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原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生于寧夏海原縣。中國作協第八、第九屆全委會委員。現為寧夏文聯專業作家、寧夏文史館館員。寫作以短篇小說為主，短篇小說《清水里的刀子》曾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根據其小說《表弟》改編的電影《紅花綠葉》獲得第32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獎。

石舒清給《文化藝術報》讀者的題詞

文化藝術報：說起石舒清，人們首先會想到您的短篇小說《清水里的刀子》，這個短篇發表在1998年第5期的《人民文學》雜志，后來被改編成同名電影，獲得了釜山電影節新浪潮大獎。27年過去了，《清水里的刀子》依然讓人怦然心動。寫作這個短篇的時候，您還不到30歲，那個時期您的生活、寫作是怎樣的狀態？

石舒清：寫《清水里的刀子》應該和我家里發生的一件事隱隱約約有些關系。我上大學期間，我的爺爺因故離世，給我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好像一時處在了某種困頓中，因此就被動地想了許多在那個年齡段不容易想到的問題，比如生死問題等。這些沉思的節點或者說火花后來就在《清水里的刀子》中體現了出來。另外我那個村子也一直有一種習慣，大字不識幾個的老百姓喜歡談玄論道，比如問你“死”這個字如何破解；“一”為什么橫著是一，豎著也是一等等，在這樣一種氛圍中成長起來不能不受影響。《清水里的刀子》可能也是這個背景的一個結果。寫作者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感受方式和表現方式，像《清水里的刀子》這樣的小說，現在的我也寫不出來了。一種在情緒和文字方面顯得熱烈和鋪張的小說，不會再成為我的寫作選項。不過對這篇給我帶來好運的小說，以及和它相關的一些人事，我始終抱有感念之意。

文化藝術報：您以短篇小說成名。當代文壇，能以短篇小說立足文壇的作家不多，印象中也只有劉慶邦、王祥夫、阿成幾個人。在您看來，要寫好短篇小說，作家需要具備什么樣的氣質？

石舒清：這是個不太好回答的問題，就一定范圍內來看，以短篇小說為自己主要創作成果的作家好像身體都不是太好，像契訶夫、莫泊桑、魯迅、孫犁、蕭紅（蕭紅的長篇小說在形式上更像是短篇集）等，身體都不是太好。好像身體條件的限制是寫作者選擇寫短篇的一個原因。我自己一定程度上就是。但也不盡然，像您上面提到的劉慶邦老師、阿成老師、王祥夫兄，短篇成就卓然，但身體都是不錯的。作家為什么選擇了短篇小說這一文體，可能連寫作者自己也說不清的，因為結果是這樣，便就是這樣了。可能結果里包含著原因，又是不容易理出個頭緒的。我覺得短篇小說作家好像是動物里面的豹子、刀子里面的手術刀，體積不算太大，但有著相當的爆發力，能解決關鍵問題（當然只局限于文學方面）。打一個不很恰當的比喻，好比我們所面對的世界是一頭牛的話，那么長篇小說作家好像是背著這頭牛在走，而短篇小說作家卻是在牛鼻上拴了繩子，牽著這頭牛在走。這也是忽然想到的比喻，可能過一陣子自己就要推翻了。就我自己的感覺和體會來看，憑借短篇小說這一文體，足夠表達人的一切感受和看法。在我的寫作尤其是閱讀中，我確實感到了短篇小說的某種無窮盡性。史鐵生的《老屋小記》、莫言的《大風》等小說，在我眼里都是意味無窮的小說。

文化藝術報：您自己有一個觀點，希望您的短篇小說有詩性和日常性，這讓我想起王安憶對短篇小說的定義，她說“好的短篇小說就是優雅和溫暖的情感”，這個聽起來簡單樸素，要做到其實蠻難的。

石舒清：應該說短篇小說沒有一個一勞永逸的很具體的定義，本質上來說是難定義的，每個寫作者都是從自己的角度說出對短篇小說的理解和表達。就像任何一個生命都難以用語言說盡一樣，一篇好的小說也總是大于對它的分析和結論。但作家們在具體寫作過程中總結出來的那些關于短篇小說的標準，比如王安憶老師說她認為短篇小說就是優雅和溫暖的情感，我所說的好的短篇小說就是詩性和日常生活的渾然結合等等，雖然也只是一時體會，但真正要達到和實現這樣的標準，確確實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文化藝術報：您的小說里寫了很多農家女性形象，她們刷鍋洗碗、掃地掃院、喂雞、修雞圈、納鞋底、拔麥子，她們的形象溫婉感人，您是一個很懂得女性的作家？

