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34年，秦王嬴政在竹簡中讀到兩篇特殊文章，內容驚世駭俗、言辭犀利，令他冷汗直流。嬴政不僅發出若見作者死而無憾的感慨，還將文章理論作為一統天下的指導思想，這便是出自《韓非子》第49篇的《五蠹》，一篇戰國末期法家的政論文。

《五蠹》不僅為秦政提供了理論基礎，還揭露了封建王朝的核心與王權社會的本質。譚嗣同曾感嘆，兩千年來的政治是秦政，皆為“大盜”；兩千年來的學問是荀學，皆為“鄉愿”。而秦政源于法家思想，韓非作為法家巨匠，又是荀子的弟子，可謂集大成者。“五蠹”指的是儒者、縱橫家、游俠、患御者和不法商販這五類人。

上古時期人少獸多，有巢氏教人們在樹上搭棚，燧人氏教人們鉆木取火，他們因此被推舉為天下之主。中古時代鯀禹治水，近古商周兩王結束暴政，也都成為天下之主。但如今若再提倡上古的做法，必然會被恥笑。時代變了，治理天下的方法也要改變。上古人們競爭道德，中古競爭智謀，當今則訴諸武力，圣人應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治理方法。

古代資源充足，男人不耕、女人不織也能生活，百姓很少發生混亂和爭奪。而如今人多資源有限，人們為了生存難免產生混亂和爭奪。堯帝時君主與百姓生活差別不大，所以能禪讓，現在一個縣令都不舍得放棄權位，這是因為資源多寡導致的人性對利益態度的不同。儒家提倡君臣關系如父子，可實際上君主愛民不可能超過父母愛子女，百姓也習慣屈服于權勢而非被仁義感化，孔子都屈服于魯哀公的權勢，可見儒家的理想難以實現。

一個不聽勸告的混賬兒子，只有官吏找上門時才害怕后悔，說明慈愛會換來驕縱，權勢才能讓人屈服。獎賞豐厚、刑罰嚴厲，才能讓好人壞人都守法。但現在社會存在矛盾，一邊獎賞官位又鄙視做官，一邊疏遠不肯為官的人又推崇其不羨名利，贊賞不勞而獲和無功得官的人，會導致國力衰弱。

儒家利用文獻擾亂法紀卻被君主任用，游俠用武力觸犯法令卻成為貴族刺客，法制體系矛盾，難以治理好天下。楚國檢舉父親偷羊的人被判死罪，魯國臨戰逃跑的士兵因有老人要照顧被孔子推舉為官，這體現了公私利益的相悖。

一邊對殺敵有功、攻城破敵的人應賞應授爵，一邊又宣揚仁愛兼愛，會使君臣關系不穩固。國家富足靠農民卻給儒生便利，攻城略地靠士兵卻給游俠財物，導致人們不愿務農從軍，偽善盛行，國家衰退。

統治不在于智慧的言語，法令應讓百姓能理解遵守。對百姓應提倡誠實，君主應利用權術、賞罰分明。喜歡花言巧語的人，朝廷就會充斥空話，秦國雖家家有商君法典卻越來越窮，家家有孫吳兵書卻兵力越來越弱，就是因為空談而不實干。

明君應善用民眾力量，獎賞功勞，禁止無用言行。現在空談的人多，實干的人少。“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這成為焚書坑儒的源頭，帝王之術本質上是愚民馭民。

連橫依附強國攻打弱國，合縱聯合弱國對抗強國，但連橫會使國家疆域縮小、君主聲望降低，合縱勝利不一定獲利，失敗則可能亡國，縱橫家從中獲利，君主地位下降。

人們追求安逸私利，躲避危險貧窮，為逃避兵役投靠貴族、賄賂當權者，導致為公出力的人少，依附貴族的勢力龐大，百姓和貴族都成君主的敵人。應制定政策，重農抑商，減少商販人數，讓他們從事農業。

列國混亂源于著書立說者宣揚先王之法、擾亂法令；縱橫家弄虛作假、為私利借一國之力；游俠刺客標榜義氣、觸犯禁令；逃避兵役者依附貴族、行賄損傷戰力；不法商販制造粗劣器具、囤積居奇、牟取暴利，這就是“五蠹”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