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承載了太多的愛意。村上春樹的一句話直擊心頭，“我們領教了世界是何等兇頑，同時又得知世界可以變得溫存和美好，而這所有溫存和美好的來源，都是因為你有一個可以隨意去打擾的人。”

看到這句話，首先想到了爸爸媽媽。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太疲憊了，也太激烈了。在與生活決斗的時候，永遠也不敢松懈一分，哪怕難得有點休息時間，我們也總會被各種麻煩纏上，像機器一樣地，去補一個又一個缺口。但幸運的是，在我們卸下盔甲回到家的那一刻，我們依然還是會被人接住的，會像個小孩兒一樣地被人關心，被溫暖，被照顧。

單說父親這一家庭角色吧，古往今來，描寫父親的文章寥寥無幾。如果說母親是我們隨時可以避風的港灣，那么父親則更像載我們出海的船，以把我們推向遠方的方式，擁我們入懷，《背影》里蹣跚、略顯笨拙的背影就代表了千千萬萬個不善言辭的樸素而深厚的父親的形象。

父親的出席似乎沒像其他人所說的那樣占據我的大半個青春，小時候在我眼中，他就是我的超級英雄，開著摩托載著我肆意追風，給我解釋什么叫夢想，麥當勞的薯條總被他捏成小船，浮在可樂杯里載走阿媽的嘮叨，一次又一次無奈地把我從水溝里拎出來，水溝里打滾的泥猴、被擦破的校服褲，都成了我們心照不宣的冒險密碼，阿媽畫下的框框，好像阿爸都能一一擦去，然后我倆一起挨罵；但是長大以后，他就變了，兩個車輪的摩托車變成了四個輪子的小汽車，我也不會再傻不愣登地栽進水溝里，沒再帶我去吃肯德基麥當勞，也不再過問我的理想是什么，汽車里的冷氣太足總吹散我想說的話，我們偶爾也會因為小事而吵架；但他好像又沒變，他會帶著弟弟妹妹騎自行車轉悠，嘻嘻哈哈地問弟弟妹妹喜歡些什么、以后想成為怎樣的人，穿過情人橋聽浪花拍岸的響聲，弟弟妹妹的平衡性比我要好，用不著阿爸去水溝里掏崽，六一兒童節阿爸也會偶爾帶我們去吃肯德基麥當勞，倒顯得我是那個蹭吃的，畢竟我也已經成個兩百多月的“超齡兒童”了。阿爸變得熟悉又陌生，雖然他也還愛著我，但是，愛好像在轉移。

高三那年，仍是疫情肆虐階段，剛返校當晚開始發燒，恰逢那晚開始封校，燒得整個人頭昏腦脹的，周日晚照例是數學周測，這卷子當真是厲害，越寫越模糊，一個個字符在卷子上跳儺戲，擾得我太陽穴都突突地疼。耐不住趴下了，數學老師下來碰了碰我額頭，體溫計一測，我也沒聽得清老師說了些什么，呢喃著瞎回答了幾句，一個手機貼到了耳邊。

“姐姐，你現在怎么樣？很難受嗎？多少度了？要不要回家？我們現在過來帶你去看醫生。”一連串問題砸得我發懵，“不用回家，不要回家，不用過來。”離高考就二十八天了，我又怎么敢關鍵時刻跑回家，少一節課都感覺損失了很多很多，書那么多收拾東西回家也很麻煩，回家后又必定是回不來了，家長似乎都對頭一個孩子期望很高，不少比那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后來才知道妹妹問的問題呢，都是阿爸在旁邊一句句教的，我的拒絕叫阿爸好生氣惱擔心；發小總來我班里提醒我吃飯吃藥，讓我好好休息，也都是阿爸阿媽私底下打招呼，我就說，發小一鋼鐵大直男，以前就沒這么娘們兒唧唧關心我這兒那兒的。阿爸真是，渾身上下，就嘴最硬。摸不著頭腦的事，不知道的事，都得到了解釋。他像家門前那株盤虬的老松，把關心掰碎成松針，細細撒在我必經的路上。

就像心理課所學那般：情感模式的代際傳遞。人的潛意識會傾向于自己所熟知的環境和生存模式，于是在自己或孩子的人生道路上，復刻了同一個版本。越是長大，我和老爸一脈相承的嘴倒越像那新鮮的幼蚌，緊密關閉，不易掰開，好比那水泥封嘴。他不對我訴他的苦，不好意思問我的近況，去做手術了也不和我講，不讓阿媽告訴我，就像我也從不對家里人講哪里傷哪里痛哪里難受，知道家里出事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是捂著嘴的那只無形的手愈發的緊，只知道他們很辛苦，為了我們三個孩子他們就已經很累很累了，不必再拿這些傷痛雜事、飯否愛你瑣事去煩擾他們。我懊惱自己拔節的速度總追不上流年，多想撐起一方晴空蔭護至親，又恐年輪快過新芽，這進退維谷的焦灼，在骨縫里生出刺來，我厭惡我的無能為力。他們不敢打擾我學習，我不敢打攪他們為生計忙活。小心翼翼，認為即使自己不說，對方也能感受到，我們總把關切深埋殼中，做那頑固緊閉的蚌，卻忘了珍珠本就是沙礫磨出的眼淚。我們好像很喜歡去做愛的配平式。

隨著年歲遞增，認知也成正比例增長，我們終其一生要去學習的，就是如何去表達愛和感受愛。而我們在很多時候都忽略了只有感受到了愛才能更好地表達。有時候，并不是愛轉移了抑或是消逝了，只是沒有以我們所期望的方式去表達愛，或許愛的表達式本就不拘括號，不是單一的表達式，所以需要我們綜合標識符、值和運算符去得出結果，就像那些被歲月揉皺的欲言又止，那些隨車輪遠去的凝視，實則都在編譯著同一個程序。當我們學會破譯沉默的代碼，才能發現原來愛從未轉移，它只是換了個變量名，在記憶堆棧里一直運行。

作者簡介

鄧曉瀅，女，2003年生，廣州人，華南農業大學珠江學院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