石舒清：您這一說，倒讓我想起一個童年印象來，就是小時候在村子里，給羊找草，我好像總是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覺得很是融洽，和男娃娃在一起容易被排斥。一些男娃娃因此在遠處吼喊著嘲笑過我。我姨娘姑姑相對多些，尤其姨娘，和我年齡都差不多，還有兩個姨娘年齡小于我，我舅舅也多。但我的印象是，和姨娘們待在一起，比和舅舅們待在一起安全感和融洽度都要更好一些。我覺得這可能說明了什么。而且在我的感覺里，女性好像更文學化一些，我寫出女性形象的愿望也要更強一些。永恒的女性，引領我們上升——這是特別讓我動心、對我有指導意義的話，無論在寫作的路上，還是在實際生活的路上，我都會對這樣真理一樣的話信守終生。

文化藝術報：批評家李敬澤說您的寫作出于一種“僻靜的精神資源”，這是否和您成長的西海固有關？

石舒清：就這一問題，實際我應多說一點什么，但是我又不好確定我能說什么。要說的是，您用您的問題已經說出了答案。我覺得“僻凈的精神資源”和我的成長環境“西海固”是可以劃等號的。另外要說的是，李敬澤老師多年前的這一說法，對我有著提醒和指點的作用，于我的寫作有著長久的意義，我也提醒自己要像捉牛鼻子一樣捉緊著這話。

文化藝術報：我做過的很多訪談里，作家們都談到了童年記憶對自己創作的影響，童年記憶會不會給作家的創作定下基調？

石舒清：我總有至少一半文字是寫我的童年印象的，比如迄今為止我的兩個長篇小說，其素材或者說氣息主要還是和我的童年生活相關。童年像是一粒種子，決定了你一生都會是什么樣的。就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試著加以體會，覺得從文學的角度來說，我和我的童年有著一種臍帶永連的關系。童年決定了我的文學面貌。如果我有另外的童年，那么我的文學面貌相應地就會成為另一個樣子。

文化藝術報：西海固最早作為一個文學地理進入大眾視野，應該是張承志的《心靈史》，后來是您的短篇小說《清水里的刀子》，您后面又出現了一批作家，去年有部大火的電視劇《山海情》，講的也是西海固的故事。您出生在西海固，可否談談您的故鄉，故鄉對您的創作有何影響？

石舒清：我愿一言以蔽之:西海固對我，尤其對我的寫作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我是一個經驗性寫作者，虛構能力弱，所以我和故土是一種撕扯不斷的關系。有一個很執拗的印象，好像世上能成為故鄉的，其模樣都是西海固那樣的。不能想象故鄉還有西海固以外的樣子。聽外人講過，西海固寫作者在他們看來同質化比較嚴重，局外人可能看得更清楚，我們作為個中人，卻覺得西海固的寫作者各有面目，氣息上也決然不同，甚至有著鹽與糖那樣的區別。就拿西海固三個魯獎獲得者來說，郭文斌、馬金蓮還有我，好像不用睜開眼睛來看，閉著眼嗅一嗅氣息，就能憑氣息盲猜出該是誰的作品。您提到同樣寫西海固的張承志老師，他筆下的西海固，和我們三個西海固土著又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和味道。在西海固詩人單永珍筆下，西海固竟混雜了一種藏區的味道，好像有著鷹的影子和老羊皮襖的味道。這真是難以言喻的。一個人一個西海固，每個寫作者都有著獨屬于自己的西海固。從這個角度說，我好像有了使命和價值，需要我寫出獨屬于我的西海固。

