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弘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日前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將開始著手推進終止澳大利亞北領地政府與中國民企嵐橋集團的租約，以收回達爾文港的管理經營權。他聲稱：“我們希望它（達爾文港）掌握在澳大利亞人手里。”澳反對黨領袖達頓也表達了類似觀點。對此，外交部發言人在近期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敦促澳方切實為中國企業在澳投資運營提供公平、非歧視、可預期的營商環境，不要泛化國家安全概念，不要把正常的商業合作政治化。
為什么今年澳朝野兩黨會不約而同地聲稱將對這一租約下手呢？首先，這可能與今年5月將舉行的澳聯邦議會選舉有著密切聯系。近年來，在對華政策上展示強硬態度幾乎已經成了澳政黨在選舉期間的標準動作。朝野兩黨在選情白熱化時拿達爾文港租約說事的主要目的可能有三個：顯示執政能力和應變手段、爭取更多支持，轉移選民對經濟問題的注意力，以及避免被對手抓住“對華軟弱”的把柄。在大選馬上就要舉行的當口，只要是能夠爭取更多選票的行動都在各黨派的考慮范圍內，即使是較為務實的阿爾巴尼斯也不例外。
其次，在美國政府對全世界揮舞關稅大棒，連盟友都不能幸免的情況下，不排除澳政府會將其對待達爾文港租約的態度，作為與華盛頓方面交易的籌碼，并以此向美國方面示好。達爾文港所在的達爾文市是澳大利亞最北部的港口城市，地理位置十分關鍵，是美國“印太布局”中位于西太平洋的戰略要地。為將達爾文港打造成圍堵對手的“橋頭堡”，美軍從2012年就開始在該地部署軍事力量。對于美國對達爾文港的心思，澳政府心知肚明。一些澳大利亞政客認為，在達爾文港的問題上順從美國能夠培養美國對澳好感，加上澳方向來重視在美國主導的“奧庫斯”框架下的合作，美國有可能在關稅等問題上對澳“網開一面”。
事實上，達爾文港項目是中澳合作互利共贏的典型案例。經澳大利亞特恩布爾政府批準，澳大利亞北領地政府于2015年與中國嵐橋集團簽署了總值5.06億澳元的租賃權協議，將達爾文港碼頭租賃給嵐橋集團，租賃期99年。自嵐橋集團接手運營達爾文港以來，該港口的年吞吐量從1600萬噸增長至超3000萬噸，達爾文港也已經成為澳聯通亞洲國家的重要貿易樞紐：僅2023年，澳大利亞就通過該港口向中國出口大約50萬噸的各類礦石產品，同時向亞洲市場（包括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等）出口約1500萬噸的液化天然氣。
然而，澳國內一些右翼政客、媒體和反華智庫學者對此視而不見，依然與美國政府一道，持續不斷地以“威脅國家安全”等借口對澳政府施壓，要求澳政府審查該項目。莫里森政府和阿爾巴尼斯政府分別于2021年和2022年對該租約進行安全審查，兩次審查結果均表明，所謂的“中國威脅”完全是子虛烏有，所謂的“安全風險”也根本不存在。若澳政府真的強行收回達爾文港運營權，不僅可能需要根據《中澳自貿協定》中相關條款支付巨額賠償，還要承受此事可能帶來的產業倒退、就業流失，以及國家信用的衰減。
達爾文港為澳大利亞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已然表明，中澳經貿合作帶來的好處是實實在在的。數據顯示，2022—2023財年，對華貿易使澳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2600澳元，為澳創造59.56萬個就業崗位，使澳家庭節約生活成本4.2%。這充分說明，穩定且龐大的對華貿易為澳民眾增收、就業、消費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在當今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單邊保護主義甚囂塵上的情況下，連續、穩定的中澳經貿合作，對于澳大利亞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可謂極其重要。
總而言之，莫須有的“安全威脅”不應成為中澳經貿合作的“絆腳石”。維護中澳間互惠互利的合作，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亞太地區求穩定、謀發展的大局。目前已然回歸正軌的中澳合作，更應在凝聚共識、化解分歧的過程中，迎接更加光明的未來。（作者是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亞太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