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時空/文?黃君度/文在中國浩如煙海的文物長卷中，玉器始終是最神秘的符號之一。它們跨越萬年時空，承載著先民信仰、王朝禮制與匠人匠心，卻始終如謎般靜默不語。如何讀懂這些凝固的文明密碼？臺灣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國際知名玉器研究專家鄧淑蘋，用畢生心血為世人揭開了這層神秘面紗。

鄧淑蘋深耕玉文化研究逾四十載，足跡遍及全球數十座博物館庫房，以“上手檢視”的扎實功力，建立起中國玉器材質與工藝的譜系脈絡。她提出的“華西系玉器”等理論，顛覆了學界對史前玉文化的認知，為近年考古發掘所證實；她將九千余年玉器史分為“玉之靈”“玉之德”“玉之華”“玉之巧”四個單元，揭示了華夏文明多元融合的深層肌理。從紅山文化的動物精靈崇拜，到良渚的璧琮宇宙觀，從戰國楚墓的引魂升天玉器，再到漢代皇室的楚式綠玉傳統——鄧淑蘋的學術生涯，恰似一部以玉為媒的“文明解碼史”。

2025 年 1 月，鄧淑蘋以筆談形式接受了“文博時空”獨家專訪。她以六個關鍵問題為軸，串聯起華夏大地萬年玉脈。史前華西與華東的信仰分野如何塑造了最早的玉禮制？夏商周的文化融合怎樣在玉器中留下印記？漢代楚式綠玉何以成為溝通生死的媒介？唐宋玉器又如何折射出中外文明的激蕩？透過她的講述，我們不僅看到玉料礦源的星火燎原、治玉工藝的代際傳承，更觸摸到中華文明敬天法祖的精神內核。這位七旬學者將畢生積淀傾囊相授，帶我們踏上這場橫跨時空的“玉見中國”之旅。

玉之靈：史前時期

1. 您在論著中提到，史前時期華西地區發展了“天體崇拜”與“璧·琮禮制”，而華東地區則盛行“物精崇拜”。請問這兩種崇拜在玉文化上的體現有何不同，它們各自的文化特征和象征意義是什么？

今日東亞主要被“漢族”居住的大地，英文稱作“China Proper”，可譯為“中國本部”或“漢地”。在秦漢一統之前，這片大地散居著文獻紀錄的華夏諸族，故可稱為“華夏大地”。

觀察東亞自然地圖，可看出以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串連的山脈鏈，將華夏大地區隔為高亢干燥的華西與低平濕潤的華東。這也是地理學上所稱的第二階梯與第三階梯。

新石器時代晚期（前 5000-3000 ）玉器的分布（摘自鄧淑蘋《古玉新釋》）

通覽史前玉文化的發展，會發現華西地區在公元前 3500 年進入廟底溝文化之后，發展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也發展出類似巫術的“同類感通”思維。所以華西史前先民制作成組光素圓璧方琮，用以祭祀神祇。

圓璧與方琮并非生活用器，從考古遺跡觀察，史前華西先民也不曾將璧或琮當作人體裝飾品；倒常將等數成組的璧與琮掩埋于無人骨、無陶器的祭祀坑中；說明史前華西先民期待以成組的圓璧、方琮發揮“同類感通”的巫術功能，令天神地祇體察生民的需求；這即是華西先民“天體崇拜”最具象的寫照。

齊家文化玉琮

齊家文化嵌綠松石片玉璧（摘自鄧淑蘋主編《故宮玉器精選全集》）

“天體崇拜”與“璧琮禮制”主要盛行于廟底溝文化、先齊家諸文化（常山下層、菜園、客省莊、半山等文化）至齊家文化，約公元前 3500 至 1500 年。良渚文化晚期（約公元前 2600 －前 2300 年），也因文化交流，曾發展過次生性“璧琮禮制”。但是該禮制傳統并未在長江下游扎根。

良渚文化玉琮（作者攝于上海博物館）

夏、商、西周三王朝的考古遺存中，并無“璧琮禮制”的跡象。但是在公元前五世紀，約當春秋、戰國之交，在黃河上中游姬姓大貴族的墓葬，以及陜西寶雞一帶戰國、西漢祭祀坑里，出現“璧琮禮制”的復興現象，也證明“璧琮禮制”的原創地就在黃土高原。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周官》亦成書于此時，所以“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成為《周官?六器》的核心。（《周官》一書在新莽時改名為《周禮》，詳后）

