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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屯田制，這是中國古代最為典型的土地制度之一。從秦漢時期開始，屯田就已經成為了國家發展農業經濟的必要手段。

漢朝末年，隨著戰亂的發生，統治階級更加重視政治秩序，忽略了對農業經濟生產的扶持。屯田制度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打擊，正處于緩步復蘇階段。

三國時期，魏蜀吳三足鼎立，漸成趨勢。由曹魏開始，國家推行屯田制度，一方面發展農業生產，使農民有地可種。

另一方面增加資源儲備，滿足戰爭需求，供應前線需要。江東吳國，以及西南蜀漢，都紛紛開始屯田，這一制度又迎來了快速的發展。

不過，三國之中，魏國的屯田制發展最為成功。這三個國家是怎樣走上屯田制的發展道路的？為何曹魏家獨大？

經濟發展，戰爭需求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同樣會影響經濟基礎的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的真理。中國古代社會，同樣會遵循這一發展規律。

在大漢王朝，國家政治秩序越穩定，經濟發展就越繁榮。朝廷推行積極的經濟政策，勢必要在安穩的政治背景之下進行。若是戰亂頻發，人民掙扎生存已成問題，何來多余的精力發展經濟呢？

大漢王朝的中興時期，農業經濟迅速發展。朝廷大力推行屯田制，耕者有其田，土地資源也能發揮應有的生產價值，農業產量逐年提升。

前線軍事因此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軍需也有穩定的供應。大后方按照一定的時間頻率，向前線輸入糧草等軍需物資。軍隊沒有后顧之憂，自然可以南征北戰，所向披靡。

漢武帝時期，衛青和霍去病兩位大將軍，建立了不世的功勛。他們二人作戰風格頗為大膽，從不擔心糧草供應中斷。因為他們對朝廷有著天然的信任，相信國家的經濟水平完全能夠負擔戰爭的損耗。

文景之治休養生息，養精蓄銳，這才讓漢武帝有了征戰沙場的基礎。國家的經濟實力，各類社會資源的儲備，是國家發展軍事的前提。

而在漢朝末年，天下逐漸分裂，皇室衰微，戰火紛飛。老百姓流離失所，忙于逃命，人人居安思危，再也無心考慮農業生產問題。

尤其是在中原地區，這里位于政治漩渦和戰爭中心，老百姓心中最是缺乏安全感。朝廷無法為他們提供保障，他們只能不斷向南遷移，活得一天是一天。

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正是在漢朝的發展基礎之上做出創新和改變的。

作為魏國的領袖，曹操是一位頗有頭腦的政治人物。他雖然心胸狹窄，多疑敏感，但最大的優點就是廣開言路，最擅長借助別人的力量達成自己的目的。

當有謀士向曹操進言時，他當然洗耳恭聽。

這位謀士告訴他，要想壯大國家實力，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發展農業生產。農業經濟是一切社會工作的基礎，只有經濟實力提升，才能夠不斷擴大土地面積，增加軍需儲備，為前線戰士提供保障。

曹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對前線的困境早有耳聞。他自然認為此話頗有道理，只是不知該從何入手。

在翻閱各類書籍時，曹操想到，既然無法推出某種創新的政治舉措，那不如借鑒歷史的經驗，推行屯田制。

至少在他看來，漢朝確實因為屯田制實現了農業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實現了財政收入增加的目標。

曹魏具有天然的優勢，中原大地土地資源廣闊，而且具備一定的農業生產基礎，農業技術也頗為成熟。朝廷只需要對農民做出引導，很快便能成事。

他先是安撫民心，通過政策和命令，告知天下百姓，加入屯田制的生產隊伍之中，必然能收獲安定的生活，也能獲得一定面積的土地，從此實現自由勞動。

流離失所的農民們，過去大多在地主的手底下討生活，不僅沒有人身自由，生產成果還會被無限剝削。

如今，曹操愿意承諾他們耕種的自由，這對他們的誘惑力自然極大。

于是，越來越多的流民響應號召，耕種土地。曹操也一舉兩得，既增加了資源儲備，又穩定了社會秩序。

江東孫吳，情況則更為復雜。

東南和嶺南一帶，原本并非農業發達區域，因此農業生產基礎薄弱。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無法滿足孫家擴張勢力范圍的需要。

《三國志》當中記載：“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

孫權正值壯年，精力充沛，野心前所未有地強烈。他想要趁此機會，擴張土地，通過推行屯田制，強行征用南方的大片土地。

如此一來，他也能實現兩個目的。其一，他可以自然而然地擴充勢力范圍，將更多的東南土地收入囊中。其二，他也能通過屯田制，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

相比之下，蜀漢就輸在了起跑線上。

曹魏是搶占先機的國家，最先開始推行屯田制，因此也充分吃到了屯田制度的紅利。孫吳開始的時間雖然不算早，但也算恰如其時，抓住了生產的空缺，填補了軍需的缺漏。

可是蜀漢，這個國家是在北伐戰爭失敗以后，才陸續開始推行屯田制的。

最開始，蜀漢其實并不缺錢。得益于西南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過去的經濟基礎，這里的鹽鐵官營制度，給蜀漢政權增加了極為可觀的收入。

