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在日本長野縣阿智村的春日里，一場以“和平”為主題的講座在滿蒙開拓和平紀念館舉行。“黑川分村遺屬會”會長藤井宏之顫抖的敘述，將一段被刻意掩埋的往事撕開裂口：八十年前，他的父輩們為求自保，把未婚女性作為“貢品”送給蘇聯官兵。這個充滿悖論的場景，恰似日本社會面對殖民歷史時的集體困境——當施害者的后代成為歷史講述者，當罪孽以記憶的形式成為遺產，這個島國究竟該以何種姿態完成歷史的救贖？

滿洲開拓團的歷史敘事，始終在日本社會的皮下組織里隱秘流動。那些被官方稱為“青少年義勇隊”的少年們，那些強占的土地，那些被美化為“拓荒者”的殖民者，共同編織成一張精心修飾的記憶之網。

藤井宏之的痛苦具有雙重象征意義：作為施害者后代，他必須直面家族參與的暴行；作為歷史講述者，他被迫在記憶碎片中拼湊真相。這種撕裂狀態，恰是日本社會面對殖民遺產的集體寫照。當他講述往事時，他同時承擔著揭露者與繼承者的雙重身份，這種精神重負，正是歷史罪惡在代際傳遞中產生的毒果。

在“滿蒙開拓和平紀念館”的展柜里，開拓團日記與受害者的血淚控訴形成詭異對峙。這種并置陳列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歷史解釋權的爭奪。當藤井宏之從女性受害者的控訴中得知真相，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碰撞達到高潮。這種真相的浮現過程，揭示出歷史認知的復雜性：施害者的沉默與受害者的控訴，共同塑造著記憶的輪廓。

館長寺澤秀文的呼吁，既是對歷史責任的強調，也對記憶框架的修護。在“告知其他人”的期許背后，是確保歷史敘事不偏離既定軌道的焦慮。這種焦慮，反映了日本社會在殖民歷史問題上長期存在的矛盾心理：既希望展現反思姿態，又恐懼真相的徹底解構。

八十年后的今天，道歉仍然懸置在空中。阿智村的對話活動，能否成為打破僵局的契機？關鍵在于能否建立真正的對話場域，讓受害者后代與加害者后代在平等基礎上展開對話。

德國處理納粹歷史的方式值得借鑒：不是通過修建紀念碑來強化受害者角色，而是鼓勵每個家庭自查歷史，讓記憶成為流動的河流。當藤井宏之這樣的講述者出現，當他們的痛苦被社會看見，或許能推動日本社會走出“自我受害者化”的敘事陷阱。這種痛苦本身，恰是歷史和解的催化劑。

暮色中的阿智村，對話活動散場后，那些未說出口的追問仍在空氣中游蕩。歷史罪惡不會因講述而消失，但真誠的對話能稀釋仇恨的濃度。當施害者后代開始直面家族歷史的陰面，當社會不再將殖民記憶封存于紀念館的玻璃柜中，真正的和解才可能從記憶的廢墟里發芽。這需要的不僅是勇氣，更是對歷史規律的敬畏——所有被掩埋的真相，終將在某個春日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