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3日，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基于美國智庫資助數據庫，發布美國智庫資金來源分析報告——《宏偉構想與巨額資金：美國智庫的資金來源》（Big Ideas and Big Money: Think Tank Funding in America）。該報告為深入了解美國知名智庫資金來源提供重要研究指南，同時也為美國國會、司法部門、智庫和媒體提供針對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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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介紹

智庫在影響美國公眾輿論和公共政策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越來越依賴特殊利益和政府的資助，包括美國和外國政府。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資助往往附帶條件。然而，盡管資金來源與政策建議之間存在這種聯系，智庫并不需要公開披露其資金來源。即使是相對透明的智庫，也可能通過允許匿名捐贈、報告過于寬泛的資助范圍或簡單地隱藏財務信息來混淆資金來源。這導致了公眾對智庫產生信任危機。鑒于此，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推出了智庫資助追蹤器，追蹤了過去五年內外國政府、美國政府和五角大樓承包商對美國頂級智庫的資助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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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容

（一）研究對象

為創建智庫資助追蹤器，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從智庫年度報告和披露的捐贈者名單中收集了自我報告的信息。目前美國有超過1000家智庫，為了使分析范圍可控，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將名單縮小到最具影響力的50家。在這50家智庫名單中，智庫資助追蹤器收集了三類數據：外國政府資助、美國政府資助和五角大樓承包商資助。

在智庫資助追蹤器中，外國政府資助是指來自外國政府任何部門的資金，例如國防部或外交部。該數據庫包括由外國政府擁有或控制的公司——例如國有石油公司——以及美國政府資助的兩個多邊組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聯合國。它不包括私營的外國企業或外國個人的捐贈。美國政府資助包括所有聯邦政府資助，并在可能的情況下，詳細說明聯邦資金的具體來源部門和辦公室。該數據庫不包括來自州和市政府的捐款，這些捐款只占少數小額捐贈。由于五角大樓有超過10000家承包商，研究所將數據庫的范圍限制在2023年收入最高的100家國防公司，基于Defense News每年編制的名單，并增加了九家據報道擁有機密五角大樓合同、情報界合同或對智庫做出重大貢獻的五角大樓承包商：麥肯錫、IBM、Palantir、波士頓咨詢集團、德勤、通用原子公司、默克、埃森哲和MBDA。

（二）資金來源透明度評分

研究所使用了一套五個問題的測試來確定每家智庫的透明度評分。每個問題都反映了智庫的透明度，并為公眾提供了關于智庫資助透明度的一般概念。這五個問題每個問題的“是”回答得一顆星：智庫是否在其網站或年度報告中提供公開的捐贈者名單？這個公開的捐贈者名單是否沒有匿名捐贈者（捐贈金額超過10000美元）？智庫是否每年更新其捐贈者名單？智庫是否列出捐贈的確切金額？智庫是否將捐贈者分為四個或更多的資助范圍？

只有十家智庫獲得了四星或五星的透明度評分。這些智庫表現出令人欽佩的高透明度，使立法者、記者和公眾能夠更好地了解其資金來源。不幸的是，美國大多數頂級智庫的資助透明度低于獲得四星或五星透明度評分的智庫。數據庫中大多數智庫是部分透明的，這意味著它們公開了一些捐贈信息，但沒有達到完全透明智庫的詳細程度。在本報告分析的50家智庫中，有18家幾乎完全不透明，得分為零。根據聯邦法規，智庫確實在其990表格（所有非營利組織必須填寫的國稅局表格）中報告了一些信息，例如收入來源的廣泛分類（即收入來自捐贈、資產出售或投資的百分比）。然而，智庫沒有義務公開捐贈者的身份，而這些捐贈者通常占其資金的大部分。這種資金來源不透明使得幾乎無法確定智庫的資金來源和潛在的沖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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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一）智庫資金來源分析

過去五年中，外國政府和外國政府下屬的機構向本報告分析的智庫捐贈了超過1.1億美元的資金。這些捐款來自54個不同的國家。許多智庫已經實施了不接受外國政府資助的政策，包括一些資金來源不透明的智庫，如美國企業研究所和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盡管如此，自2019年以來，至少65%（32家中的21家）公布捐贈者名單的智庫接受了外國政府的資助，超過了接受五角大樓承包商和美國政府資助的智庫數量。大多數主要捐贈國是美國的盟友民主國家，但也有少數例外，如阿聯酋、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由于沒有法律要求披露這些捐款，智庫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匿名處理來自非民主國家的捐款，以免損害其聲譽。因此，這些數字應被視為美國頂級智庫接受外國政府資助的最低估算，而非上限。從2021年到2024年，89%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作證的智庫附屬證人來自接受外國政府資助的組織。

自2019年以來，頂級五角大樓承包商向本研究中包含的50家美國智庫捐贈了超過3470萬美元。在公布捐贈者名單的智庫中，62%（32家中的20家）接受了這些承包商的資助，但由于許多智庫公布捐贈者名單但不列出公司捐款，因此實際數字可能更高。

