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東京上野公園的櫻花總在4月里下起粉白的雪。4月12日，我隨西安交通大學日本校友和日本華僑華人博士協會的伙伴們踩著滿地落英，走向附近青松簇擁的“谷中靈園”里時，在鄭海洋會長的帶領下，看見一座墓石，上面寫著“青淵澀澤榮一墓”。對，這就是澀澤榮一，那個將《論語》與算盤并置案頭的男人，如今他的肖像正凝視著每個打開錢包的日本人。

墓前銅鼎中還有幾株鮮花，意味著現在還有人在牽掛著他。1867年，當27歲的澀澤榮一在巴黎萬博會目睹蒸汽機轟鳴時，恐怕不會想到自己將成為日本資本主義的接生婆。他創立的“第一國立銀行”仍被銘牌標記于日本橋，可誰能想到，這位“日本近代資本主義之父”，私生活竟比明治維新的政局更富戲劇性？

澀澤榮一傳先后迎娶兩位妻子，納妾數目在史料中語焉不詳，但至少17位是有明確記載的。這在百年后成為爭議的導火索——當他的頭像2024年7月出現在新版萬元紙幣上時，社交媒體瞬間炸開鍋。“讓花花公子代表國家形象？”“這是對女性權利的侮辱！”批評聲浪中，支持者搬出《日本資本史》中的數據：澀澤企業群在巔峰期貢獻了全國稅收的17%，其創立的500多家公司至今仍有34家位列世界五百強。

我走近在墓前，指尖拂過碑石上的水珠。我想起了1931年，91歲的澀澤榮一在去世前夕還握著他喜歡的文明杖，因為它曾叩響過橫濱正金銀行的大理石臺階，也挑起過藝伎房里的珠簾。這位日本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財界領袖，在商業帝國中實踐著“士魂商才”的理念，卻在私人領域踐行著一夫多妻的江戶遺風。他的道德天平，恰似東京灣的潮汐，在傳統與現代間搖擺。

“澀澤榮一最懂人性。”有人曾這般感慨。1873年，當日本明治政府準備發行新制紙幣時，澀澤榮一建議采用“藩閥”與“財閥”雙重背書，既保證信用又牽制權力。這種精明同樣體現在他處理家庭關系上：每位妻子都擁有獨立的宅院與事業，長女澀澤歌子更成為日本東京大學法學系主任（法學部部長）。這種看似矛盾的生活哲學，實則是明治精英在文明開化與男權傳統間的生存智慧。

爭議聲中，日本銀行宣布受訪者中69.1%并不把澀澤榮一的“男女問題”視為問題，因此新版一萬日元紙幣上將使用澀澤榮一頭像，但同時在其他紙幣上添加“女性活躍人物”的主題圖案。這妥協如同他墓碑前的鮮花，既承認歷史功績，又試圖平衡現代價值觀。我起身時，墓碑的影子恰好落在萬元紙幣防偽水印上，既清晰又模糊，像極了歷史本身的質地。

暮色漫過不忍池，澀澤榮一的墓碑漸漸融入東京的天空。這座由他參與設計的城市，如今已經成為亞洲金融的心臟。歷史對澀澤榮一的評判，終將在道德批判與功績頌揚間找到新的平衡點，如同春雪消融后的上野山，既滋養著櫻花根脈，也倒映著天空的流云。（2025年4月17日寫于千葉豐樂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