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褐色鳥群

高中“雙休”已經開始部分推行，筆者在前些天的文章中進行了一些討論。不過由于篇幅原因，一些論點沒能夠展開，因而一些讀者朋友可能對本號的觀點有所誤解。今天接著前文的觀點繼續對補課問題進行討論。可以結合我們之前的和一起閱讀比較。

無論是反對雙休還是支持雙休者，大量輿論都認為高中實行雙休會拉大階層差距，因此陷入了一個“偽常識”之中，即“補課有用論”。認為補課是提高成績的不二之選，既然高考這一指揮棒依舊存在，那么似乎課補的越多，成績必定提升的越快。這就又陷入了一個致命的陷阱中，即在教育投入效益沒有增長的情況下，再高強度的補課只是無太多用處的內耗。（本文只討論強制雙休這個大背景下的校外學科類補課和培訓）

實際上，這類“補課熱”或“補課有用論”往往是脫離教育邏輯產生的。以上觀點本質上是以市場經濟的商品邏輯去看教育，而教育本身又有不同于商品生產的特點，因此補課成了一種既不能證實更不能證偽的“偽科學”，因而讓人對之產生了信仰狂熱，不僅把某部分階層帶進了溝里，收效甚微，甚至給整個社會徒增大量無謂的煩惱。

（雖然確實有“學困生”和“偏科生”在具體個案中，確實有通過補習而提升成績的情況，但本文并不想陷入這種個案扯皮中，只討論補課能否對大多數人有益這一話題。）

首先是有賣必有得，或價高者優。所謂高額補課費用，一定程度是為“名師”的派頭或“名校"的噱頭支付溢價。這更像是一種消費主義與教育生產相結合的怪物，而非自然的遵循基礎的教育規律。

在中學教育中，影響學生成績的因素很多，但教師學歷并非是最主要或最重要的因素。除非是極少數的尖子生、理科奧賽生或偏科生，在其有一定的自律能力的情況下，以高學歷教師教學乃至補課，確實能顯著的提升成績。對大部分學生，學歷對學生學業成績的提升作用并不明顯。一般學校中學歷最高的教師，也往往被分配到了奧賽班和重點班。

如果高學歷教師能顯著提升所有學生成績，那么從成績基數角度出發，這批老師應該首先被分到所謂“后進生”的班里，這樣做效果更顯著，也更能提升學校整體成績，但我們很少能看到有學校這樣做。這顯然能說明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觀點，即至少在教育界，學歷并不萬能。

對于大多數學生而言，在高中考綱其實較為淺顯，或教學時長有限的情況下，學生成績更多的來自于教師本身的人格魅力，及高效的教學管理模式。只要基礎知識過關，且有一定的教學經驗和教學熱情，教師的班級成績并非就會不理想。與之相反，這幾年，全國各地高中大規模新建擴建，發達地區的普通高中仗著財稅優勢，大批量引進碩博士生，但成績提升顯著者并不多見。

不僅如此，已功成名就的一線城市名師，一旦離開原有的特定土壤，也極難取得之前的成績，抑或直接淪為學校的招生廣告與吉祥物，遁入管理層指點江山，成了一個“領而不導”的領導。

這種雖普遍但片面的流行觀點，最根本的問題，實際上是把學生當作物，而非生命體看待。學生并不是制造商品的原材料，他們通常只會向他們認可的人進化，而不是只按照他人的期待自我塑形。最有效吸引學生聽課、學習的手段，恐怕并不是一個邊際效益遞減的教育未來，以及在當下經濟環境中，難以自圓其說的學歷決定論，而是教師本人寬厚又積極的精神品格，及奮斗不息的心靈底蘊。

這個簡單的道理，在中國的教育實踐中屢見不鮮。衡水系的超級中學中，教師學歷多半難入精英階層法眼。甚至早些年的衡水中學中，本地衡水學院的畢業生占了半壁江山，這不影響衡中成了教育界的金字招牌。時常被人選擇性忽略的普通學歷者，在體察學生的思考邏輯和情感需求方面可能并不有劣勢，因而在走近學生、取得優秀教學效果上占據不小的優勢。

近年來成為中國教育標尺的麗江華坪女高，我們可以從其招聘啟事中發現，其對于教師的學歷要求并不高。而且，我們也可以從國民記憶中得到佐證。上一代人多懷念當年溫情而愉悅的縣中生活，主要決定因素并不是名師的匯集，而是謙卑而誠懇的人民教師。

