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是北宋著名歷史學家、政治家。宋仁宗寶元初年，他年方弱冠（20歲），就考中了進士。后來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做了宰相。

那時朝廷開科取士，全國每次錄取的進士也就幾百人，在讀書人中絕對是精英中的精英。司馬光身為這群精英的一員，竟說自己文筆不好，這是怎么回事呢？是他太凡爾賽了嗎？我們今天就來看看這段公案。

宋神宗（1048-1085）即位后，對司馬光很是青睞，于是任命他做翰林學士。翰林學士是唐代設置的官位，相當于皇上的機要秘書、御用筆桿子，專替皇上起草制誥。

制誥其實就是圣旨，皇上要冊封臣下爵位，追贈大臣官位，貶斥罪臣，頒布重要政策，都免不了要寫一通制誥下發。所以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個非常核心的職位，可以經常接近皇帝、影響朝政。宋代宰相多半都在這個崗位上干過，比如王安石。得到這個職位是多少讀書人求之不得的，可司馬光卻極力推辭，說自己文筆不好，做不來知制誥這么重要的工作，甚至內侍已經把告身（委任狀）塞到他懷里了，他也硬要塞回去。

皇上納悶了，怎么你司馬光不識抬舉，難道還敢看不起我嗎？但他還是溫言相勸道，“仁宗朝那些儒臣，有的滿肚子學問，文筆不見得有多好，有的文辭華麗，肚子里卻沒有真貨。唯有你，文采很好，又學富五車，為什么還要推辭？”

司馬光答道，“皇上，臣不擅長四六文體，故而不敢擔此大任。望皇上明鑒?！?/p>

皇上明白過來，仍堅持道，“朕不需要你堆砌詞藻，你只需要仿照兩漢那樣平實的詔令體例即可。何況你在仁宗朝那么年輕就高中進士，如今卻推說不會寫四六文，這不是太過謙遜了嗎？”

看來中央已經決定了，翰林學士知制誥還是由司馬光來當。

這里簡單介紹一下所謂的四六文體。四六文體其實就是駢文，非常講究協音成韻，讀起來搖頭晃腦，非常有音樂感。這種文體之所以叫四六文，是因為寫這種文的時候，斷句字數總是四個加上六個，或者反過來。

比如，《滕王閣序》就很典型。“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庇直热纾扒Z誼于長沙，非無圣主。竄梁鴻于海曲，豈乏明時”。

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里面有這樣的句子：“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前半段都是四個字，后半段都是六個字。

這種文風大概從三國末期興起，一直到唐代都還風行。好幾百年間，文人一寫文章就是這種套路，看多了聽多了也就膩了。唐代出了個韓愈，他主張這種文風要改，要回到古代那種質樸的散文去，比如《左傳》這種文風，就比較好。于是乎他帶動了古文運動，開了新的風氣，獲得了后世給他的“文起八代之衰”的崇高評價。

司馬光說他寫不來四六文，也許是真的，也許只是他不喜歡這種文風，性格上就不喜歡浮艷之辭。這里就不多扯了。

司馬光其實在國家治理方面建樹不多，他主要的貢獻與才能體現在史學方面。鑒于歷代史書卷帙浩繁，皇帝政務繁忙，沒那么多時間通讀，司馬光就奉旨把歷代重要的史實摘編出來，編纂成一部編年體通史，就是《資治通鑒》。

《通鑒》所載史實，上起戰國，下迄五代，涵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總共二百九十四卷。司馬光等人耗費十九年才修撰完成，神宗親自為《通鑒》寫了序。寫完這部史書后不久，司馬光就去世了，難怪他完稿時曾對皇帝感嘆，“臣之精力，盡于此書”。

神宗朝是北宋歷史的轉折點。神宗希望富國強兵，于是任用王安石（1021-1086）變法。厲行變法的改革派稱為新黨，以王安石為首。遵循祖宗之法的派別稱為舊黨，以司馬光為首。這兩派勢同水火，攪起的黨爭沸反盈天。后來王安石變法失敗，神宗黯然離世。哲宗即位，統治前期由宣仁太后高滔滔垂簾聽政，司馬光的舊黨全面執政，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高太后統治時“坤綱”獨斷，非常強勢，又曾貶抑哲宗生母朱貴妃，哲宗因此心意難平。高太后去世后，哲宗恨屋及烏，對舊黨政策全部推倒重來。為表示繼承神宗的革命遺志，他將元祐年號改為“紹圣”，就是繼承發揚先帝美政的意思。

后來宋徽宗（1083-1155）即位，仍然重用新黨，蔡京蔡太師執政。蔡太師秉承皇上旨意，把舊黨一律打成“奸黨”，玩了一次國家級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崇寧三年（1104年），蔡太師指示全國各地都要立一塊“奸黨碑”（即有名的“元祐黨人碑”），要把司馬光等三百零九人的名字刻在“恥辱柱”上，把舊黨徹底批倒批臭，還要把他們的詩詞書畫文一概禁毀。比如，蘇軾的《東坡集》就成了禁書。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因為卷首有神宗的“圣序”，才免于毀版的厄運。

全國統一刻“奸黨碑”的命令由東京發出，傳到長安。長安知府征召了一位石匠來完成這個工程。這個石匠名叫安民。

哪知這個安民竟然同情舊黨，心里想的跟徽宗皇帝和蔡太師的路線不一致。安民說，“我只是個粗笨的石匠，不懂朝廷立碑的重要意義。但我知道，像司馬相公這樣的正人君子，全天下都敬重他正直無私，現在朝廷卻說他是奸黨逆賊，我實在不忍心在這碑上刻下他的名字?！?/p>

知府見他竟敢有異議，就威脅要辦他個抗旨之罪。安民哭著懇求道，“如果大人一定要草民刻這碑文，請求大人準許我不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這碑的底座上。”原來那時官府刻碑都有個規矩，就是石匠要把名字刻在碑上，以備官方質檢驗收，做到責任到人。

這件事被元代宰相脫脫（又名托克托）記載在他主持修撰的《宋史》上。沒想到一個平凡的石匠，竟然因此青史留名，也夠戲劇化的了。

如今人們對王安石和司馬光這兩個歷史人物的評價態度比較復雜。特別是對王安石，有的人非常推崇他，認為他的變法是非常必要的。也有一些人對他評價很低，認為北宋中衰他和宋神宗要負很大的責任。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道理，王安石的確是個大改革家，但他的改革也確實失敗了，北宋也確實在神宗朝以后就一步步走上了下坡路。但我們不能說王安石這人厲行改革從動機上就是壞的，他只是沒有辦法把握好變法罷了。

至于司馬光，他在政治治理上確實沒有多少建樹，他的貢獻和才能主要還是在歷史學上。他本來就是個學術型人才。他是不是真的寫不來四六文體，文筆不好，這倒是個細枝末節的問題。很可能他只是不喜歡那種文風，或者不想當那么重要的官。如果他不做宰相，就一心一意地搞他的學術工作，那應該就是他最好的歸宿了。

所以說，如果他真的文筆不好，那說明他很誠實，能坦率地說出自己的缺點，這很難能可貴。如果他是不想當皇上的筆桿子，拒絕這樣的高官厚祿，要堅持做自己擅長的、喜歡的事，也是很不容易的。這都是很值得學習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