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農業大國，在華夏文明史幾千年的進程當中，“重農抑商”政策也一直貫穿始終，作為大多數朝代的基本國策出現。

從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到兩漢年間的重農措施，再到明清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這些都是“重農抑商”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重農抑商”國策對古代封建專制王朝統治的延續、維持社會的穩定，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那么，古代的富商大賈們，對這項國策持何種態度？“抑商”的思想內涵真的是單純地抑制商業的發展嗎？為何“重農抑商”思想能數千年盛行不衰呢？

一、“重農抑商”政策的由來：商鞅變法

對于“重農抑商”思想的起點，國內歷史學界的主流觀點，一般將其歸功于秦國大良造商鞅。彼時秦孝公剛剛即位，國弱民窮百廢待興，偏居于西陲一隅，在七國爭霸中毫無競爭力。

秦孝公繼承父王遺志，決心變法圖強，大膽啟用名不見經傳的衛國學子商鞅，短短數年內秦國大治，為最終掃清六合統一中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商鞅變法的諸多條例中，有一條叫做“重本抑末”政策，此舉開歷史之先河，起初令山東六國紛紛側目不以為然，然而事實證明，這項破天荒的壯舉卻取得了十分驚人的效果。

所謂“本”“末”，說的是古人對于各行各業的劃分，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農業為一國之本，而商業則是“百工末流耳”。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私有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社會貧富差距逐漸拉大，靠做生意發家致富的富商巨賈紛紛涌現，老百姓心中高低貴賤的觀念發生了潛移默化地改變。

世世代代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從農村大量涌入城鎮，開始從事商業或手工業。

市場的快速飽和，以及懶惰、盲從、經營不善等因素，致使許多人傾家蕩產淪為流民；與此同時，農業勞動力的流失也使國庫糧倉出現虧空。

為了快速提振國民經濟，商鞅大刀闊斧推行變法，出臺“重本抑末”政策，顧名思義就是減免農民徭役，減輕農民負擔，提升百姓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同時抬高經商門檻，加重商業稅收。

戰國時各國普遍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商人階層的日益坐大，與戰爭年代權力向中央集中的趨勢相違背，而商鞅變法可謂直擊要害，“重農抑商”方針從根本上很好地解決了這一社會矛盾。

具體說來，商鞅頒布的法令主要包括以下四點：其一，山澤鹽鐵等大宗商品收歸國營，實行官府專賣；其二，加重商人的賦稅負擔，打擊經商者的積極性；其三，抬高糧食價格，保護農民利益，同時不準商人出售糧食，不準農民購買糧食；其四，私營工商業者，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個體戶，一律編入“市籍”加征賦稅。

不難看出，商鞅變法“重農抑商”的核心主張無外乎兩點：一是通過國家干預、經濟壟斷的方式加強中央集權；其二則是通過加征稅收提高經商成本，抑制商人階級數量和實力的進一步壯大。

由此可見，商鞅已經充分認識到農業、商業在社會和國家中各自擔任的職能，這種從宏觀上調控農商關系的思想，開千古之先河，堪稱古代封建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二、“重農抑商”政策的變遷

縱觀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歷史，“重農”思想可謂貫徹始終，但“抑商”政策在不同朝代的體現方式卻各有千秋，自商鞅首倡“抑商”思想之后，這一方針并非一以貫之地持續下去，其內涵也隨時代變遷不斷發生變化。

如果說商鞅變法抑制商業規模的主要手段是經濟手段的話，那么漢朝以后則在政治領域有了新的體現，那就是西漢高祖劉邦頒布的“賤商令”。

如今犯了重大違法案件的罪犯，法庭判刑時往往有一條“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賤商令”的思想與之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謂“賤商令”，就是從法律上明文規定商人低人一等，不論在市井還是在朝堂，其權利都受到諸多限制。

據《史記·平準書》記載，除了市籍受限、稅率較高之外，漢朝對經商之人主要還有以下三方面的限制。

其一，經商者及其子孫后代不得入朝為官。直到唐貞觀年間，諫議大夫褚遂良還引用此條例，向太宗進言道：市井商賈子孫三代不可居官位。

其二，經商者所穿服飾受限制。《舊唐書》中曾言，當時的慣例是平民穿白、商賈穿黑。

直到明朝初年，官府仍明文規定，務農人家可穿綢紗，商人只能穿絹布，嚴禁商販、仆役、倡優之人穿貂裘，而且不論多么富有，家里都不準使用銀器。

其三，經商者名下不準占有田產，嚴厲禁止商人務農、農民經商。以上三條法令自漢朝建立之初就有了大致雛形，經隋唐、明清等時期加以強調，又有了不同程度地發展。

唐代規定商賈之家子孫不得做官，但執行起來并沒有這么嚴苛，只要本人“金盆洗手”滿三年，仍然可以選擇通過參加科舉考試入仕。

宋代對于商人做官的禁令則進一步放寬。宋廷選拔文武官吏時，并不會對工商階層的人士戴有色眼鏡，只要有出類拔萃的特殊才能，都有被選中入京的機會。

有明一代，鹽商子弟考取舉人、進士者數以百計，可見商人入仕在當時已經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