（這里有讀者可能想說，只考慮了教師學歷一般導致教學優異的案例，而忽視了教師學歷優秀導致教學更加優秀。注意，本段并不是想說明教師學歷在教育過程中不重要，而是想說明并不是太重要，即反對成績主要是教師學歷決定的觀點。更不用說網課和AI時代，沒全面迅速在教育中普及的一個原因不是還不能代替“學歷價值”，而是會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隨著高等教育大躍進，國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升，基礎教育界的學歷崇拜油然而生，“名師出高徒”也就成了一大集體性認知。這在高等教育界，尤其是大學理工科專業確實成立。但我們仔細思考這在基礎教育領域的情況，便不難對這一樸素的結論提出疑問。

重點中學占據優質生源，因而老師也就因為其優異的成績成了“名師”。雖名師確實能從學習方法、學科基礎知識邏輯方便對學生予以提點，但如果只是強調高徒完全由名師決定，必然犯了“幸存者偏差”的謬誤。從現實情況來看，更應該說是“高徒出名師”。

大量名師是在一個“名校”中誤打誤撞教出來不少高徒，優質的生源倒逼教師教學能力和學術能力的提升，從而得以功成名就。也就是說，首先是名校出高徒，再者才是高徒出名師。高徒并非完全由名師決定，但這一過程，經常會生產出一個大眾往往不明就里的“名師”。

我們并不否認，確實有諸多德才兼備的名師，促進了中國教育的發展，對中國社會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名師和高徒之間，固然有相互促進、共同成就的成分，但如果簡單地將“名師”于“高徒”劃等號，這在學校教育中有條件成立，但在真假難言的教培行業，有可能只會讓更得多的人，陷入了只是教培資方收割的認知誤區罷了。

對稀里糊涂生產出來的名師的狂熱追捧，既忽視了之前家庭教育，對學生基礎學習能力和開闊的人格的培養，也否認了日常生活實踐中同樣蘊含著智慧和能力的可能。因此，當我們搞反了基礎的教育生產過程，補課熱一定就會把一大批人帶進了坑里。而一旦認定了“名師”，并接受了這套“學歷再生產”的邏輯關系，那么教培行業中的名師自然會用花樣百出的手段實現自我證明。

從補課的具體教育機制來看，教學成果檢驗和教學主體方往往被同一者壟斷，也就成了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荒唐游戲。老師以個人形式給本班學生補課，或者到一些課外輔導機構兼職。有些老師把校外授課限定在給學科成績不好的學生“補課”的范疇，但也存在把課堂上該講的內容留到補課班上、倒逼所有學生參加補習的惡性現象。甚至，在具體考試中只考課外補習過的內容，以讓“補課生”拔尖。無論如何，只要最終的評價權還是在教師手中，那么稍微量身定做一些符合學生現有成績水平的試題，那么效果必然是令人皆大歡喜的好。

而教培機構則是采取了另一種方式，即通過把教學過程拆分為工業流水線，將學生上課狀態、考勤及作業完成情況都納入比較統計之中，以專人專班專業教務的形式對學生也進行量化考核。一旦教學成果與家長不符，則以“考試超綱”“學生未認真聽講”的名義搪塞，總而言之，是你沒有好好珍惜這個機會，并非是我沒有教導到位。

更有甚者還會以庸俗心理學的名義追溯到學生的童年經歷之中，把學生的性格與成長經歷與成績掛鉤。又擺出之前鬼知道真實與否的成功案例，進行反向指責。愿意讓學生參與課外補習的家長，本身就具有補償子女的心理，這么一下子既鼓動焦慮又激發內疚，可謂是無往不勝、一招鮮吃遍天。

也就是說，在補課這一“商品邏輯”中，并無獨立的第三方機構驗證教學效果，也無簡單而清晰的生產關系可以追溯因果，這個過程就成了一筆糊涂賬。不僅如此，哪怕是補課效果不理想，本國悠久的尊師重道傳統也會催生出家長“俺小孩”不行的思想。加之有“名師”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在前，那么無論怎么做，必定都是學生和家長的不對，極個別家長甚至會衍生出一套“學校又把小孩教壞了”的變態想法。一旦開啟貨幣支付的歷史進程，怪天怪地怪學校，就是不愿意相信所謂教培行業中的部分“名師”極有可能是個“師名”。