生活在低平濕潤的華東先民，有著不同的社會組織與信仰。他們相信是“神祇”派遣“動物精靈”引渡神秘的生命力給予氏族“祖先”，所以巫覡要穿戴起各式雕琢動物紋樣的玉器，汲取了美玉的精氣與動物的法力，才具有通靈的高超能力。

華東的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多用作人體裝飾；它們或雕作頗寫實的：鳥、龍、虎、魚、龜、昆蟲（蟬蛹）及龜殼等，用作佩飾等；或在大致固定的裝飾器類，如：鐲、管、璜形佩、錐形器、梳背（冠狀器）、三叉形器等的器表，雕琢融合了“神祇?祖先?神靈動物”三位一體的紋飾。所以我們也可稱史前華東先民施行“寶玉衣禮制”。（“寶玉衣”一詞出于《史記?殷本紀》，是巫覡通神時所穿縫綴許多玉飾的法衣）

凌家灘文化玉鷹（作者攝于上海博物館）

史前華東“神?祖?靈”三位一體信仰，流傳到商代時盛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神話。從甲骨文可知，生民要通過先公、先王向自然神祇“帝”祈求庇佑。華西的周族曾雄占整個華北，但當周王室被迫東遷、國勢衰微后，華東崇巫尚祀的傳統，更見于長江中游楚國的強勢崛起。從楚簡可知，內涵為虎、龍的“琥”與“璜”，都是楚人通神的禮器，也在戰國時被納入《周官?六器》的范疇。

2. 您如何解讀史前華西地區與華東地區在玉料選擇和玉器制作上的差異？

根據地質學家楊明星教授的分析，大體得知今日蘊藏于昆侖山東段的優質閃玉，可能在戰國年間才逐漸東輸中土；西漢以降，昆侖山西段和闐地區的閃玉逐漸成為中國歷代玉作的主要玉材。（此段是楊明星教授的高見，尚未正式發表，特此致謝）在此之前，華夏大地上分布多個地區性玉礦，是支撐史前階段至夏、商、西周三代制玉所需。

紅山文化玉豬龍

由于有些玉礦色澤具較強的特征，結合器形特征，比較容易歸納出它可能是那個考古學文化先民所采用。譬如一種黃白至黃綠，色澤瑩潤，俗稱“黃白玉”的閃玉，既見于東北興隆洼文化、紅山文化，也見于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早中期（多因埋藏而白化），以及長江中游肖家屋脊文化。目前只有遼寧岫巖蘊藏的閃玉，可能是興隆洼－紅山文化先民使用的礦點之一，但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江漢平原的肖家屋脊文化能各自發展具強烈生命力的玉器文化，肯定掌握了附近的原生性玉礦，有待探勘。不宜認定紅山、良渚、肖家屋脊三個考古學文化，使用同一個玉礦。

肖家屋脊文化玉獠牙神面牌飾

過去長期以來，學界多認為至少齊家文化時，已采用青白色的和闐美玉制做璧、琮；但是近年在甘肅發現多個以青白色為主的閃玉礦。敦煌旱峽閃玉料可能供應西城驛文化、齊家文化先民使用。酒泉市肅北縣馬鬃山徑保爾草場玉礦、寒窯子玉礦，可能在戰國至漢代時開采。以上是考古學家正式的發現。此外甘肅臨洮馬銜山可采集含大片褐紅色斑的青白閃玉，外觀很相似于齊家玉器。

陜北的石峁文化先民可能掌握附近含鐵量高的墨玉，用之制做鋒利的牙璋、多孔長刀，藉以四出征伐掠奪。只是有待地質學家積極探勘這種墨玉的蘊藏地。史前至歷史早期華西先民常用一種質感致密，保留變質作用前沉積巖文理的灰色調（灰褐、灰藍）閃玉，制做鋒利的帶刃器（刀、斧鉞），從出土物的密集度，以及出土實物的尺寸可推測，其原礦可能在介于陜、甘、寧交界的六盤山區，有待地質學家積極調查。

2018 年石峁遺址皇城臺出土的牙璋

2018 年石峁遺址皇城臺出土的玉鏟（玉刀改制而成）

筆者早年（ 1976-77 年）以博物館員身份，赴臺灣大學地質系正式修習礦物學，并努力將礦物學基礎知識用于提升自身肉眼鑒定玉料的功力； 1979-1980 年，探訪歐美二十多間收藏中國古玉的博物館，得以在各館庫房中，將各時代玉器一一上手檢視。通由視覺經驗即可發現玉料與史前玉器器類與造形，常有一定的連結關系，這是我日后在1993年提出“華西系玉器”的學理基礎。截至近年，我初步歸納史前階段的華西與華東，各有五種從外觀可辨識的常見玉料。

