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為民

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回顧改革開放的歷程，我以為，有這樣一些歷史經驗對中國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第一，在人的基本權利上推進人的解放，推進人的自由。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根本意義，也是其根本經驗。

無論是農民有了土地承包權還是有了進城的權利，無論是平反大量冤假錯案還是填平由所謂出身成分人為劃出的社會鴻溝，都帶來了人的解放，人的權利的增進，人的自由的擴大。

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曾經很欣慰地說，中國真正活躍起來了。

中國為什么能夠真正活躍起來?

就是因為人的解放極大地激發出全社會的活力。而這也是生產力獲得空前解放的根本原因。

第二，確立并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在思想理論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重新認識重新說明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徹底否定文革，糾正兩個凡是，嚴格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一場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大覺醒打開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并創立了以鄧小平理論為開端、為標志、為基本內容并在實踐中繼續豐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要義，就在于擺脫僵化的蘇聯模式。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而解放思想，解放社會主義，解放生產力，歸根到底是解放人，這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

第三，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黨的基本路線也就是政治路線所確立的“一個中心”，是決定中國發展方向和全局的。

脫離這個中心，中國的現代化就無從談起，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就無從談起，黨的執政地位的基礎就會被極大地削弱。

所以，在當代中國，是否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是一個只涉及經濟的問題，而是一個最大最根本的政治問題。

任何專家學者和各級各類官員，如不懂得甚至懷疑、否定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不只是不懂經濟，而且是在根本上不懂政治，是對黨的基本路線的背離。

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說，要以這個中心統領全局，推動全局，一切工作都要服從和服務于這個中心，而不可沖擊、取代這個中心。

不僅要糾正公然動搖這個中心的言行，而且要警惕不知不覺中的動搖。在發展順利，成就突出時，認為已有條件改變這個中心，是錯誤的。在問題較多，矛盾突出時，認為已有必要改變這個中心，同樣是十分錯誤的。

第四，始終不渝地堅持富民目標。

從農民冒死分田開始，改革就是人民求溫飽求脫貧的悲壯奮爭，繼而匯聚成十幾億中國人奮起反貧困的歷史巨流。改革伊始，鄧小平提出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富民思想，黨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就是富民政策，鄧小平用小康這個完全著眼于人民生活的概念來重新定位中國現代化的首要目標，所有這些都表明，中國的改革是以富民為目標的改革，中國的現代化是以富民為先，以民生為重的現代化，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根本目的、最高目的的。

富民目標賦予改革以巨大的道義感召力和強勁的動力。

在改革歷程中，我們看到，當認真貫徹了富民目標的時候，改革就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就順利推進，而一旦某些具體的措施、做法脫離了富民目標，如僅僅著眼于政府財政目的而與民爭利或向社會甩包袱的時候，改革就不順利，那些做法就適得其反，就招致民怨。

同樣，只有以富民為先，以民生為重的現代化，才是值得我們去爭取的現代化，也才是有可能真正成功的現代化。

我歷來說，民富然后國富，社會強然后國家強，這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條規律，是一個根本的次序，是不能違背的。

第五，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

改革開放最具實質性的成果之一是民營經濟的生長和發展。

所謂民營經濟，就是人民自主創造財富的活動，所謂民營企業，就是民眾作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和不同要素的所有者，通過契約，自主創辦、自主參與的經濟組織。

這是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根本性質。

因此，民營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活力、創造力和競爭力的最深厚的源泉和基礎，民營企業是最普遍最一般的企業形態。

也因此，必須為民營經濟的充分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這包括兩方面的重要任務。

一方面，應當從基本理論上而不只是從功利目的上說明民營經濟的正當性合理性，認真清除妨害其發展的種種思想觀念障礙，特別是前一段時間反民企、反資本（民企資本），實質都是反改革的那些論調，都應當予以糾正。

再一方面，應當以充分保護產權為核心為民營經濟的發展確立完備的法律與制度條件，提供完備的法治保障。

第六，堅持市場經濟的邏輯推進市場化改革。

改革過程中，有些具體的措施、做法背離了富民目標，而凡是背離富民目標的，也一定同時背離了市場經濟的邏輯，實際成為反市場的行為，客觀上干擾和阻礙了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因此，與始終堅持富民目標同樣重要的，是要始終堅持市場的邏輯。

現實中，有這樣三個問題是需要處理好的。

一是市場化改革的重點領域是要素市場。如果在要素市場上，市場機制不能足夠管用，支配市場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政府部門、行政權力，那就一定造成整個市場活動的扭曲和大量的資源錯配。

二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既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那么它同時也就是衡量、評價政府作用的重要標準，也就是說，在資源配置問題上，只有有利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政府作用，才是好的作用，才符合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而那些不利于市場配置資源的政府作用，就不好，就應當糾正。

