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中葉以降，中國數代知識分子反復思考的問題就是，這個古老的大國在這場古今變局中的政治命運及其選擇。

古今，是一個時間問題，但又不全是一個時間問題，它還是一個空間問題，原因在于這場古今變局的始作俑者乃是西歐，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英國。正是英國以及西方的興起，正是首先發生在那里的工業革命以及前后相繼的一系列復雜的政治、經濟與觀念變化，才使得其他國家被拖入了這一工業革命與現代化的洪流，使得它們不得不反思自身的傳統，省視可能的路徑，重新考慮自己的選擇。

在這種情境底下，一個個傳統國家如何面向西方、如何跟西方相處，便成了一個核心問題。所以，對中國來說，古今問題自然同時就成了中西問題。

知名學者、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講席教授高全喜老師獨辟蹊徑，從18位百科全書式思想家的政治哲學與文明論的內容出發，有選擇地講述了西方近現代以來的政治思想、哲學觀念及其對西方文明的影響，如格勞秀斯的國際法權思想為當時及之后的世界各國解決海洋爭端提供了依據，黑格爾的國家主權學說從哲學家的宏觀視角為人類社會的法權關系梳理出了系統的等級層次尤其是重點梳理了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幾位思想家如哈奇森、休謨、亞當·斯密、弗格森關于文明社會與道德哲學的思想體系，與國家主權、海洋法權、財產權、政府論、現代政治的現代性等內容互補，是文明社會的一體兩面，體現了高老師對傳播現代社會思想觀念的深思熟慮與良苦用心。

如何重新思考古今中西問題？

文 | 包剛升

本文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包剛升為《西方近現代政治思想》撰寫的評論，原載于“澎湃網”（2023年6月17日），感謝版權方授權轉發。

自從有幸結識高全喜教授以來，這十幾年間，我從他那里聽到的高頻關鍵詞就是“古今中西問題”。這兩個月，高全喜教授大作不斷，先是出版了《蘇格蘭道德哲學十講》，現在又出版了新書《西方近現代政治思想》。

高全喜教授的這兩部書，背后其實有著相似的問題意識，就是他長期以來反復關注的“古今中西問題”。在他的筆下，“古今中西問題”又轉化為對兩個具體議題的討論：

一是現代西方究竟是怎么來的，自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以來，特別是從16到19世紀，西方究竟經歷了怎樣的轉型與變化，進而使得一個現代的西方成為可能？

二是中國能夠從西方的這種現代轉型與變革經驗中借鑒什么，從而可以讓中國更好地完成實現“古今轉變的現代轉型”。

高著對西方近現代政治思想的討論，上起16世紀法國主權理論家讓·博丹，下迄當代美國政治理論家塞繆爾·亨廷頓，總共覆蓋十八位重量級政治哲學家與理論家，時間跨度幾近五個世紀。這恰恰覆蓋了西方走出中世紀、邁向現代文明的整個歷史與觀念過程。

左：博丹（Jean Bodin，1530-1596）

右：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

按照高全喜教授自己的說法，這不是一部“客觀公允的教科書體例”的著作，而且他也“無意撰寫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或政治哲學史教科書”。那么，這部作品的特點是什么呢？按照高全喜教授自己的說法，“如果說每一位堪稱偉大的思想家都是一座金礦”，那么，《西方近現代政治思想》就是他“一部三十年來個人挖掘西方思想金礦的理論筆記”。從行文風格來看，我戲稱這部作品是“三有產品”，即“有時代，有思想，有歷史”。這部書的背后，是深厚的問題意識、深入的思想碰撞與深邃的歷史關照。

盡管高著洋洋灑灑六百頁，數十萬言，但有一條線索最為重要，那就是西方近現代政治思想中“政治—經濟—道德”三者之間的關系，也就是“權力—財富—德行”之間的關系。書中的許多英美系重量級思想家都把這三者的關系視為塑造一個文明社會的關鍵，也是英國和西方實現領先于全球其他國家與地區的現代轉型的根本。