除了對各考古學文化采用玉料的常態研究外，筆者從上個世紀末就關注到一個特殊現象：考古出土與重要的傳世玉器中，有多件用典型華西玉料制做的帶刃器，器表卻雕琢典型華東“神?祖?靈”紋。經深入研究可發現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甚多黃河下游的移民，或因躲水患等災變，向西遷徙至黃土高原，定居于陜西延安蘆山峁一帶，這些移民用華西玉料制做帶刃器（玉刀、玉鏟鉞等），器表雕琢華東的“神?祖?靈”紋。

史前先民治玉工藝的差別并不大，在開料方面，主要使用長形片狀帶刃工具，結合調了水的解玉沙開料，即所謂“片切割”，這是華西、華東都在使用的方法。但是華東地區先民還擅長用麻繩等軟性工具，配合調了水的解玉沙開料，即所謂“線切割”，留下同向不等徑的圓弧形波磔痕。

楊明星等，《先秦出土透閃石玉料礦源研究的思考》，《江漢考古》2024年第3期。

鄧淑蘋，《曙光中的天人對話－中國玉禮制的史前探源》，龐雅妮主編、陜西歷史博物館編：《玉韞?九州：中國早期文明間的碰撞與聚合》，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23年。

鄧淑蘋，《中國玉文化的材質與譜系－遠古至夏》，巫鴻主編，中國材質藝術叢書第二輯《禮儀與奉獻》，上海書畫出版社，2024。

鄧淑蘋，《論雕有東夷系紋飾的有刃玉器》上、下，《故宮學術季刊》16卷3,4期，頁1-34，頁135-162，1999。

鄧淑蘋，《龍山時期“神祖靈紋玉器”研究》，《考古學研究十五?慶祝嚴文明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22年10月。

鄧淑蘋等，《中國史前玉雕工藝解析》，會議論文集《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四編）》，紫禁城出版社，2006。

玉之德：先秦到漢代

3. 您在論著中提到，夏族在中原建立王朝后，吸收了南方、東方的神秘信仰。請問這種文化融合在玉文化中是如何體現的，能否舉例說明？

學界目前認為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夏王朝晚期遺存。筆者曾解析二里頭出土玉器的文化成分，有的來自華西，有的來自華東。明確來自華東的成分有二：“柄形器”與裝飾于玉器周圍的“扉牙”。

商代瓣紋玉柄形器（上海博物館藏)

林巳奈夫于 1996 年即考證所謂“柄形器”是從肖家屋脊文化神祖靈紋玉器，逐漸抽長、演變而成；主要是貴族在舉行“祼禮”時，用作祖先的代表，可從上方澆鬯酒。近年二里頭遺址確實出土抽長形的肖家屋脊文化玉神祖像，更證明林巳奈夫說法正確。

二里頭文化帶有“扉牙”的牙璋

至于華東式“扉牙”的內涵相當復雜，有的似乎像從河姆渡文化陶器上刻畫的“介”字冠頂”演變，有的顯然是神祖側面臉部輪廓的寫實或抽象的表現。當牙璋器形從山東地區傳播至陜北后，又發展出“對稱多尖式扉牙”、 “典型獸首式扉牙”等。

林巳奈夫，《圭について（上）》《泉屋博古館紀要》第十二卷，1996年。

鄧淑蘋，《“柄形器”考證－兼論西周中期鳥紋玉片的內涵》，黃莉執行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九）》（中華玉文化特刊)，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

鄧淑蘋，《龍山時期“神祖靈紋玉器”研究》，《考古學研究十五?慶祝嚴文明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22年10月。