文化藝術報：三十歲后您調到了省會銀川工作，現在還經常回老家嗎，回老家會做些什么？

石舒清：我以前每年能回老家兩三次，每次回去待個半個月左右，回去的主要目的就是寫東西。 回家前也并沒有明確計劃，沒有素材，想著回去再看吧，回去碰運氣找素材，往往也就找上了，很少空手回來。 每次回家，我都會寫三五個短篇小說。 和父母親說說村子里的事情，去幾個舅舅家走走看看，有意無意就得著素材了。 我父親有記日記的習慣，我父親的日記是一種回望性日記，把自己的經歷印象等用日記的方式記下來，父親當過民辦教師，是用那種教案本寫日記，寫了差不多有一百本，我從中找出不少素材，寫成名字叫《父親講的故事》的小說。 我三舅是個皮匠，在一間窯洞里常年做牲口擁脖，肚子里裝滿了各式各樣的故事，他的講說又極生動。 我從我三舅那里聽到的小說能收一本集子。 有一年我回老家待的時間比較長，過了四十天，我用這些時間寫了一本書，叫《底片》，寫的都是我村里的人事，從家人寫到親戚，又寫到鄰居，寫到村里給我印象深的人事。 可以說寫了一份文學化的村史。 后來在《十月》發了出來。 這是我回家最有收獲的一次，也是我難忘的寫作經歷，一直祈禱著這樣的寫作，平生能有上那么三四次，我就足夠知足足夠感恩了。 近十年我回家很少，因為家里的一個變故使我回家少了一些。 十年內我在我老家縣城的街道上出現不會超過半天，說來真是難以置信。 我是一個行動力不夠的人。 這是應該檢討和反省的。 但老家始終在我心里占著最重的位置。 有時候看到從老家來的班車，看到車上老家的名字，會有很強烈的觸動。 是別的任何一個地名都不能比擬和取代的。

文化藝術報：《農事詩》開始，您的小說開始有了變化，在創作談里，您認為這是“一篇比較特別的小說”，是從小說的形式上開始新的探索？

石舒清：《農事詩》和我以前的小說有不同。 也講不清為什么忽然就寫了這樣一篇小說。 這是一篇沒有具體主人公的小說。 寫了一個群體，群體中沒有哪個人是突出的或者面目清晰的。 寫了與這個群體相關的一種時代背景和氛圍。 寫作的過程很愉悅很順利。 現在要說，寫這篇小說，可以說我第一次隱隱約約有了文體意識。 之前我一直強調內容的重要，甚至是輕視形式的。 我的一個說法是，長得再丑的金子也是金子。 但是從那篇小說開始我的觀點有了變化。 好比一塊長得像觀音的石頭，是會好過同樣分量的金子的。 我認識到沒有好的形式，好的內容也不容易出來。 現在我會把形式看得和內容一樣重要。 一些文體意識比較強的作家，像魯迅、略薩等，會讓我有強烈的學習興趣。

文化藝術報：很多作家的寫作都是從短篇、中篇再到長篇，您似乎中篇小說寫的不多？

石舒清：其實我剛開始寫作時對中篇小說這種文體是很有興趣的。比如1993年4期《朔方》發過我一個小說輯，就由兩個短篇和一個中篇組成；我老家的刊物《六盤山》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發過我六萬字的中篇小說《黃土魂》，《回族文學》也在同時期發過我六萬字的小說《月光下的村子》。我的閱讀興趣里，短篇、中篇、長篇，應該說，最愿意讀的倒好像是中篇，我讀長篇小說的興趣歷來不強。說句讓人笑掉大牙的話，就算是《紅樓夢》，我也沒有通讀過一次。短篇讀起來總感到不是十分過癮，最喜歡讀的應該是中篇。但我后來專注于寫短篇小說，長篇小說也寫過兩部，中篇近二十年來確實沒有怎么再寫過。什么原因，我自己也想問問我原因在哪里。如果問魯迅先生為什么中篇小說寫得少，也許先生自己也未必能說出答案來。

文化藝術報：2011年，您發表了短篇小說《借人頭》，從這個時期開始，您轉入了歷史小說創作，這個變化有些大，為何會對這個創作領域發生興趣？

石舒清：如果不存心編故事，而是實話實說，那么就要說，我忽然轉入寫歷史小說，并不是出于一個明確的計劃或者說選擇，就像從村子去縣城一樣，從村子的土巷出來，走幾步就是去縣城的柏油路，自自然然就走上去了。后來寫得多了，慢慢才有了意識，把根據資料寫作作為了自己比較重要的一個寫作選項。我一直喜歡逛舊書攤，這習慣甚至可以從我上中學時算起。慢慢就積累了不少資料，一些包含著小說因素的資料觸動了我，我就順勢寫成了小說，結果是一發而不可收，這許多年來我基本都是憑資料寫作。憑資料寫作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多了一個寫作的路子；困擾我的一點是，我常常感到資料不能為我所用，反過來我卻受著資料的脅迫控制，難以自在充分地施展拳腳。記得和寧夏評論家白草交流時，我說了一句需要我不斷溫習的話，就是我寫此類小說，絕非是用小說的形式寫歷史，而是從史料中找出我心儀的小說來。所以對資料的取舍和運用于我而言就成為頭等重要的事。老實說，憑資料寫作總沒有寫西海固題材那樣來得得心應手。所以繞一個大彎子后，我希望還是能回頭去寫自己的老家。