自商鞅變法開始的“重農抑商”國策，經歷朝歷代傳承歷久彌新，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推行了兩千多年，以至于直到今天，老百姓心中輕視商業和商人的思想觀念仍然沒有完全消除。

直到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爆發，洋槍洋炮轟開了清王朝閉關鎖國的大門，新潮的西方思想迅速涌入，這一政策才開始逐漸被淘汰。

三、“抑商”的思想內涵真的是抑制商業發展嗎？

又是“賤商”，又是“抑商”，“重農抑商”政策的根本目的，究竟是為了壓制商人的社會地位，還是為了抑制整個商業的發展呢？

細品各個朝代在“抑商”政策上的具體措施可以看出，“抑商人”和“存商業”是兩碼事，二者可以并舉、互不沖突。

以西漢為例，漢初統治者雖然出臺“賤商令”，大力打擊商人的社會地位，但匪夷所思的是，國家的經濟政策卻是鼓勵商業發展的。

《漢書》記載，漢初為了迅速恢復經濟，擺脫戰爭過后的萎靡困頓，頒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商業發展的基本國策，如開放關梁山澤之禁、允許老百姓經營煮鹽冶鐵，甚至允許民間自由鑄造貨幣。

在國家政策的刺激之下，短短數年就涌現出大量一夜暴富的大商人，漢初的商業市場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難怪晁錯會發出那句感慨：“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抑商”政策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在于抑制私營、發展官營，最常見的就是大宗商品的專賣制度。

專賣制度的源頭同樣是商鞅變法，當時秦國為了迅速壯大實力，將一批動蕩年代的重要商品通通收歸國營，包括鹽、鐵、酒、茶這些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

這一舉措收獲了奇效，在很短的時間內大幅增加了財政收入，為秦國在七雄爭霸中的崛起積攢了足夠的物質基礎。

從漢朝到唐朝，通過官營手段“抑商”的做法得到了長期貫徹，為鞏固中央集權、維護社會穩定起到了重要貢獻。

但是到了宋代，市場經濟的崛起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趨勢，官府看到了民間私商帶給國家的巨大效益，對他們的排斥心理大幅降低，政策上也開始允許官商分利、專私并舉。

再到此后的明清，商人手中的專賣權不斷擴大，“抑商”政策的初衷已經逐漸名存實亡了。

四、歷朝歷代為何將“重農抑商”奉為基本國策？

“重農抑商”政策始于春秋戰國，盛于秦漢隋唐，直到清朝后期才逐漸消亡，其間頑強存在了兩千余年。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為何不約而同地將其奉為基本國策？

這背后存在著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在生產力相對低下的古代社會，農業固然是一國之本，但商業對國家稅收的貢獻同樣不容忽視。

要想達到國富民強、國泰民安的目的，各行各業都要蓬勃發展，這是任何一位明君都明白的道理。

所以古代的“抑商”政策并非抑制商業的發展，而是通過限制商人的地位和權利，防止大批農民棄農經商，從而將整個國家農民和商人的比例維持在一個比較科學的范圍內，從而保障小農社會的正常運轉。

除了保障稅收、穩固政權以外，還有一個因素同樣重要，那就是古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影響。

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儒家思想就成為了兩千年封建社會的主導思想，其中的“仁義禮智信”等觀念直到今天仍未過時。

儒家先賢們重視對百姓的道德教化，尤其看不慣商人買賣過程中蠅營狗茍、見利忘義的行為，以至于在后世人的心目中，形成了商人永遠都是一副唯利是圖、小人嘴臉的刻板印象。

談及“重農抑商”思想對我國古代社會的影響，利弊各占一半。

一方面，對于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早期封建社會而言，這一政策無疑能夠最保險、最穩定地為國家積攢財富，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根基的重要手段。

同時，以剝削商人的手段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保障了農業始終擁有充足的勞動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穩坐世界頭號農業大國的寶座。

但是與此同時，“重農抑商”思想也讓古人形成了因循守舊、封閉保守的思維定式，習慣了安居樂業、守土心安，沒有向外開拓視野、追求先進的意識，為后來清政府閉關鎖國的沉重代價埋下了伏筆。

因為商人的社會地位始終遭到排擠，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得困難重重、逐漸畸形，資本主義在華夏大地上的萌芽被一再往后推遲。

結語：

綜上所述，“重農抑商”政策在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長期存在絕非偶然，而是由歷朝統治者和社會發展的進程共同決定的。

“抑商”絕非抑制商業的發展，而是通過打壓商人的社會地位和權利，嚴格限制商人階層的規模，從而達到促進農業發展、保障糧食稅收的目的。

參考：

1、《史記》

2、《漢書》

3、《鹽鐵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