鹽鐵經營，本就是暴利行業。僅憑這兩樣商品，蜀漢都能不愁吃穿。但北伐戰爭的消耗畢竟太大，接二連三的失敗，又讓政權壓力加劇。

百般無奈之下，他們才推行屯田，通過屯田制短暫地滿足軍需供應缺口，緩和社會生產關系。

三種形式，差異顯著

雖然魏蜀吳三國都先后推行屯田制，但三個國家的制度從本質上來說有著極大的不同。

先來看看魏國的屯田制，橫向對比，魏國的制度是最為成熟的。

曹操下令，魏國應當軍事屯田和民用屯田相結合，以軍事屯田為主，以民用為輔，二者相輔相成，共同發展。

在國家境內的各大邊防地區，曹操主要推行軍事屯田。不管是遠道而來的流民，還是軍隊當中的士兵，大家都可以成為生產者。

流民當然是主要生產力量，他們也承擔了很大一部分生產壓力。但是軍隊士兵絕不會置身事外，他們也被納入到了這一體系當中。

戰爭爆發時，士兵們當然披堅執銳，沖鋒陷陣，不管是為了擴充領土還是為了守御領土，他們都拼盡全力。

而在戰爭停歇時，他們除了進行日常的軍事訓練之外，還會來到土地之上，挽起褲腳，加入到農業生產隊伍之中。

總的來說，魏國是將農業生產與軍事戰爭緊密結合起來，保證農業資源能夠第一時間滿足前線需求，減少運輸時間和成本，確保戰事順利進行。

軍事屯田以軍事服務為核心，民用屯田則作為后備資源，加以補充。假設前線出現問題，后方還能及時跟進，避免更可怕的麻煩出現。

而且魏國屯田制的組織方式也極為成熟，朝廷成立了相應的管理機構，派遣官員負責屯田制的推行工作。

軍隊當中的將領，也在朝廷的示意之下，劃分了自己的勢力范圍。每一位將領都必須對管轄范圍內的土地負責，他們除了需要操心戰爭，也需要操心士兵的勞動積極性，以及土地的產量和產值。

軍事化的管理體系，讓屯田制的運轉更為成熟，也更成系統。朝廷若想追責，也能輕易辨認負責人，把責任精確劃分到每一位官員的身上。

相比之下，孫吳和蜀漢的屯田制，則顯得隨意許多。

東吳在本國和其他兩個國家的中間地帶，留下了一大片真空區域。這一部分區域，實則是對土地資源的浪費。

而在江南腹地，當地民眾缺少耕種經驗，大量的土地資源未得到及時開發，也無法產生相應的價值。

即使東吳仍舊采用軍屯和民屯相結合的形式，他們也無法發揮兩者的最大作用，只能眼睜睜看著資源浪費，無力彌補。

在組織形式上，東吳雖然也派遣了相應的官員管理屯田制，可是權責劃分不清，上下等級不明，這也導致有人越俎代庖，有人尸位素餐。

至于蜀漢，他們的屯田形式主要為軍屯。蜀漢地區多紅土地，紅土地的土地價值極低，營養元素含量也不高，所以并不適宜農作物生長。

在沒有農業專家指導的情況下，盲目地摸索屯田生產，只會導致事倍功半。

蜀漢也沒有專業的機構管理屯田制，大片土地荒廢，大量流民聚集，農業需求和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愈發明顯。

曹魏獨大，對比明顯

三國雖然都采用了屯田制，但各自的側重點和管理方式均有不同，因此也產生了不同的效果。

曹魏的屯田制，其效用最為明顯。曹操下令，要求所有生產者在兼顧農業產量的同時，多多關注農作物質量，做到精耕細作。

在三國時代，一個政治家能夠產生精耕細作和因地制宜的思想，這極為難得。曹操的遠見卓識，也直接推動了屯田制的發展。

關于其屯田制成果，史書記載：“風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

農業生產完全能夠滿足軍用，甚至還有大量剩余成果。糧草和其他軍需，支撐著曹魏軍隊摧枯拉朽，克定天下。

東吳的屯田制同樣在不斷發展完善，可地理條件和自然環境的限制，終究還是制約了屯田制的效果。

到了政治統治后期，東吳的屯田數量不斷減少，軍需生產數量自然下降。久而久之，軍隊和政權之間的矛盾也在增大。

至于蜀漢，則更為糟糕。蜀漢的北伐戰爭，其戰線在北方。成都平原生產的農業作物，無法在外地使用，仍然需要運往北方。

一來一回，運輸成本又在增加，屯田作用不大。

結語：

朝廷推行屯田制的初衷，是為第一時間滿足軍需供應。以結果推過程，我們發現，魏國相對成熟的屯田制，更好地實現了目標。而東吳和蜀漢，各有弊病，無法克服，自然作用有限。

參考資料：

《三國志》

《中國古代土地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