2019年至2023年，美國政府向美國智庫提供了至少14.9億美元的資金。美國國防部是智庫資金追蹤器中最大的捐贈者，其中絕大部分資金流向了蘭德公司（超過14億美元）。蘭德公司在這份智庫名單中獨樹一幟，因為它直接為美國政府工作，運營著多個由聯邦資助的研發中心。蘭德公司在冷戰期間是智庫資金關系的原型，并制定了強有力的利益沖突政策。作為其政策的一部分，蘭德公司不接受主要業務為美國國防部提供設備、物資或服務的公司或其部門的“資金”（即項目贊助或慈善支持）。除了蘭德公司外，數據庫中不到一半（40%）的智庫接受了美國政府的資助，通常來自國家安全機構。其他主要受助者包括史汀生中心、大西洋理事會和阿斯彭研究所。

（二）智庫的重要性

智庫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最初，智庫的成立是為了應對改革的需求，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分析和專業知識。如今，情況大不相同。從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開始，隨著智庫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活躍，其資金模式轉向短期來源，智庫的數量激增。如今，特殊利益主導了智庫的捐贈名單，許多智庫甚至公開宣傳外國政府和私營公司通過贊助計劃可以獲得的影響力。通過采訪數十位現任和前任智庫工作人員以及撥款經理，研究人員發現，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資助可能導致自我審查和捐贈者導向的審查。在某些情況下，資助者甚至為智庫提供經濟補償以制作特定報告。

雖然這些影響和付費研究的明確證據確實存在，但很少見。更常見的是觀點過濾的情況。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國際政治教授丹尼爾·W·德雷茲納指出，資助智庫“可能與游說支出一樣有價值”，因為它受到的監管較少。一些智庫甚至公開宣傳捐贈者可獲得的影響力和機會。個人研究人員也可能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智庫專家同時擔任政府顧問或私營公司董事會成員的情況很常見。這些多重職位可能會模糊智庫人員在角色之間不斷切換的界限。一些智庫董事會成員和研究員甚至同時為外國政府工作。

智庫在政治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智庫專家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地區經驗、主題專業知識、數據分析等等。立法者依靠這些外部專家進行資源密集型的原創研究，以幫助制定美國政策。盡管智庫聲稱并可能渴望做到客觀，但它們的工作依賴于資助者，在某些情況下，資助附帶條件。資助可能導致自我審查、徹底的捐贈者審查，在極少數情況下，捐贈者為特定研究產品付費，這導致了公眾對智庫的信任危機。2018年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只有20%的美國人信任智庫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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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

（一）對美國國會的建議

國會應通過立法，要求所有試圖影響公共政策的非營利組織公開披露所有超過1萬美元的企業、美國政府和外國政府捐贈者。這建立在要求智庫披露外國政府資助的提案基礎上，例如《智庫透明度法》和兩黨《打擊外國影響法》。司法部應有權對未披露此類信息的智庫實施民事處罰。在此類立法通過之前，行政部門應正式要求智庫在其網站上公開披露此信息。國會應大幅改進國會證人的利益沖突披露要求。目前，在美國參議院委員會作證的個人不必披露任何潛在利益沖突的信息。解決這一問題的第一步是參議院引入“證詞真實性”表格，正如眾議院所做的那樣，要求證人披露與聽證會主題相關的任何潛在利益沖突。委員會領導層應更加努力地邀請來自透明智庫的證人在國會聽證會上作證。在過去兩屆國會中，所有與智庫相關的證人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為不披露捐贈者信息的智庫工作。無法核實這些黑錢智庫可能存在哪些利益沖突。

（二）對司法部門的建議

司法部門應提供明確的指導方針，說明未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注冊的智庫可以為其外國捐贈者做什么。然而，《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語言存在相當大的模糊性，這使得該法案被用作針對智庫和其他非營利組織的政治武器。澄清語言所表達的含義將更好地保護智庫免受不當的外國代理人活動指控，同時向從事此類工作的智庫明確解釋他們應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注冊。

（三）對智庫的建議

智庫必須停止付費研究。允許捐贈者確定特定的研究結論，以為資助者提供經濟或直接物質利益，這與智庫應基于的智力獨立性背道而馳。這樣的研究只會增加公眾對智庫部門的不信任。智庫應努力避免不太明顯的利益沖突，并正如昆西研究所早些時候的簡報所建議的那樣，應“主動識別資助者可能從工作人員研究工作中認可的政策中獲得明顯利益的情況”。智庫應將對話從防御真實或感知的利益沖突指控轉向在必要時主動避免和披露利益沖突。

（四）對媒體的建議

來自外國政府和五角大樓承包商資助的智庫的專家主導了媒體格局。例如，2023年昆西研究所的簡報發現，在與美國軍事介入烏克蘭相關的文章中，“媒體引用接受國防工業資助的智庫的次數占85%，或比不接受五角大樓承包商資助的智庫多七倍。”這些潛在的利益沖突很少被提及。正如昆西研究所早些時候的簡報所建議的那樣：“媒體機構應同樣采用專業標準，報告與美國外交政策討論來源的任何利益沖突……這些信息為評估專家評論提供了重要背景，并且可以說與評論本身一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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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丨啟元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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