鄧淑蘋，《牙璋探索－大汶口文化至二里頭期》，《南方文物》2021年第1期。

鄧淑蘋，《中國玉文化的材質與譜系－遠古至夏》，巫鴻主編，中國材質藝術叢書第二輯《禮儀與奉獻》，上海書畫出版社，2024。

4. 漢代是中國玉文化的一個重要時期，您如何看待漢代玉器在形制、用途上的變化？這些變化背后反映了漢代社會的哪些特點？

當代學術界以“早期中國”一詞指稱中國歷史上史前至漢代。因為在這漫長歲月里，華夏大地雖因地形差異，形成低平濕潤的華東與高亢干燥的華西。夏、商、周、漢的朝代更迭，就是源自華西（夏、周）、華東（商、楚漢）的不同氏族，輪替地逐鹿中原，逐漸融合成“車同軌、書同文”，以“儒”、“道”兩家思想為文化底蘊的漢族。所以今日“漢族”“漢字”“漢文化”成為中國的主體成分。西漢、東漢歷經四百余年（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其中夾了國祚僅 15 年的“新”朝。

西漢·仙人乘天馬玉雕

漢代玉雕藝術承襲戰國遺風，部分器類如：辟邪、角杯等，造形來自域外。雕工堪稱精美絕倫，相關論述甚多。在此，我只想從兩個非常重要，但是比較不受學術界關注的課題，講述一點己見：

其一，“楚式綠玉”成就特殊祭玉、葬玉傳統。其二，《周官》被獻入朝廷后，可能在漢武帝時已受重視，新莽時，《周官》改名為《周禮》，列入學官后，影響漢代至清代約兩千余年的玉禮制。

楚式玉器紋飾（湖北省博物館展板）

所謂“楚式綠玉”，是一種鎂質大理巖變質的綠色閃玉。可能蘊藏在湖北荊州到湖南長沙一帶，需要地質學界的探勘。約春秋戰國之交（公元前 476 年前后），楚國勢力崛起時，這種綠玉主要用于制作祭祀用玉璧，以及喪葬用的玉璧、成對大玉璜（含有龍的意涵）與成對大玉琥。從望山（湖北荊州望山橋楚墓）等未經破壞的戰國墓葬可知，成對的大玉璜與成對的大玉琥，是左右對稱地縫在墓主大腿的前、后部位的壽衣上。顯然是給亡者騎乘升天所用。但是今日許多學者誤把這些具有引魂升天的玉器，解讀為串連成組的組玉佩，是很令人扼腕的錯誤說法。

望山 2 號墓出土的三類“楚式綠玉”葬玉， 1 為谷紋璧， 2 為谷紋璜一對， 3 為琥龍一對。

戰國中期·荊州望山橋一號墓出土玉珩（荊州博物館藏）

戰國早期·荊州院墻灣一號墓出土玉龍鳳佩（荊州博物館藏）

楚式大玉琥，今日多被稱作“S龍”，但從楚簡等資料可知，楚人稱之為“琥”。為免于混淆，筆者創“琥龍”一詞稱之。楚式綠玉制作的“琥”與“璜”，屬于《周禮?六器》中的禮器。這里的“璜”具有“龍”的內涵。

戰國早期·曾侯乙墓出土透雕龍紋玉璜（湖北省博物館藏）

戰國·龍鳳紋青玉佩（長沙市博物館藏）

發展到了戰國晚期，又出現用楚式綠玉制作“雙身合首琥龍紋璧”，也就是在玉璧外圍增加一圈，雕有三至五組“雙身合首琥龍紋”的玉璧。當墓葬中出現這種圍繞“琥龍紋”的玉璧時，通常墓中就不再有成對的大玉琥出現。此一改變的真實原因，或因為楚人把單件的琥雕琢在圓璧的外圍。

戰國晚期·荊州高臺墓地出土的雙身合首龍紋玉璧（荊州博物館藏）

雙身合首龍紋玉璧局部放大圖解

漢朝的皇室本是楚人，承襲華東楚族“動物精靈崇拜”的信仰。所以西漢時許多劉姓諸侯國的墓葬里，用楚式綠玉制作貼在漆棺內壁的大玉版，上面常刻畫“雙身合首琥龍紋璧”，且刻意將璧的中孔部位淘空，應是作為墓主靈魂出入的通道。

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出土的玉衣，是目前所知使用年代最早、玉片數量最多、玉質最好、制作工藝最精的金縷玉衣。

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的玉衣與漆棺上的玉片都是楚式綠玉，曾被學者取樣鑒定，推測該玉礦的產狀應為“熱液交代型鎂質大理巖型軟玉礦床”，此科學分析的結果非常重要。但是該報告認為玉礦來自昆侖山的推測，筆者并不認同。因為戰國早中期，除了長江中游楚墓突然出現大量這類特殊的綠玉之外，其它大部份地區出土玉器的質地多為青白色閃玉，從色澤觀察，多屬可能蘊藏于甘肅至新疆的閃玉。直到戰國末年，陜西長安地區秦國夏太后墓中，才見到楚式綠玉制作大批小玉圭。

