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財政普遍收緊、過“緊日子”的當下，一筆長期隱匿于行政事業單位的龐大資產引發關注——截至2023年末，全國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總額已達64.2萬億元，相當于同期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3倍有余。

這些涵蓋土地、房產、設備等的“家底”，曾因管理粗放導致大量閑置浪費，甚至滋生資產流失隱患。

隨著審計風暴揭露多地漏記資產超30億元、部分房產閑置長達21年等問題，盤活這筆“沉睡財富”已成為破解財政壓力的關鍵抓手。

言叔觀察到，從中央政策密集出臺到地方試點破冰，一場針對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的“激活之戰”正在全國鋪開，而這背后不僅關乎財政開源，更折射出國家治理效能的深層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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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64.2萬億元”的數字出現在2023年末的全國人大專項報告中，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的龐大規模首次以權威數據揭開面紗。

這類資產由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持有，小到辦公桌椅、車輛，大到土地、科研樓、公共設施，幾乎覆蓋公共服務全領域。

然而，長期以來的“重購置、輕管理”思維，讓這筆巨額資產陷入“迷霧”：審計報告顯示，17個部門漏記房產13.46萬平方米、土地151.54畝，相當于近200個標準足球場的面積被“隱形”。

31.88億元設備物資因未入賬成為“賬外資產”，如同消失在監管視野中的“流動財富”。

管理混亂的后遺癥遠不止于此。

12個部門2.59億元資產出租收入未上繳財政，4個部門1.65億元租金長期“躺在”往來賬上，暴露出收益管理的“跑冒滴漏”。

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資產閑置頑疾——8個部門19.46萬平方米房產、874畝土地沉睡多年，其中一套閑置21年的科研樓，從新世紀初建成到審計時仍未啟用，相當于一代人的時間里，優質資源在鋼筋水泥中“銹蝕”。

設備閑置同樣驚人，405輛公務用車、1.04億元儀器設備長期封存，部分科研設備因未及時維護，從“先進器材”淪為“廢鐵”。

資產處置環節更是亂象叢生。

2個部門因低價出租國有底商，直接導致5000余萬元收益流失；某部門1132平方米黃金地段商鋪被外部轉租長達15年，租金差額被私人截留，上演現實版“公產私用”。

這些問題不僅造成財政收入損失，更暴露出制度監管的短板：當行政資產淪為“部門私有財產”，缺乏統一調配和市場化運營，資源錯配與腐敗風險便如影隨形。

言叔認為，行政事業性資產的管理漏洞，本質上是公共資源配置效率與治理能力的“雙重拷問”，在財政承壓的當下，破解“迷霧”已刻不容緩。

02

面對“60萬億資產趴在賬上睡覺”的現狀，各地正以改革破局，探索盤活存量資產的市場化之路。

2021年《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管理條例》的出臺，首次從法律層面明確資產配置、使用、處置的全流程規范，一場“激活存量”的戰役由此打響。

浙江率先構建“省級資產運營平臺”，將分散在各部門的閑置資產集中管理。

省農科院1.6萬平方米老舊科研樓的蛻變頗具代表性：曾經斑駁的實驗室經改造后，變身集農業科創、成果轉化于一體的產業園區，2022年園區企業總產值突破6億元，相當于原資產年租金收益的30倍。

湖州市南潯區則另辟蹊徑，將閑置校舍打造成全國首個“兒童博物館島”，通過引入研學旅游、親子體驗等業態，試營業一年接待游客18萬人次，不僅盤活了低效資產，更創造了公共服務新場景。

這種“資產活化+產業導入”模式，讓“死資產”變成“活資本”，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豐收。

在北方，內蒙古產權交易中心搭建起跨區域資產流轉平臺，累計處置行政事業單位存量資產4500宗，成交金額90億元，增值率達4.2%。

通過公開掛牌、競價交易，某部門閑置的辦公樓從評估價800萬元拍到1200萬元，溢價率50%；一批封存的科研設備通過專業機構檢測后，以市場價的70%轉售給中小企業，既避免了資源浪費，又為企業降本增效。

這些實踐證明，市場化手段是破解資產低效運轉的“金鑰匙”，而統一運營平臺則是整合資源的“中樞神經”。

政策紅利正在顯現：財政部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行政事業單位資產處置收入同比增長12%，閑置房產出租率提升15個百分點。

在言叔看來，盤活資產不僅是“挖潛增收”，更在于重構公共資源配置邏輯——從“部門所有”轉向“社會共用”，從“粗放管理”轉向“精細運營”，這正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微觀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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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央紀委將“國有資產閑置浪費”納入重點監督范圍，這場資產盤活戰正從“政策驅動”轉向“制度+紀律”雙輪驅動。

2024年以來，財政部連發三文，明確將資產盤活成效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對長期閑置資產“零處置”的部門啟動問責。

審計署同步開展“存量資產專項審計”，重點追蹤漏記資產入賬、收益上繳等關鍵環節，形成“發現問題—督促整改—完善機制”的閉環。

監管升級背后，是對“財政開源”與“防腐拒變”的雙重考量。在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同比下滑12%的2023年，盤活行政資產成為重要補充——僅浙江、內蒙古等地通過資產處置、出租，就為財政增收超20億元，相當于一個中等縣城全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更深遠的意義在于，當“資產閑置=資源浪費=隱性腐敗”的認知深入人心，過去“重投入輕管理”的行政慣性正在被打破。

某中部省份財政廳負責人坦言：“現在部門報預算，首先要說明現有資產使用情況，閑置率超過10%的單位，新增采購申請直接‘打回’。”

市場化改革與數字化管理成為破局關鍵。多地正搭建行政資產“數字臺賬”，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資產全生命周期追溯，從入賬到處置全程留痕。

上海、廣東試點“資產證券化”，將優質物業打包發行REITs，拓寬盤活資金來源。

言叔認為，行政事業性資產的盤活，本質上是一場“價值重估”：既要通過制度設計堵住漏洞，更要借助市場機制釋放效能，讓60萬億資產真正成為穩財政、惠民生的“壓艙石”。

站在新的改革節點上，行政事業性資產的盤活之路才剛剛起步。當“沉睡的巨人”睜開雙眼，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財政賬本上的數字變化，更是一個大國在資源配置、治理效能上的自我革新。

從“管不住”到“盤得活”，這場涉及60萬億資產的改革，終將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生動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