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訂婚案二審維持原判的結果讓不少人覺得非常意外，在原判結束以后，審判長也接受了媒體的采訪，進行了詳細的回應，讓很多之前不是非常詳細的信息，展現在了大家的眼前，也回應了公眾的疑問。

在二審宣判以前，男方的母親曾經向媒體透露過兩個細節：一是女方的處女膜沒有破裂，且在女方的內褲和陰道擦拭物當中未檢出精斑，但是床單上有混合生物樣本；二是在案發以后女方的家人曾經要求簽署了五份協議，稱“不簽就要抓人”。這也讓很多網友質疑其在“婚騙”，甚至懷疑有關部門失職——處女膜完好，是如何認定的發生了關系？

審判長在二審后對媒體回應稱，處女膜的狀態屬于隱私所以并未公開，但是司法文件中明確：處女膜是否破裂不能作為性行為的證明。關鍵的證據在于，案發現場床單檢出了男方精斑與雙方的混合DNA，且男方曾經說過“敢做敢擔，從沒否認”，結合這些證據，足以認定強奸的事實。

針對“逼簽協議”的說法，審判長披露的情況有所不同：女方的親屬為了促成婚姻、減少對女方的傷害，曾經提出過“房本加名+放棄剩余彩禮（訂婚已付10萬，原定18.8萬）”的協商方案，前提是盡快領證，但是男方的家庭未予回應。此外，女方此前也僅相親過兩次、沒有婚史，所以不存在騙婚的可能。

從審判長的回應來看，此案的證據鏈扎實，女方確實為受害者。其實在事發以后，雙方本來還是有和解的可能——領證結婚、房本加名、彩禮再議，但是男方及家人沒有同意。如今回過頭來看，要是當時接受了協商，或許能夠避免這場悲劇。

這為所有的親密關系敲響了警鐘：在性觀念日益開放的今天，“半推半就”的模糊互動潛藏著法律的風險。無論是情侶還是準夫妻之間，建立清晰的溝通機制非常重要——將“是否同意”用語言進行確認而不是因為身份的原因就覺得理所應當，這既是對對方的一種尊重，也是自我保護的必要措施。司法實踐已經反復的證明了：當遇到情感糾紛需要對簿公堂的時候，只有可以證明的證據才能保護好自己，還原事實真相。

當男方最終入獄、女方背負輿論壓力的時候，人們不得不追問：這場悲劇是否存在著轉機？從審判長披露的細節來看，雙方曾站在法律與習俗的交叉路口——以婚姻登記為基礎的財產約定，本來是可以成為化解矛盾的橋梁。然而，對于“面子”的執著和對法律程序的誤判，最終將這場糾紛推向了刑事化的一條不歸路。

可能在男方父母的思想當中認為，女方這就是在借機進行“敲詐”，用“坐牢”這樣的名義強求獲得房產加名，所以從內心里抗拒這種結果，再加上對“訂婚”的傳統認識，認為應該不會存在太大的問題，從而錯過了最后的機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父母的無知導致了這種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