文化藝術報：2014年您因身體原因，暫時中止了小說寫作，養病期間寫了大量隨筆，小說家寫隨筆是消化素材、尋求自己的藝術形式？

石舒清：2014年，我在西安西京醫院做了心臟換瓣手術，之后有差不多四年沒有寫小說，一直擔心手因此生了，從練筆的角度考慮，我堅持每天都寫幾句，寫隨筆甚至寫詩。我每年寫隨筆大概有三十萬字左右，不是為了發表，全部的考慮就是為了練筆。我是寫在手機上，一小段一小段的樣子，名之為《手機文錄》。我用寫隨筆和詩的方式保持著自己和文學的聯系。我有個很執拗的想法，覺得只有寫小說才算是自己真正的寫作。所以雖然寫了不少非小說的文字，我依然覺得這個階段算是自己寫作的空白期。到 2017年，河南《百花園》的王彥艷主編和我約稿，《百花園》是一份專發小小說的刊物。剛開始沒敢答應，覺得停筆太久，寫小說完全沒有信心。但王主編過段時間就催一下，在這樣的督促下，一個下午，我躺在沙發上，在手機上寫了一個兩千字左右的小說。應該說寫完后我有些激動，倒不是覺得這小說寫得有多好，而是我又開始寫小說了，而且確實是完成了一篇小說，完成就好，哪怕這僅僅是一篇小小說。我有些忐忑地把小說發給了王主編，王主編竟然以比較隆重的方式發了我這篇小說，還推薦《小小說選刊》選了一下，還給了我《百花園》年度小說獎。我由此又開始了寫小說。所以對鼓動我寫小說的王彥艷主編，我充滿了感激之心，覺得她是在一個關鍵的節點上，像我的福星似的推助了我一把。

文化藝術報：在一篇隨筆里，您寫到一直對詩有著強烈而持久的興趣，日常閱讀里，詩也占著一個相當的比例。很多小說家都是從寫詩開始文學之路的，您在寫小說之前，是否也寫過詩歌？

石舒清：我和詩的關系是，我是一個忠實的詩歌閱讀者，但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詩歌創作者。我有過寫詩的嘗試，但很少發表過。手術后，怕停筆手生了，因為詩歌篇幅短的原因，我就以寫詩的方式來練筆，首先是在《朔方》發了一大組，《詩選刊》和《詩刊》還選了部分。但我最好的兩個朋友，一個是詩人夢也，一個是評論家白草，對我的詩都評價不高。我也覺得我沒有很好地掌握詩這種文體。所以當我可以寫小說后，我就沒有再寫詩。但堅持對好詩的持久閱讀和欣賞是我對自己的嚴格要求。我認為最好的文字和最微妙的感覺都在詩里。我覺得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可以不寫詩，可以寫不好詩，但如果對好詩沒感覺和認知能力，那么他肯定也寫不出好的小說來。

文化藝術報：2018年，您連續發表了兩組帶有系列性質的短篇小說《凌伯講的故事》和《九案》。批評家白草說“這是目前石舒清短篇小說創作的一個追求:寫得要短，意味須長”。

石舒清：正是因為有了2017年在《百花園》的再試身手，才有了2018年的發在《十月》的《九案》和發在《花城》的《凌伯講的故事》。評論家白草說了我的一個寫作追求:“篇幅要短，意味須長”，其實篇幅不能不短，因處于病后恢復期，這實際上是一個客觀限制；在篇幅短的情況下，追求其深長意味，就是應有之義了，不然還寫它干什么？寫作口號聽起來好像有些豪邁，究其實卻有不得已處。

文化藝術報：2006年，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底片》發表于《十月》雜志，有批評家指出這部長篇更像是一部短篇小說集，用短篇小說的方式寫作長篇小說，這是您有意為之嗎？