筆者推估公元前五世紀的春、戰之交，長江中游楚國勢力的崛起，且突然發現優質原生性綠色閃玉礦，楚國貴族承襲遠古華東“動物精靈崇拜”信仰，以“楚式綠玉”成就特殊祭玉、葬玉傳統。進入漢代后，由于皇室發跡自楚，楚式綠玉受到皇家重視，除大量用于葬玉外，還常用以制作祭祀山川的玉禮器，如陜西鳳翔血池、甘肅禮縣鸞亭山出土玉器，也多是用楚式綠玉制作。

目前地質學界還不重視楚式綠玉的問題，認為它可能是昆侖山里的玉料，這是不了解玉文化的特殊本質所產生的誤解。從史前至漢代，中國玉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而每個具有創發性的玉文化，諸如：小南山、興隆洼－紅山、崧澤－良渚、先齊家－齊家、石峁、肖家屋脊等考古學文化，應該都是掌握特定的原生玉礦才能蓬勃發展。公元前五世紀左右楚文化的崛起，楚式祭玉、葬玉的大盛，應該也是在楚國境內發現原生性玉礦的結果。只是尋找已消失的古玉礦，確非易事。

前文已提過，戰國時期《周官》一書出現，目前并不清楚作者是何許人，但從書中所記玉器資料，推測是同時熟悉周文化圈與楚文化圈的儒者所撰。

宋婺州唐宅刻本《周禮》（“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本）

該書在西漢武帝時（公元前 141 至前 87 年），由河間獻王從民間購得，呈獻給朝廷。近年考古學界考證，早年在陜西西安聯志村、盧家口分別出土約西漢武帝時的大批祭祀用玉器，都是成組的：璧、琮、圭、璋、琥、璜。極有可能是受到《周官》的影響。（小注：聯志村、蘆家口兩批玉器非科學出土，早年曾被當作戰國或秦代玉器報導，梁云仔細考證，認為是漢武帝時祭祀太一、祭祀天的禮器。）

《周官》一書在王莽篡漢后改名為《周禮》，并設為學官，內容被公開，成為多位大儒研究的對象。此書中提出“六器”與“六瑞”的觀點，前者明指用璧、琮、圭、璋、琥、璜共六種玉器，為祭祀天、地、東、南、西、北自然神祇的玉禮器；后者明指用四種圭、二種璧，作為貴族級別的表征。

事實上，那是儒者綜合戰國之前近三千年的各時段、各族群玉禮器所作的一個統合。其中尤以“璧與圭”的組合，成為漢代以后歷代遵行的最重要的基礎禮制。

谷嫻子等，《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金縷玉衣和鑲玉漆棺的玉料組分特征及產地來源研究》，《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0年4月。

鄧淑蘋，《楚式禮玉－遠古“物精崇拜”與“天體崇拜”的融合創新》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館刊》，(14輯)，岳麓書社，2018年。頁085-110。

鄧淑蘋，《玉禮器與玉禮制初探》，《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頁210-236。

梁云，《對鸞亭山祭祀遺址的初步認識》，《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5期。

鄧淑蘋，《漢至明代玉禮制的發展》，鄧淑蘋《乾隆皇帝的智與昧－御制詩中的帝王古玉觀》，臺北故宮博物院，2019年。

鄧淑蘋，《中國玉文化的材質與譜系－商至清》，巫鴻主編，中國材質藝術叢書第三輯《材料與譜系》，上海書畫出版社，2024年。頁39-132。

玉之華：南北朝到宋元

5. 唐宋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玉文化也出現了新的變化。您能否談談這一時期玉文化的主要特點，以及它們如何反映了唐宋時期的社會風尚？

在中國玉器史上，唐代與宋代是不同的發展階段。隋唐二代的玉器文化，應該與之前的南北朝連起來觀察。公元四世紀由于天候變干燥，不利于草原民族的生存，他們分批南下與務農的漢族爭生存資源。東晉滅亡后，進入南北朝階段（公元 420-589 年）。中亞東端的于闐國（公元前 232 —公元 1006 年）是個歷史悠久的政體，由于占據昆侖山北麓采集閃玉籽料的和闐地區，所以吸納來自西邊伊朗高原上鑲美石的腰帶傳統，以及金屬多曲杯傳統，改用閃玉制作所謂“玉帶”、“玉杯”。

