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東北人民解放軍收復永吉（今吉林市）和四平后，長春成為了一座孤城。

國民黨軍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第1兵團司令官鄭洞國指揮新編第7軍、第60軍及地方保安部隊共約10萬人駐守長春，企圖牽制東北人民解放軍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戰。

為解除長春之敵對后方安全的威脅，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于5月下旬以野戰軍第1前線指揮所（8月中旬改稱第1兵團）司令員蕭勁光、政治委員蕭華指揮2個縱隊和7個獨立師，準備奪取長春。

5月24日，解放軍以第1、第6縱隊和獨立第6、第11師試打長春，攻占了西郊大房身機場。大房身機場的失守，使長春守軍失去了與外界的空中聯系，糧彈補給陷入困境。

毛主席在得知這一情況后，考慮到長春城防堅固，國民黨軍駐守兵力又多為精銳部隊。如果強行攻城，解放軍將面臨巨大傷亡。同時為了能讓東北野戰軍主力南下攻克錦州，切斷東北國民黨軍的退路，形成“關門打狗”之勢，為遼沈戰役創造有利條件

毛主席決定對長春采取“久困長圍”的方針，其核心旨在通過軍事圍困、經濟封鎖和政治瓦解，迫使敵軍不戰而降。

在此背景下，我軍釋放了此前在外圍作戰中俘虜的敵軍排長、連長、營長等各級軍官約100多人返回長春。

我軍對待俘虜一向遵循“寬待俘虜”的原則，這一政策的核心內容包括：不殺、不辱、不虐待俘虜，尊重俘虜人格，保護其私人財物，對受傷俘虜給予治療，并允許其去留自愿。

但是，當這100多名軍官返回長春后，卻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國民黨軍非但沒有歡迎他們，還把他們關進了監獄，并審訊他們，試圖從他們口中挖出對我軍不利的信息。

但事與愿違，這些軍官們在審訊過程中，將我軍的寬待俘虜政策一一講述，這讓國民黨的長官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境。他們既不能殺這些軍官，因為這會激起士兵的反感，進一步動搖軍心；也不能放，因為這些軍官已經對我軍的政策有了深刻的認知，不能讓他們回去跟官兵們講。于是，繼續關押成為了唯一的選擇。

然而，國民黨的監獄跟我軍的戰俘營有天壤之別。在我軍的戰俘營中，我軍會按時給他們發放日用品，定時會給他們體檢，生病了有專門的醫生護士看病，一日三餐也都有保障；但是在國民黨的監獄中，他們別說日用品了，連睡覺的床都沒有，每天吃的是稀粥，生病了也根本沒人管他們。

長春圍困戰的主要時期是在盛夏，這群軍官一起擠在狹小的空間中，熱得渾身起疹子，不斷地被蚊蟲叮咬，但又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因此，他們經常抱怨：“早知道不走了，還不如留在解放軍的戰俘營呢！”

而長春守軍在長期的圍困中，軍心也逐漸動搖，內部矛盾不斷加劇，嫡系與非嫡系部隊之間矛盾尤為突出。

東北野戰軍第1兵團利用守軍內部的派系斗爭，加緊爭取工作，成功瓦解了敵軍的戰斗意志。至10月中旬，圍城部隊共瓦解守軍1.8萬人，殲滅試圖突圍的守軍4300余人。

10月15日，東北野戰軍主力攻克錦州后，蔣介石派飛機到長春空投手令，嚴令鄭洞國率部突圍南撤。

10月16日夜，守軍第60軍軍長曾澤生派人出城與東北野戰軍第1兵團洽談起義事宜。17日，曾澤生率軍部及第182師和暫編第21、第52師共2.6萬余人起義。

10月19日，守軍新編第7軍軍長李鴻率軍部及新編第38師和暫編第56、第61師投誠。

10月21日晨，鄭洞國率第1兵團部放下武器，長春遂告解放。

長春圍困戰粉碎了蔣介石以長春守軍牽制東北野戰軍主力，使其不能向南機動的企圖。同時，圍困戰配合了東北野戰軍主力在主要方向上的作戰，為全殲東北國民黨軍創造了有利條件。

此戰不僅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更在政治宣傳上發揮了巨大作用。通過圍困和瓦解敵軍，人民解放軍向全國展示了國民黨軍的腐朽和人民軍隊的正義。是我軍以政治攻勢瓦解敵軍，從而解放大城市的一大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