石舒清：我前面說過，《底片》是我很難得很愉快的一個寫作經歷。本來是想著寫寫家里給自己深刻印象的幾個老物件，卻是牽一發而動全身，越寫越多，剛開始完全沒有想到會寫出這么多，幾乎是寫出了一個階段的文學化村史。因為剛開始是想寫短篇，就以短篇的形式寫了下來，包括我后來寫的長篇小說《地動》，也是用這一形式寫的。只能說，既然近乎不自覺地運用了這種形式，只能說明這種形式更適合我吧，或者說，我只能寫這種形式的長篇小說。當然寫的過程中，我也是有參照的，比如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蕭紅的《呼蘭河傳》，我覺得都是我這種形式的長篇小說，后來看到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似乎也是這種形式。這種形式也有一個短處，就是作品不好歸類，那么到底是算長篇小說呢還是算短篇小說集？從各自的角度都能說出道理來。從我的角度說，我自認為這就是我能寫出的長篇小說，《底片》寫的是我的村子，《地動》寫的是老家百年前的一次大地震，內容上有統一性和整體性。也因為這個原因，我對有特別形式的長篇小說是有強烈興趣的。

文化藝術報：《底片》后來再版的時候，您將書名改成了您老家村子的名字《三岔河》，這有特別的意義嗎？

石舒清：《底片》后來再版的時候我把名字改作了《三岔河》，這是一次必要的吻合我心理愿望的改動，我村子名字就叫三岔河，這一改，就像從大名改回了小名，感覺和自己的村子更貼近了。給自己的村子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的感覺，讓我很受用很安慰。

文化藝術報：您的第二部長篇《地動》，為紀念1920年“海原大地震”100周年而作，寫作這部長篇，您都做了哪些準備？

石舒清：有寫《地動》的心思，應該是我開始寫作不久就有了，從小就聽到關于這次大地震的故事，見到大地震破壞的深重痕跡，這個印象和觸動都會是很強烈的。開始寫作不久，就覺得大地震是很值得寫的一個題材。但直到大地震百年紀念期到了，才寫出了這部小說。說得夸張些，倒好像是冥冥中有些安排的意思。我本來也是想寫一組小說，就自己的寫作習慣和體能來說，連寫三萬字也不敢想，但是就寫出了一本書。前后大概寫了有四十天左右，每天寫一篇，狀態好的時候，一鼓作氣，一天會寫兩篇。一天晚上，已經睡下了，忽然有了一個素材讓我有觸動，于是就寫了出來。我覺得寫長東西有個好處，就是把一些沉睡的記憶和素材會激活，會勾連出來。所以寫《地動》，說我準備了幾十年也不完全算是虛話，但真正著手準備，從各方面著意搜羅素材，也就是兩三年的事。其中大多數素材都是我縣的一個作家，和我同姓同族的一個女作家提供的，她叫田玉珍，寫散文詩，一直在我縣地震局工作，收集了不少關于海原大地震的資料，不知從哪里得知我要寫這個題材，就把她手頭的資料擱在我小區門房，然后短信通知我去取。完全是無償贈予。田玉珍是一個很特別的人，雖為女子，卻常開著車在老家的山山洼洼角角落落跑來跑去，發現了老家好幾處有文物價值的地方，又長于攝影，感受又極特別，說到我的小說《地動》，田玉珍是一個不能不說的人。小說的名字是詩人楊梓起的。《地動》發表在了《十月》長篇版，責編是我在魯院的同學，詩人谷禾，他給了我及時的鼓勵。《地動》能得以順利面世，陳東捷、韓敬群、谷禾、江汀等諸師友是我不能忘記的。

文化藝術報：您大學上的是固原師專英語系，您的創作是從這里開始的，大學時期您就開始發表作品，那個時期發表作品要比現在艱難很多吧？

石舒清：我上固原師專的時候，固原師專的文學氛圍很好，當時固原有影響的作家幾乎都是固原師專畢業的，固原師專的校長丁文慶先生是詩人，副校長慕岳先生是評論家，文學環境和氛圍都是很好的。我一直喜歡文學，在學校閱覽室看到有《新疆回族文學》，就把一篇東西投出去了。這篇小說的發表讓我開始了我的文學旅程。當然此前在《固原報》上也發了幾篇豆腐塊。記得一篇散文的副標題就是“擬賈平凹”，就是跟賈平凹學寫作的意思。我很慶幸我在固原師專讀了大學，如果到別處上學，我現在是不是一個文學寫作者，就不好說了。

文化藝術報：您的文學啟蒙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小時候在農村老家，都讀些什么書？

