺架子，談談價錢。

摸清了孫良誠的底牌后，趙云祥開始進行最后的“逼宮”。他一邊繼續通過郭、謝二人與劉郁芬方面敲定投敵的具體細節和條件，一邊則不斷派人催促孫良誠，要求他盡快做出決定，發表通電。

但孫良誠依然在拖延猶豫，遲遲不肯邁出這最后一步。

趙云祥失去了耐心，決定不再等待，要用一場精心策劃的“兵變”鬧劇，徹底斷絕孫良誠的退路，逼他就范。

他秘密聯絡了另一位已經投敵的原西北軍將領、駐扎在歸德（今商丘）的偽第四方面軍司令張嵐峰。

趙云祥讓親信郭念基去見張嵐峰，說道：“張司令，請你務必幫兄弟一個忙。我們這邊投靠的事都談妥了，就差孫司令點頭，他還在那里抹不開面子。想請您派一支部隊，到我們曹縣附近‘演一場戲’，擺出要圍攻的樣子，把他嚇唬一下。等他被逼到絕路，也就只能跟著我們走了！”

張嵐峰與趙云祥或許早有默契，又或許樂于配合演戲以壯大偽軍聲勢，當即答應。

幾天后的一個深夜，大批番號不明的“日偽軍”（實為張嵐峰部偽軍）突然出現在曹縣趙云祥師部駐地周圍，并迅速完成了合圍，槍聲四起（朝天放槍），火把通明，制造出一片兵臨城下的緊張氣氛。

趙云祥部的官兵從睡夢中驚醒，頓時亂作一團，以為遭到了日軍的突襲。就在這混亂之際，師長趙云祥卻異常冷靜地出現在高處，大聲安撫部下：“弟兄們，不要慌，都給我守住陣地，不準開槍。只要不抵抗，投降了，咱們就能保存實力，日后再做打算！”

喊話的同時，趙云祥向親信一揮手。早已準備好的“汪偽”旗幟被迅速升起，并按照事先約定的暗號向包圍圈外的“友軍”揮舞。外面的“日偽軍”見到信號，立刻“心領神會”，停止了喧囂，并于不久后悄然撤圍而去。

這場由趙云祥自編自導自演的“兵臨城下”鬧劇，成功地在部隊中制造了“不得不降”的假象。緊接著，趙云祥不再等待孫良誠的授權，以師長的名義，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宣布脫離重慶國民政府，率部“歸順”南京汪偽政權。

第二天，師長王清瀚也“心有靈犀”般地率領他的部隊，從駐地定陶趕到曹縣，與趙云祥會合。

至此，孫良誠麾下的兩個主力師，都已公開投敵。他這個總司令，身邊已無一兵一卒可以調遣，徹底成了一個光桿司令，所有的退路都被堵死，再也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

不久之后，孫良誠的名字，也出現在了投敵通電的名單上。但在通電發出后，他似乎還想為自己保留最后一絲顏面，又故意對外界做出一副“身不由己”、“被部下裹挾才不得已而為之”的委屈姿態。

早已看穿一切的趙云祥，忍不住當面出言譏諷：“司令，都到了這個份上，您就別再裝樣子了，既然決定要吃這碗肉，就別怕身上沾腥氣！”

孫良誠被這番話刺得滿臉通紅，羞愧難當，卻一句話也反駁不出來。

不久，孫良誠所部被改編為偽“和平建國軍”第二方面軍，由孫良誠擔任總司令，趙云祥、王清瀚分任下轄的偽第四軍、偽第五軍軍長。

值得一提的是，孫良誠所部的絕大多數普通士兵，都是在稀里糊涂、甚至是被欺騙、被裹挾的情況下跟隨長官投敵的。當他們明白過來后，頓感屈辱，為此還編了段順口溜：“抗戰五年多，和平二年半，什么都不落，落個當漢奸。自覺低一頭，更怕熟人見；渾身是臭氣，終生洗不完。”

孫良誠投日后，隨著戰爭的持續，日軍已經是日薄西山，秋后的螞蚱，蹦跶不了幾天。或許是為了給自己留一條后路，他在擔任偽職期間，也曾與重慶國民政府方面保持著一些秘密的聯系，企圖在兩邊都下注。

抗日戰爭勝利后，眼看日寇敗亡，汪偽政權垮臺，孫良誠再次施展其“變色龍”的本領，迅速向國民黨政府靠攏，率領部隊接受了收編，老蔣委任其為第二路軍總指揮。

淮海戰役的時候，孫良誠所部被改編為第107軍，隸屬于黃百韜的第7兵團。孫良誠本有起義的機會，但始終搖擺不定，最終第107軍在撤往徐州的過程中，被我軍殲滅兩個師，孫良誠被迫率第260師向解放軍投降。

投降以后的孫良誠，謊稱同雜牌軍第8兵團司令官劉汝明關系極好，可以冒險去做說客。

我軍派了周鎬（軍統少將、地下黨員）、祝元福（華東局通訊組組長）、王清瀚（260師師長、地下黨員）三位同志，陪同孫良誠趕赴蚌埠，去執行游說劉汝明的任務。

但反復無常的孫良誠，轉過身來就將三人出賣，三位同志不久后在雨花臺犧牲。

孫良誠被老蔣訓斥了一頓后，馬上逃離南京，躲去上海隱居。

上海解放后，孫良誠被我軍抓捕，兩年后病死于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