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管理一直是統治者需要面對的重大課題。在廣袤的西南邊疆，明朝政府面臨的是如何有效控制多民族地區的治理難題。在廣西東部這片壯族聚居、漢族次之，還有其他少數民族混居的地區，明政府采取了一套獨特的＂土司制度＂來進行治理。這種制度背后體現了明朝對邊疆民族地區的統治策略，既要維持中央政權的權威，又要尊重當地民族的傳統習俗。本文將詳細探討明代廣西東部土司的設置背景、特點及其在歷史發展中的角色變遷。

明朝在廣西東部設立土司的歷史背景

洪武元年（1368年），明軍進入廣西，迅速將廣西東部的元朝駐軍擊潰，并招降了左右兩江、紅水河流域以及龍江流域的各土司。隨后，明政府在廣西東部建立府州縣各級政權，派流官進行治理。對歸降的各土司，采取＂以原官授之＂與＂從宜增省＂相結合的政策，完善土司制度，把在廣西的統治穩定了下來。

廣西東部地區，在明朝初期是一個多民族雜居的區域。當地以壯族為主，其他少數民族如瑤族、僮族、佯族、水族等數量較少。各民族交錯分布，大雜居，小聚居。漢族主要住在城鎮、交通要道及其周圍的平原上，壯族大部分在平原、谷地，或聚族而居，或與漢族及平地瑤族混居。

這一地區在明朝之前已經形成了＂東流西土＂的局面。東流指的是東部地區由流官直接統治的區域；西土則指西部地區由土官統治的區域。兩者的界線大致在今河池、忻城、上林、南寧一線。此線以東，是柳林、平樂、潯州、梧州、柳州、南寧等流官府，所轄州縣也全是流官州縣。

明朝統治者巧妙利用了當地特殊的經濟社會結構。在明代廣西東部各民族中，存在著三種社會經濟情況：原始落后的氏族公社，農村公社經濟以及封建領主經濟。這種復雜的社會經濟背景，為明朝政府實施土司制度提供了現實基礎。

明代推行土司制度的地區是廣闊的，當時所謂的＂西南蠻夷＂地區——云南、貴州、廣西以及四川南部、湖廣西部和海南島等地都有分布。不少學者認為，土司制度只適用于封建領主制的經濟基礎，而明代廣西東部的土司則建立在封建地主制的經濟基礎之上。

這種特殊性體現在很多方面。首先，廣西東部大部分地區的地主經濟已經發展起來，有些地區地主經濟還相當發達。對于以廣西東部土著壯民為代表的那部分土司來說，他們大多原來就已處在地主經濟的生產關系之中。而對于由廣西西部來到東部的那部分土司，他們在廣西西部時原是農奴主，到了廣西東部后，都不得不適應這里存在的經濟情況。

明政府為什么要在這種地主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設立土司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用這些土司在民族關系方面的影響，讓他們掌握武裝，為控制廣西東部的少數民族和平息各族人民的反抗斗爭服務。

土司制度本質是與封建大一統相矛盾的東西，雖然經過論爭，設立土司的主張得到采納。但明朝統治者對在那些地區設置土司始終是有顧慮的。弘治元年（1426年），當首批土官副巡檢赴任受命時，明宣宗就指示要嚴格把關，防止這些人＂逆轉＂。這說明明朝政府對土司制度的兩面性是有清醒認識的。

明朝統治者對廣西東部土司的管控表現出幾個鮮明特點：

級別較低且多為副職

在初步考察的明代廣西東部二百三十三家土司中，級別較高的不過是土知州（一員）、土知縣（一員）、土千戶（四員）、土百戶（九員）、長官司和長官（九員）而已。從九品的職級是＂把總巡檢，盤絲哨丁＂的巡檢，副巡檢有一百九十六員，占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四。可見明朝政府對東部土司的安排多為低級別官員。

利用土司實現民族統治但嚴格限制其權力

明朝統治者對土司采取＂削權＂、＂抗＂兼施，以＂削＂為主的治理策略：＂比年一小征，三年一大征＂。但反抗斗爭卻此伏彼起，不曾停息。同時期的廣西西部，土司之間爭奪時有發生，但人民反抗統治者的斗爭較少，與東部形成鮮明對比。在這形勢下，明朝統治集團內部便有一部分人提出了在廣西東部設置土司的主張。這一主張的出發點有二：一是利用廣西東部少數民族首領在民族關系方面的影響，讓他們對本民族＂從俗而治＂；二是平息四年（1439年）以來的各種反抗。