三是要進一步澄清、破除對市場經濟作用的誤解，包括認為市場競爭必然導致壟斷，腐敗加劇是市場經濟帶來的，市場經濟必然造成兩極分化，一些領域的亂象是由于過度市場化，等等，這些流行看法都是不正確的。

第七，充分吸收世界現代文明成果。

從封閉轉向開放，要義就在于主動參與、融入世界現代文明的主流，充分吸收現代文明成果。

改革開放，成就非凡，但中國畢竟還處于爭取現代化的半途，因此不能有絲毫虛驕和盲目膨脹，不能以為已不需要繼續向發達國家學習，不能狹隘、錯誤地把強調中國特色當成是可以拒絕、排斥繼續學習、借鑒、吸收世界現代文明成果。

否則，用古人的說法，就叫做器小易盈，殊非泱泱大國之象，而且實際恰恰是丟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國特色。

要知道，中華文化，或者說中華文明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優點就在于能夠充分地包容、吸納、融合外部的、外來的文化成分、文明成果，從而造就了中華文化強大的自我更新能力乃至堅韌恒久的生命力。

在當代中國，可以肯定，只要虛驕膨脹起來，改革和現代化就一定破功，以至半途而廢，且前功盡棄。

第八，與此直接聯系在一起的是，在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創造并始終維護和平友好合作的中外關系和國際環境，其中特別是處理好與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不與之為敵，亦使之不與我為敵。

這一點為什么非常重要?

因為這是中國改革和現代化所不可缺少的外部條件。

在這個問題上，應當糾正對韜光養晦方針的錯誤理解。

國內外很多人把這一方針理解為在實力不夠時暫時蟄伏并秘密積蓄力量的一種權謀，以至于認為這個方針已經過時，理由是中國的實力已強大到隱瞞不住了。

這樣的理解是淺薄和錯誤的，于大局甚為有害。

須知韜光養晦不是什么權宜之計，而是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的重大方針，具有國策的意義。

其真正含義恰恰是為中華文化所推重的一種優良傳統品質，即沉穩厚重，謙遜內斂，不輕躁，不張揚，更不四面樹敵、四處出擊，而一心一意埋頭苦干，全力以赴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當代中國，建立新體制，實現現代化，是最大的事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所以，在國際大局上，最重要的就是要為此提供長期穩定的良好的國際環境。

第九，牢記“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這是鄧小平就中國發展的全局和長遠而留給后人的告誡。

如同在歷史上一樣，右固然會帶來危害，但左始終是、仍然是共產黨及其事業所面臨的最大威脅最大危害。

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實際上是黨的建設、黨的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在執政條件下，它是一條重要的共產黨執政規律。

為什么? 因為一般地說，右翼黨容易過右，左翼黨容易過左，所以右翼黨應主要防右，左翼黨須主要防左。

共產黨是左翼的黨，容易發生且發生后不容易糾正的問題是過左，因此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不僅是一條深刻的歷史經驗，而且是共產黨的一條發展規律、執政規律。

第十，漸進改革，關鍵在進，不進必退。

漸進改革是中國改革的正確方式和途徑，所謂漸進改革，要領不在漸，而在進，不是慢慢來，而是要堅持及時推進。

不能以漸進為由，或以時機和條件還不成熟為由擱置、延宕重要的改革。須知，改革越拖延，改革的有利條件和時機就越流失。

古今中外的歷史都為此提供了嚴重的教訓。

更為重要的是，由漸進方式的特點所決定，改革的延宕停滯一定會導致改革的倒退，甚至是大面積大幅度倒退。

這是因為，在漸進過程中逐步、分散地引入、生長的新體制因素與舊體制的整體邏輯是不一致的，與尚未根本突破的舊體制的基礎和核心部分是矛盾的，由于這種狀況，改革的停滯就意味著由這種矛盾引起的摩擦和沖突必會不斷積累加劇，新體制因素也會在舊體制的制約、侵蝕下扭曲變形。

由此就會造成一些突出的甚至嚴重的經濟、政治、社會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往往會把問題歸咎于那些主觀上還比較陌生，客觀上還很不完備的新體制因素，最常見的是指其脫離實際，不合國情，乃至政治不正確等等。

這時，對現實中的矛盾和問題，最容易最方便的應對方式就是否定、排斥新體制因素，而向本來十分熟悉的舊體制回歸。

所以，改革應漸進，而漸進須快進，須在不斷生長新體制因素的過程中盡快向舊體制的基礎和核心部分突破，而不能遲緩，更不能停滯。漸進改革，不進必退，這是漸進改革的一條定律。

關于中國改革的歷史經驗，當然還可以從其它不少方面去研究，這里謹提出以上十條。這十條不是各自孤立、分散的，而是邏輯地聯系在一起的一個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