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說到：

在此之前，大多數人的想法是先搞10 - 15年的新民主主義，再向社會主義過渡，并且在新民主主義階段，農村的私有制應該得到保護，最多只是適當限制。

他們認為這才符合新民主主義保留資本主義成分的理念。但毛主席卻主張主動引導農民逐步進入社會主義，不能再給資本主義發展的機會，因為這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都不利。

按照毛主席的意見，中央制定了農業發展規劃，決定先逐步加強互助組，然后引導農民加入合作社。

這實際上宣告了允許私有制發展的新民主主義在農村的終結。毛主席做出這一戰略轉變，是基于解放后國內形勢的變化。

一方面，農村在經歷戰爭恢復后，必須要明確未來的發展方向；

另一方面，1952年的經濟形勢超出預期。

原本中央計劃用最多5年時間恢復國民經濟，結果建國僅三年，工農業總產值就已經超過了解放前最高水平的20%。

此時，國家需要考慮的已經不再是恢復經濟，而是如何實現發展和工業化。

在恢復經濟階段，允許私有經濟自由發展的新民主主義確實是一種合適的制度，因為它能夠調動一切力量恢復生產。

但私有經濟的擴張，意味著資產階級和自由市場的擴張，而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這兩者阻礙了社會主義和工業化這兩個終極目標的實現，所以新民主主義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取代。

相比農村，城市的情況更為復雜。從1949年到1951年底，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基本沒有進行干預。

當時國內局勢剛剛穩定，新解放地區的土改還在進行，私有經濟在國內經濟中占據很大比重。

基于這種情況，國家制定了“不要四面出擊”的政策，團結民族資產階級。

1950年合理調整工商業后，中國的私營經濟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

以上海為例，從1950年11月到1951年1月，上海私營工業的棉紗產量增長了77%，水泥增長30%，顏料染料增長74%，玻璃甚至增長了283%。

私營企業賺得盆滿缽滿，底氣也足了起來，一些人開始要求在政治上與工人階級平起平坐，經濟上與國營企業平分秋色，用毛主席的話來說：

就是“向我們猖狂進攻起來”。

面對這種情況，1952年初，在整治腐敗變質干部的“三反”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中央決定在私營工商業開展“五反”運動。

“五反”運動揭露的問題令人震驚：

有人給志愿軍賣假藥，騙取舊幣3億元；有人抬高工價、虛報成本，謀取暴利7.4億元；

還有大量偷稅漏稅、拉攏行賄的現象。這場聲勢浩大的“五反”運動，讓不法資本家膽戰心驚，紛紛主動交代違法所得，以求寬大處理。

人民政府也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了一定的寬大處理，比如廣州新藥業，原定違法金額1000億，最后裁減到360億。

這樣做一方面是出于經濟考慮，畢竟如果讓企業把不法所得全部上交，很多企業可能會倒閉，導致大量工人失業，局勢難以控制；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將“五反”運動視為一場關系國家命運和前途的政治斗爭，他最看重的是通過“五反”摸清私人工商業的情況，為以后實行計劃經濟做準備。

用毛主席的話說，“主要不是為了搞幾個錢，而是為了改造社會”。

“五反”運動達到了預期效果，此后，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資產階級再也不敢提與工人階級平起平坐的事。

在經濟層面，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1949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中，國營占43.8%，私營占56.2%；

到1952年，國營占比上升到67.3%，私營則下降至32.7%。

毛主席形容此時的資產階級“已經掛在了黨的車頭上了”。

1952年6月，毛主席在統戰部的一份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因此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這一細微的用詞變化，預示著黨的政策即將發生重大調整。

而促使毛主席下定決心徹底改變新民主主義政策的，是中國工業化發展的需求。

1952年8月，中央決定從1953年開始實施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化是其中最重要的任務。

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要實現工業化，就必須把有限的資金集中投入到重點項目中。

但在實際操作中，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政府要想集中力量辦大事，加強經濟統籌能力，就需要在農村建立更多的合作社，在城市把資本主義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也就是加強經濟中的計劃成分。

然而，商品總量是固定的，計劃調撥的多了，自由買賣的部分就會減少，一旦加強計劃，必然會影響自由市場，而自由市場是千百萬個體農民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命脈，并且受到新民主主義政策的保護。

所以，要處理好工業化與小農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的關系，就必須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徹底變革。

毛主席在做出重大戰略決策之前，通常會先進行一段時間的醞釀，外出視察，廣泛征求意見，與大家溝通交流，讓大家做好心理準備。

1953年2月15日，大年初二，毛主席離開北京，乘坐專列南下視察工作。在河北，他聽取了邢臺縣長關于農村互助合作發展的匯報。

當時很多人認為小農依賴私有經濟，天生傾向單干，但邢臺縣長介紹說，全縣入社入組的農民已經達到了87%，這讓大家感慨多數農民是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因為這是一條由窮變富的道路，關鍵在于領導采取什么樣的態度。

16日，毛主席抵達武漢，重點了解了武漢工業、手工業和公私合營的情況。聽完報告后，他指出：

“有人說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還有人主張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對的。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這是毛主席首次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過渡階段。

后來到了安慶，他又向干部們解釋說：

“假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有10項任務，而我們已經完成了7項8項，那么，要不要等到把這10項任務都做完了，再去搞社會主義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條件成熟了，就可以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工作。”

經過一系列的考察和思考，1953年6月15日，在討論“一五”計劃的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明確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

他提醒大家，不能在民主革命成功后就停滯不前，繼續搞新民主主義。他強調“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錯誤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發生變化，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增長，試圖確立所謂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既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也會阻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這段話深刻地揭示了新民主主義的內在矛盾：它既要調動一切力量發展生產，又要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存在沖突。

在國民經濟恢復階段，這個矛盾尚不明顯，但當經濟恢復完成，問題就凸顯出來了。

如果繼續允許資本主義擴張，擴大自由市場范圍，就必然會限制社會主義成分的發展，這樣一來，新民主主義實際上就會演變成資本主義。

而分散的私人資本主義無法集中力量搞工業化，國家的計劃能力也會因市場的分散而受到削弱，最終，新民主主義的工業化和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目標都將無法實現。

當然，也有人認為，憑借政權和人民的支持，先發展生產，之后再處理相關問題也可以。

但回顧蘇聯的歷史，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發展資本主義，結果在搞農業集體化時，遭到富農的頑固反抗，農業產量大幅下降。

斯大林對此一直心有余悸，到1952年還叮囑來訪的劉少奇，要謹慎對待富農問題，否則會影響生產。

所以，對于新中國來說，在新富農尚未形成、地主資產階級力量還未恢復的時候，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向社會主義過渡，才是更有利的選擇。

馬克思揭示了革命的原因，列寧為我們提供了黨和先鋒隊的建設經驗，中國的革命者們在艱難的環境中奪取了政權。

但在革命勝利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并沒有現成的答案。

新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在這條道路上，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嘗試，甚至有暫時的后退，但無論經歷多少曲折，歷史的目標始終明確，那就是建設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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