設立外來土司控制當地反抗

明朝還存在著另一些漢族流官難以進入的閉塞地區，如＂桂平、平南、武緣（今武鳴）諸縣，地近僮獠，出沒不時，各處流官巡捕多死痩病＂。洪武元年（1425年），總兵官顧興祖擬在這類地區設置土官，＂選土人相兼薦事＂，使之＂安輯＂，保證明政府對少數民族統治的深入。

借助西部土司管控東部地區

明代弘治九年（1496年），總督鄧廷瞻為了控制廣西東部各族人民的反抗斗爭說：＂廣西僮、僰數多、土民（指漢族）數少，兼各衛軍土十八、九，幾有征調，全靠土兵。之全殺蘭知州考蝴等于一人，領兵數千千古田（指古田縣，駐今永福縣西北之壽城）蘭麻等處駐守，候古田平，改設長官司以授之＂。這種主張著眼于借助外來者，與前兩種主張不同。

隨著明末在廣西東部統治勢力的衰落，那些在前代早已納入都縣范圍，由流官管理的郊塞地區，如＂桂平、平南、武繾（今武鳴）諸縣，地近僮獠，出沒不時，各處流官巡捕多死痩病＂。這說明那縣地區的流官已經難于控制靠近少數民族的邊地，這些邊地的漢族生產好的經濟文化特點和風俗習慣，是引起社會動亂的重要原因。明朝成化二年（1466年），刑部主事馮俊說：＂非武而設置田州（駐今田陽縣）、瀾城（駐今凌云縣）等府州，選用其土人以為土官，世相襲，百年于茲，退警惡聽調用，效力頗多。＂

到了晚期，明政府對土司的管理開始松動。武靖州土官李氏在廣西西部時是大農奴主，遷廣西東部后，把批農奴主的一套行為操作來，＂暴虐其眾以縱嗜欲＂，＂棄并其有以資淫虐＂，＂積賊終制，淫刺萬端＂，＂招類啞人，毒于虣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崇數百＂。這些土官的殘暴統治導致農民反抗，武靖州轄下的徒沔＂狼兵＂在周圍地主經濟已發展起來的地區的影響下，開始表示反抗。

隨著時代變遷，很多壯、瑤族民眾進入了自耕農行列。如：＂陽朔北值莫為咸饒，初侵占民田，已而就抗；送給之，號曰顧田，輸稅獨秀＂。明政府為彌補土所駐軍之不足，在廣西東部廣泛招募壯、瑤族——主要是壯族充當＂賃兵＂。賃兵＂且賃且守＂，故得＂復其雜役＂，但＂佃田輸賦，與民無異＂。這些變化顯示了當地社會經濟形態在向封建土地所有制轉變。

明代廣西東部有一些閉塞山區，其內部的生產方式還很落后，但終明之世，一直沒有在這樣的地方設置土司，而只是設在山區周圍的平原上。這表明明朝政府在管控策略上更注重戰略位置而非全面覆蓋。

土司制度的歷史評價與現實意義

明代廣西東部的土司制度，反映了中國古代統治者在處理民族關系時采取的一種靈活策略。這一制度既體現了中央集權的統治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地方民族的自治傳統，是中國歷史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歷史前身。

從歷史發展來看，土司制度在明代的設立和演變過程中，既有維護國家統一的一面，也有促進各民族交流融合的作用。雖然這一制度帶有明顯的封建統治色彩，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它為解決邊疆民族地區的治理問題提供了相對可行的方案。

時至今日，研究明代廣西東部的土司制度，對于我們理解中國古代民族關系史、邊疆治理史以及地方行政制度史，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中國古代多民族國家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漢族與少數民族關系的歷史窗口。

結語

明代廣西東部土司制度的建立與演變，是明朝統治者處理邊疆治理問題的一個縮影。這一制度在適應當地社會經濟條件的基礎上，通過委任土著首領擔任官職，既維護了中央政府的統治權威，又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當地民族的傳統習俗，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地方行政管理模式。雖然這一制度最終隨著歷史發展而衰落，但它在中國古代民族關系史和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為我們理解中國古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借鑒。

參考資料：

蘇建靈，《論明代廣西東部的土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

《天下郡國利病書》，明代關于地方情況的綜合性文獻

《明史·廣西土司傳》，記載明代廣西土司的官方史書

《西南關系史料》，關于中國西南地區民族關系的歷史文獻

《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現代民族學研究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