石舒清：我的文學啟蒙應該很早，很早就對文學有了興趣。應該是十一二歲的時候，記得黑洞洞的屋子里靠墻有一只小木箱，木箱上有一摞書，其中有《水滸傳》《侍衛官雜記》等，這摞書就成了我童年的一個重要記憶和樂趣所在，當然是看不大懂，但從那時候就開始有了關于書的記憶。我父親其實讀了有半年書的樣子，但是喜歡讀書，在我那個村子里可謂獨一份，這是我得天獨厚和格外幸運的地方。我印象里正式讀的第一本書是《新兒女英雄傳》，一邊放羊一邊讀，還把讀到的講給一同放羊的發小聽。如果這個算是文學啟蒙，那么對于這樣的啟蒙我記憶深牢心存感激。

文化藝術報：看過一篇文章，寫到您父親60歲后，開始寫家史和自己的回憶錄，經過他整理，再經過您整理發表得以流傳。您父親寫了100個本子，一個本子大概3萬字，300萬字，這是多大的體量。可否談談您父親，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石舒清：我父親讀了有半年書，然后爺爺因為當時的社會原因勞改去了，奶奶也在39歲的年紀突然去世，當時只有15歲的父親就成了家里最重要的勞力。父親一輩子喜歡讀書，白天參加隊里的勞動，晚上就著煤油燈讀書睡著了，把自己的頭發都燒著了。隊里開會念報紙等等都是父親的事。父親還義務給村里人寫信。有喜事的時候父親還會抄起毛筆給人寫對聯。因為有點文化的原因，當了多年隊里的拖拉機手，后來又考上了民辦教師，在村子里當了許多年民辦教師。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父親常常給我謄抄稿子，父親的字寫得不錯，書面干凈，好辨認。我投去刊物的很多稿子都是父親給我謄抄的，所以后來有一段時間父親身體不好，不能再給我抄稿子，他抄稿子的印象就讓我既心疼又神往，想什么時候父親又能給我抄稿子呢。后來父親忽然開始了寫日記，寫了許多年許多本。我的一個揣測是，父親之所以寫日記，一個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方設法要給我提供一些寫作素材。所以在我們那不太崇尚讀書的村子里，父親可謂是一個異數，我能有這樣一個父親，當然是我的幸運了。

文化藝術報：哪些作家對您的創作有過影響？

石舒清：我閱讀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家不下100個，今天我順手先寫出10個中國的來:陶淵明、司馬遷、白居易、蘇東坡、柳宗元、魯迅、李叔同、史鐵生、張賢亮、莫言。

文化藝術報：您心目中理想的好小說是怎樣的？

石舒清：我喜歡的小說（限于短篇）深情又沖淡，簡明又豐富，瑰麗又樸素……就是能把多個兩極性的東西不著痕跡地統一在一個作品中，舉例來說，就像魯迅的《孔乙己》《傷逝》《出關》，史鐵生的《老屋小記》，張賢亮的《普賢寺》，張承志的《輝煌的波馬》，莫言的《大風》《白狗秋千架》《小親疙瘩》等都是我心目中的好小說。

文化藝術報：可否談談您的閱讀經驗，您平常都讀些什么書？

石舒清：我現在的一個讀書體會是，讀書像交朋友，并非多多益善，讀書到一定程度，就要下功夫挑出一定量的書來，比如 100本到 300本，作為案頭書或者常讀書。我讀書不外乎文史哲方面的書。對史書的興趣更強一些。近年來喜歡讀各種資料和非虛構作品，有時候一些工具書也會讓我有相當的閱讀興趣，比如各類典故和諺語書等，會帶來很特別的閱讀感受。中醫醫案、刑事民事判決書等等，也是我多年來的一個閱讀喜好。我的閱讀總體說來是一種非正式閱讀，不下大功夫，總是憑興趣。

文化藝術報：我們年齡差不多，在我們開始寫作那個時期，先鋒作家紅極一時，您有沒有受過先鋒作家的影響？

石舒清：先鋒作家給過我一點影響，比如不用標點符號寫一大段這種事，我就干過，但跟在先鋒作家后面走了幾小步我就撤離了，覺得自己永遠做不了一個時尚的人，老實人也有老實人的辦法，而且無論做人作文，我都覺得老老實實不討巧不取巧的路子是更可靠的。

文化藝術報：對青年作者，您有話要說嗎？

石舒清：這么快就到了給年輕人說話的年齡，讓人感到沮喪和發蒙。時間真是太快了，迅速貶值的鈔票似的，不經花。

要對年輕人說:人生難得，好好生活。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劉龍 趙命可

（本專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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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姜 瓊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