法國籍伊朗學者Melikian-Chirvani, A. S.根據伊朗西南蘇薩市（Susa）出土，可能是六至七世紀薩珊王朝時的綠玉“酒船wine boat”，推斷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玉質多曲杯，是薩珊王朝制作的玉器；但筆者 2012 年前往巴黎羅浮宮博物館檢視蘇薩市出土酒船，確知其質地不是閃玉，可能是綠玉髓。

薩珊帝國的多曲杯多用金屬制作，造形既淺又彎，據說其原創內涵是象征月亮。但隨著粟特族的貿易網絡涵括西亞至中亞，多曲杯的圖像廣存于西亞至中亞的不少壁畫里；但在東傳的過程中，多曲杯逐漸發展成比較寬深平坦的器形。何家村窖藏里的玉質多曲杯，從器形與紋飾分析，可能出自中亞于闐國的玉工之手。

唐·白玉忍冬紋八曲長杯

文獻中多記載從南北朝到初唐，“于闐玉帶”常是貴族間相互贈予的舶來品。唐高宗顯慶年間（公元 656－660 年）制定官服制度時，“金玉帶”是“三品之服”。因此筆者推測，盛唐以來可能在唐王朝境內已有制作玉帶作坊，不過可能掌握在于闐國人的手中。

筆者曾詳細統計正史等文獻所載，自三國至明代（公元 220－1644 年間），中亞與中原雙方玉器、玉料交流的紀錄共 85 條。從這些資料可知，唐朝時雖然國勢強盛，但當時于闐國壟斷玉料，只準許制作好的成品東輸中土。以致于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公元 725 年）舉行封禪大典的玉冊，質地只是白大理石。因為當時都用似玉之“珉”制作禮神六器，天寶十載（公元 751 年）下令規定：“自今以后，禮神六器、宗廟奠玉，并用真玉。諸祀用珉，如以玉難得大者，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唐哀宗即位玉冊（漢白玉，中國考古博物館藏）

后晉高祖于天福三年（公元 938 年）派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前往于闐冊封李圣天為大寶于闐國王。高居誨將旅行所見寫成《高居誨行記》；除了記錄于闐國有三條玉河，主要由官方壟斷采玉外，還記錄：“其國中器用服飾往往用玉，今中國所有多自彼來耳。”

到了五代、北宋時（公元 907－1126 年），情況有了改變。官方記載中，于闐國等既進獻玉器也進獻玉料。北宋神宗、徽宗還主動要求西域進貢品質優良的好玉。所以存世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 1008 年）禪地祇玉冊，及盛裝玉冊之玉匣上的嵌片，都是用和闐白玉制作。

總之，南北朝至隋唐的 488 年（公元 420－907 年），從北亞、西亞、中亞傳入各種異域文化，令東亞漢民族在服飾、器用上，擺脫史前至漢晉一脈相承的神秘色彩，發展了實用與寫真的自然風格。

五代·玉大帶（前蜀開國皇帝王建遺體身佩之物）

經過五代（公元 907－960 年），進入北宋（公元 960－1126 年）、南宋（公元 1127－1279 年）。北方草原前后有契丹（遼朝）、女真（金）、蒙古（元）的盤據，從草原傳入的自然寫實藝術風格，與本土成分充分融合，逐漸涵養出以寧靜、優雅、恬淡、自然為取向，充滿文人氣質的宋代文化。

宋代玉雕崇尚自然寫實，擅于表現動、植物的盎然生機，更進而結合動、植物，創造多層次鏤雕。除了原有的佩帶、陳設等功能外，更發展出文人書畫時的水盛、筆洗、筆架、鎮紙、印章等用品。更吸收佛教及道教故事，發展出造形可愛、寓意吉祥的主題性玉雕，如蓮孩兒、蓮花鹿母、龜游等。

宋·青玉鏤雕松下仙人長方嵌件

另一方面，在吸納外來文化數百年后，宋代的士大夫在儒家的基礎上，重新審視最本土的思想與信仰。道家“太一”的宇宙觀、“氣”的生命觀都被融入新儒學，或稱為“理學”的體系中。起源于遠古的觀念，如：相信用蘊含大量精氣的美玉，制作象征宇宙的圓璧，在其上雕琢龍、虎、云、谷、蒲等花紋，就會具有“靈媒”的功能，能助凡人辟邪趨吉的信仰再度流行。

