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鎮體制的困境：負重前行的基層干部與懸浮的治理現實 ——他們為何在“沒有意義的忙碌”中逐漸失去方向？

一

鄉鎮體制的擴張與懸浮：一場與鄉村脫節的“自我狂歡”。

近年來，鄉鎮體制的“膨脹”與鄉村社會的“收縮”形成鮮明對比。在空心化、老齡化的農村，鄉鎮機構卻不斷增設——退役軍人服務站、應急辦、執法中心等新部門層出不窮，工作人員從三四十人增至五六十人，但新增的多為“編制外”聘用人員。

這種擴張并非源于鄉村實際需求，而是為了應對上級層層加碼的任務：鄉村振興、廁所革命、人居環境整治、創衛迎檢……每一項都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卻往往與農民的真實需求脫節。

一位鄉鎮干部無奈道：“群眾把垃圾扔到溝里，我們得去撿；山上墳頭的花不環保，得拔掉。但農民覺得這是瞎折騰，我們自己也覺得荒誕。” 這種“懸浮式治理”讓鄉鎮工作逐漸淪為應付考核的“表面功夫”，與鄉村社會的真實生活漸行漸遠。

二

基層干部的困境：權力最小化，責任最大化。

鄉鎮干部常自嘲是“背鍋俠”——權責嚴重不對等。財權、人事權、執法權被縣級部門收走，但所有任務最終都壓到鄉鎮。修一條巷道需層層審批，但出了問題卻由鄉鎮擔責。更諷刺的是，鄉鎮連基本運轉經費都捉襟見肘。一位干部算賬：“每月工資到手2000多，下村的油錢、電話費倒貼300塊，食堂吃不起，宿舍不夠用，連辦公室都得擠折疊床。”

“五加二、白加黑”成了常態。 他們既要應對名目繁多的檢查（平均每三天一次），又要處理信訪矛盾，甚至自掏腰包安撫群眾。一位90后干部說：“十年沒出過遠門，連30公里外的森林公園都沒去過。青春耗在報表和迎檢里，卻不知道意義在哪。”

三

形式主義與無效勞動：一場“精致的內耗”。

鄉鎮工作的荒誕性，在“創衛”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為了應付檢查，干部們突擊清理村民院子的柴堆，拔掉墳頭的塑料花，花幾千元做無人看的廣告牌，甚至因“宣傳不合格”反復返工。群眾冷眼旁觀：“你們搞這些虛的，不如修條路實在。”

更深的矛盾在于，這類任務往往與考核掛鉤。一位鎮長坦言：“別的鄉鎮都創了，我們能不創嗎？縣里的榮譽不能丟。” 當“完成任務”成為唯一目標，政策初衷便被異化為政績工具，基層干部成了“高級打工人”，群眾則成了被動的“治理對象”。

四

改革的微光：從“懸浮”到“扎根”的探索。

盡管困境重重，一些地方仍在嘗試突圍：

1. 權力下沉：山東寧陽縣將執法力量下沉鎮街，一線執法人員占比達83%，賦予鄉鎮對派駐機構的考核權，破解“看得見管不著”的難題；

2. 服務轉型： 云南戛灑鎮將138項審批事項納入黨群服務中心，推行“一窗辦理”，讓群眾“少跑腿”；

3. 技術賦能： 浙江新倉鎮通過OA系統實現任務動態管理，用“網上作戰室”追蹤工作進度，減少形式主義空轉。

但這些改革仍面臨深層阻力：財政壓力、編制僵化、考核機制扭曲……若不能從根本上重構縣鄉權責關系，基層的“負重前行”終難轉化為“輕裝上陣”。

五

反思：鄉鎮體制需要一場“祛魅”革命。

鄉鎮的困境，本質是治理邏輯與鄉土社會的斷裂。當政策制定者習慣用城市思維規劃農村，用考核指標替代群眾需求，鄉鎮體制便注定懸浮。真正的改革，需要：

尊重鄉土邏輯：停止將農村“城市化”，允許柴堆與墳頭花的存在；

重構考核體系： 以群眾滿意度替代臺賬厚度，減少“一票否決”的濫用；

保障基層權益： 提高待遇、嚴控借調、打通晉升通道，讓干部有尊嚴地工作。

結語

鄉鎮干部不是“超人”，他們是被困在體制齒輪中的普通人。若改革僅停留在機構增減的層面，而忽視“人”的困境與“鄉土”的真實，鄉鎮體制的懸浮化將永遠無解。

唯有讓政策回歸大地，讓干部重拾初心，基層治理才能真正扎根于泥土，生長出可持續的力量。

這篇爆文揭開了鄉鎮體制的“隱秘角落”，既有真實案例的刺痛，也有改革希望的微光。如果你也曾為基層干部的不易動容，或對鄉村治理感到困惑，請轉發讓更多人看見——改變，從關注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