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與遼、宋都是在唐末五代十國藩鎮割據的背景下建立的。西夏對中國西部統一的歷史意義，與遼對中國北方的統一、北宋對中國黃河以南的統一別無二致，都是局部統一，為后來元朝的大統一打下了基礎。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對峙如宋遼夏金，都被稱為‘桃花石’”。西夏學與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一樣，都是20世紀初基于出土文獻建立的舉世矚目的全新學科。

01

西夏文獻有助于構建宋遼西夏金時期

民族共同體研究史料體系

西夏文獻生不逢時，其出土時正值近代列強入侵之際，一經發現便四散各地。最初是俄國的科茲洛夫（П. К. Козлов）在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盜掘大量西夏文獻，現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其后，英、法、日等國也步俄國后塵，到中國尋找挖掘。在俄、中、英、法、日五大藏地中，俄藏西夏文獻居世界之首，共有9000多編號，約有500種文獻、20多萬面，占世界西夏文獻總量的80%以上。根據英方的最新消息，大英圖書館又發現了一批新的西夏文獻，數量不少，共有兩大箱，是從庫房里找到的。筆者在英訪學期間，親見這批文獻用70多個牛皮紙信封分裝八大紙盒，整理修復工作進展緩慢。

西夏出土文獻中有些文獻種類特色鮮明，為西夏所特有，如“夏譯漢籍”、 西夏語文類著作、社會文書、佛教文獻等。“夏譯漢籍”多系對宋代乃至唐末五代書籍的轉譯，從中可以反映出未經宋人編輯的漢文古本原貌，具有重要的文獻學價值。借助“夏譯漢籍”對漢文古籍加以整理研究，與傳統“以書校書”的做法迥然不同，可以解決許多以往“校勘四法”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從版本、校勘、訓詁、輯佚等方面全方位促進中華傳統典籍研究。西夏語文類著作幾乎囊括了傳統小學字書的各種形式，是西夏對古漢語字書的繼承和發展，在我國辭書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夏社會文書有3000余件，主要是在對已經出土的西夏文獻進行整理、修復的過程中發現的。由于“正史”中缺一部西夏專史流傳后世，有關西夏社會諸層面的記錄很少，特別是反映西夏基層社會經濟的資料更是寥寥，這使西夏社會文書顯得特別重要，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史籍的不足，深化對西夏社會的認識。西夏除了完成漢文大藏經的翻譯外，還翻譯了不少藏傳佛教典籍，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西夏文佛經。通過夏譯藏傳佛教文獻，人們不僅可以考知藏傳佛教在西夏的流傳情況，還可以部分還原西藏本土各個宗派所傳教法，從而彌補藏文佛教史料記載的缺失。尤其是寧夏拜寺溝方塔出土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續》，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實物，它將木活字的發明和使用時間從元代提早了一個朝代，對研究中國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藝具有重大價值。

西夏文獻的出土發現，自20世紀以來可謂層出不窮，文獻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絲毫不遜于敦煌文獻。對大批西夏文獻進行釋讀，可以突破漢文史料的藩籬，有效擴大史料的利用范圍，有助于構建宋遼西夏金時期民族共同體研究史料體系。

02

西夏學研究有助于構建

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史理論體系

西夏宣稱繼唐王朝土德之后為金德，將本政權納入封建王朝正統傳承序列之中。資料顯示，西夏宣稱直接承自唐朝，為正統。西夏文獻《圣立義海》在“臘月之名義”條下明確記載西夏政權屬性為金，“年末臘日。國屬金，土日，君出射獵，備諸食”。我們知道，德運、服色、正朔是一一相配的。如果國屬金，必以十二月（建丑之月）為歲首，且色當尚白。《宋會要》記載“西人最重年節與寒食，兼以十二月為歲首”。《宋史·夏國傳》載元昊“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裹頂，冠后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上述記載雖然簡略，但皆可以回環互證。由此我們可以斷言，西夏統治者確如秦以后的歷代封建統治者一樣，也接受了傳統的“五德終始說”。西夏國名“大白高國”，是受其在五德中行序“金德”的決定，以白為高，進而以色尚稱國。西夏文獻中有時把“白高”冠在“大夏”的前面，一起組成國名“白高大夏國”，此與以火德自居的宋王朝又號稱“炎宋”同出一轍。大唐王朝為土德，土生金，表明西夏統治者自視為唐王朝土德之續統，繼唐王朝之后統治西北地區，從而將自己的政權納入華夏正統傳承序列之中。

西夏宣稱黨項人也是黃帝的后裔，將黨項族填入華夏黃帝的血脈網絡之中。宋遼西夏金時期，黃帝作為民族共祖形象繼續得到弘揚，并與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脈相承。地處西北的西夏王朝也曾經參與對黃帝形象的塑造，宣稱黨項拓跋出自鮮卑拓跋，進而認為黃帝是黨項人的遠祖。西夏仁宗時期用西夏文撰寫的《宮廷詩集》，載有黨項人對遠祖的追溯：“詳載始于過去祖軒轅，我等言說何時終？故襲位自北魏拓跋氏，無土筑城圣教導。”西夏自稱為黃帝的后裔，這在同一時代的宋人記載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如南宋羅泌《路史》一稱“黨項，悃之后”，再稱“悃遷北土，后為黨項之辟為拓跋氏”。這里的“悃”就是昌意的少子，“有子三人，長曰乾荒，次安，季悃”。元昊冒認北魏鮮卑拓跋為先祖，只不過是為了證明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西夏仁宗時，根據鮮卑拓跋曾經依托軒轅為先祖，進而遠攀黃帝為遠祖，并不是簡單地為了貫徹元昊的意圖，而是出于西夏社會民族融合程度加深的需要。

種種跡象表明，西夏不僅自認為是正統王朝，而且還是來自華夏的正統王朝，從來沒有自外于“中國”。現代西方學者說西夏是屬于中亞系統的獨立國家，西夏王朝自己也不答應。

宋遼西夏金時期已經出現了人不分華夷、地不分南北，皆可稱“中國”的“大中國”意識，“中國”的范圍由外而內以漩渦的形式擴大了，“畿服理論”中的“中國”越來越大，開始與“天下”合而為一。元代統一后，即出現了“春秋三世說”中所謂“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的局面，標志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可以說，沒有宋遼西夏金時期在局部統一基礎上的民族融合與經濟、文化交流，就沒有元明清時期空前的大統一。即便在民族政權對峙時期，除西夏外，遼、金皆沒有停止在華夏正統傳承序列中的自我構建，顯示出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

歷經百年風雨的西夏學，眼下正處在豐收的季節。經過中外學者不屈不撓的研究，西夏文文獻目前已基本能夠解讀，被世人遺忘長達數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重新煥發青春，為我們打開了一個豐富多彩的文化寶庫。作為冷門“絕學”的典型學科，西夏學在當前論證少數民族政權對“中國”的認同、豐富中華民族史研究內容、加深我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歷史邏輯的認識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團隊項目“‘夏譯漢籍’匯纂通考及數據庫建設”（20VJXT009）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寧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西夏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