這條邏輯主線的要點是，首先，人們追求對財產的保護，渴望財富的激情，不僅是人的基本訴求與正當權利，而且是共同體能夠繁榮的原因——甚至事后來看，這也是英國與西方最終啟動工業革命和走向現代社會的基本驅動力。高全喜教授認為，約翰·洛克提出了“劃時代的財產權學說”。即便在自然狀態下，人們“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辦法，決定他們的行動和處理他們的財產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或聽命于任何人的意志”。這在洛克看來是天然正當的。實際上，洛克將“財產權”置于跟“生命權”、“自由權”同等重要的地位。大衛·休謨則將“追求財富、創造財富與享受財富”的“激情”視為一個社會寶貴的資源，因為它是“活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也是無限度的，這才是文明的活力或生命力所在。”所以，其實，財富只是一個載體，但是它“支撐著現代工商不斷發展與繁榮，而且永無止境”。至于亞當·斯密認為，人天然地就傾向于追求財富的“自利心”，這個觀點非常著名，這里就不再贅述了。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更是認為，人追求財產的自利心不僅是天然正當的，而且是一個社會的自生自發秩序能夠良性運轉的關鍵。

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其次，由此可以進一步推導，政治上如何保衛財產權、如何鼓勵人對于財富的正當追求就成了一個重要問題。這就涉及到一個國家的政體類型、法律制度與權力邊界等。洛克強調，政府的基本職責是保護生命權、自由權與財產權，這幾乎是一個常識。高全喜教授則認為，就政治維度而言，“洛克的財產權理論、政府論和政治經濟學，為我們建立了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形態的政治與經濟乃至意識形態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內容”。休謨則強調，英國這場“古今之變的歷史大變革”，隱含著兩個政治前提，一是“英格蘭的光榮革命”，二是英格蘭與蘇格蘭合并所造就的大不列顛“現代國家之開始”。追求財富的激情能夠轉換為一個社會永不枯竭的活的創造力，則有賴于自由與法治，還需要“正確地理解政府的權威與責任”——所有這些都是政治因素。至于斯密，他一方面強調自由放任或“看不見的手”的機制的重要，另一方面則強調君主或政府需要提供安全保障、司法保障與基本公共品。但所有這些加起來，斯密最關注的還是有限政府作為一個自由且繁榮的工商業的基本政治條件。在哈耶克看來，為了能夠讓個人基于自利目的的自生自發秩序的有效運作，就需要一個“普通法的法治國”。

休謨（David Hume，1711-1776）

再次，人對財產與財富的追求，在英國近現代之前的許多主流文化中，即便不是可鄙的，至少也是不值得稱道的一種品質，那么，英美系的政治哲學家這方面有何不同呢？為什么說不僅財產權和財富激情是正當的，而且政府應該為此提供保護與便利呢？洛克盡管不重點討論人追求財產是高尚抑或可鄙，但他將其視為人的基本或正當的權利，甚至將其視為——高全喜教授特地引用了這句話——“上帝扎根在人類心中和鏤刻在他的天性上的最根本和最強烈的要求”。由此可見，財產權本身是符合人性與符合正義的。休謨對此的論證更少具有神學色彩，卻更多具有功利傾向。他先于斯密提出的一個主要觀點是，“在追求私利的個人活動中一個莫名其妙的結果是，私利導致了公共利益”。這顯然就論證了財產權與財富激情的正當性。實際上，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一書同樣主張這個觀點。休謨的另一個主要觀點是，由于確立了財產權，就“生成出一套經濟秩序、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這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這里的主張，就是從財產權到一整套政治、經濟與法律制度安排的敘事。至于哈耶克，他認為，只有基于財產、自由與權利保護的制度規則才是正當的，尤其是可以防止對人的奴役——而這幾乎就是最大的善。

斯密（Adam Smith，1723-1790）

由此，上述三個要點構成了較為完整的論證系統，奠定了英國嘗試新體制、啟動工業革命并最終完成現代化的思想與觀念基礎，或者繼續為這種類似的模式提供有力的知識論證。高全喜教授新書的腰封有一句廣告語——“觀念的力量可以塑造世界”。如果對英國興起以及此后現代世界的誕生過程做一個歷史和觀念的對比考察，這句話大體上是恰如其分的。

總體上，高全喜教授的這部作品更像是他30年來思考“古今中西問題”的一部個人知識史。這部作品將為學界同行、后來者與讀者朋友們重新思考“古今中西問題”提供一個新的參照。

當然，我無法用兩三千字的篇幅全面評價高全喜教授的整本著作。我想，對這部作品的更好評判者，是閱讀這本書的每一位同行與每一位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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