宋·龍形簪首

宋·雙螭耳杯

目前可從考古資料歸納，宋代仿古風格玉器有：玉劍格（又可稱為：琫或鐔）、韘形佩、玉帶勾、玉辟邪、玉卣等。新出現的仿古紋飾有：螭虎、龍紋、云紋、谷紋、蒲紋等，制作精良者幾可亂真。

總之，在形式上求“尚真”，在內涵上重“崇玄”，玉器藝術最重要的兩個基本精神，在南宋時期終于發展成熟。

鄧淑蘋，《中國玉文化的材質與譜系－商至清》，巫鴻主編，中國材質藝術叢書第三輯《材料與譜系》，上海書畫出版社，2024年。頁39-132。

鄧淑蘋，《玉帶－中國北方與歐亞草原的文化結晶》，人民大學，《北方民族考古》2018夏，頁49-64。

鄧淑蘋，《探索歷史上的中亞玉作》，《故宮學術季刊》，33卷3期，2016年，頁1-78。

鄧淑蘋，《唐宋玉冊及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9卷10期，總號106，1992年1月，頁12-25。

鄧淑蘋，《從“西域國手”與“專諸巷”論南宋玉雕的關鍵意義》，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主編《考古學研究（九）?慶祝嚴文明先生八十壽辰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頁408-456。

鄧淑蘋，《寫實與仿古交會下的南宋玉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器物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32-44

玉之巧：明清時期

6.在您工作的臺北故宮展出了許多清宮舊藏玉器，您認為清代宮廷收藏前代古玉的特點和價值是什么？這些藏品在當代的文化傳承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清宮藏玉主要分三大類：古玉類，是早于清代的史前至明代玉器；時作類，指清代制作玉器；異域類，即經由新疆輸入的中亞、南亞、西亞至東歐的玉器，乾隆皇帝多稱之為“痕都斯坦玉器”。

乾隆御題痕都斯坦青玉菊瓣式盤

在古玉類這方面，筆者曾撰寫一本小書《乾隆皇帝的智與昧——御制詩中的帝王古玉觀》，書中說明核對今日考古資料可知，宮中古玉類別甚廣，也有紅山文化玉鳥，良渚文化玉三叉形器等，但是這些都不受乾隆皇帝重視。

良渚文化玉三叉形器（作者攝于上海博物館）

受乾隆皇帝重視，并為之賦詩，加配木座、錦盒等的，多半是屬于帝王心目中的禮器，尤其是“璧”“圭”等。由于受到晚明古董市場知識的影響，他對古玉的知識是很偏頗的。他篤信《周禮》，以為該書所載全為上古實情，但如前文所述，原名為《周官》的《周禮》一書，是戰國時儒者綜合已發展了約三千年的玉禮制，做了理想性的組裝。

乾隆皇帝又受到宋、明時編撰的禮書，如《古玉圖譜》、《三禮圖》等的影響，以及晚明古董界的影響，以為蒼老、枯黃、璊紅、粗率、丑陋的玉器，才是真正的“古玉”。

總之，雖然乾隆皇帝是十八世紀中國菁英份子的代表，但他對古玉的知識是錯誤甚多的。我們今日要深入扎根研究好考古出土玉器，以及傳世器中的精品。唯有這樣，才能透析悠久的中國玉文化的真面貌。

鄧淑蘋，《中國玉文化的材質與譜系－商至清》，巫鴻主編，中國材質藝術叢書第三輯《材料與譜系》，上海書畫出版社，2024年。頁39-132。

鄧淑蘋，《詩里干坤?詩里乾隆－玉器詩文所見乾隆帝的三樣情》，《故宮文物月刊》，總號429期，2018年12月。頁48-61。

鄧淑蘋，《皇帝的古玉大哉問：從御制詩論乾隆帝的智與昧》，《典藏》2019年4月號。頁97-105。

鄧淑蘋，《乾隆皇帝的智與昧——御制詩中的帝王古玉觀》，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年4月。

鄧淑蘋，《從“王懿榮玉璜”談晚明興起的“仿贗古風”》，《文物天地》2023年第12期，頁119-127。

鄧淑蘋，《從漢代玉璧論璧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故宮學術季刊》30卷3期，2013,4。

圖片 | 黃君度、杜廣磊

排版 | 黃思琦

設計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