因而，在生產過程及消費環節，補課就成了一個無解的迷思，最終會形成了一個怎么說都對，都有理由的閉環邏輯。在絕大部分補課實踐中，它更像是一種商品經濟之下的情感消費，用一個早已成典中典的蘇聯笑話而言，在火車上一起晃動，便可制造出在前進的錯覺。

這不僅在大量教育實踐中得到了驗證，也早已在有關學術研究被論證為真。如2024年一篇涉及24萬個體的論文《課外補習能提高學生的學業成績嗎？》，研究者并不認為課外補習與學生學業成績存在顯著關系。甚至，另一篇題為《課外補習的有效性——基于中國教育追蹤調查的估計》的文章，還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即“課外補習顯著地降低了初中生整體成績。“

也就是說，補課對大部分學生而言，無異于安慰劑。在特定的學科、特定的學生那里，補習雖有用，但在宏觀層面并不能看到顯著作用。補課更像是押上身家掛彩票，而非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教育方法。即使有成績薄弱者可以通過補課來迅速提升成績，但一旦脫離定制化的補課形式，其不甚理想的學習和生活習慣，也極易將其成績打回原型。

而補課雖無用，但為何依然長盛不衰，其中奧義不難理解，即這個過程更像是三方的互相表演。學生是需要形式上的“勤奮”和“努力”，而補課恰恰可以讓家長知道這一點。家長需要證明自己“含辛茹苦”“用意長遠”，來塑造高尚的形象和情操，補課老師也方便拿“輸在起跑線”“落后就要挨打”縫合這兩者實行“雙向奔赴”。

“精英意識”更加加重了“補課狂熱”，和教育領域的“學區房”“民辦學校”，以及消費領域的始祖鳥、牛油果、山姆、一樣，已然成為了他們生活方式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對于消費品，無從感受其符號價值，便“其棄于地”，對于子女的就讀學校名稱和考試成績，一旦不盡如人意，遂悲痛欲絕、如喪考妣。

我們不妨想想，經常出現的“高學歷父母輔導功課到崩潰”甚至“氣到住院”等新聞，無非是這一群體的有關意識的縮影和體現。篤定決定成績的首要因素是智力水平，又對自身智力水平深信不疑，最終自身小孩作業完成情況不能如了自己的愿景，就成了打破自身優越感、同時也是背刺父母的大逆不道之舉。“不會寫作業”就成了“不孝”，“成績不理想”就成了“白眼狼”。

一些家長經常會以“學校不關注”“家長時間緊張”等借口，來說明自身選擇補課的原因。既從公立教育方找問題，也從“自己的無奈”中表示身不由己。可是我們想想，所謂的這些基于“現實壓力”理由，到底是他們主動選擇的結果，還是他們不愿意接受一個不如自身預期的子女？或者更有可能，無論家長還是學生，無論被動還是主動，只是在拼了命的試圖順利完成階層復制或者階層躍升罷了。

只不過，與某些階層所預想的恰恰相反，補課可能并沒有幫助他們實現階層躍升，反而是幫助了不少補課名師圓了登堂入室的美夢。K12教培機構曾在前幾年成了資本及市場的香餑餑，趕上科技與互聯網大潮的補課行業，成功從小作坊升級為大工廠，難辨真假的名師靠一人之力就能坐擁天下桃李，實現階層流動或財富自由的并不在少數。

雙減之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培訓已成明日黃花，而高中教培又退回到了小作坊階段。由于K12機構大量倒閉，而補習需要并沒有減少，高中名師外出兼職的情況反而日益增多，相關教育成本又重新成為了新的大山。

更令人擔憂的，則是補課對更多地區教育生態的破壞。對于更為廣大的中國而言，補課熱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教育不平等。補課對不少深耕本地的公立教師而言，無疑是重大利好，有長久以來苦心經營的人脈關系網，加上體制內過硬的靠山，自然不愁高額的補課費用來“補貼家用”。現如今，縣區重點中學中，早已生長出不少縣城“教師婆羅門”。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地下補課有時更加隱秘，它有時并不以貨幣形式支付報酬，而是以職稱評定、政商關系等作為補貼手段。久而久之，達官貴人的高徒們也就造就了一批早就脫離基層、靠上位者上位的名師。

他們不僅時常增加人民教育成本，并早就參與到了特權階層的構建之中。加之以部分中學挖地三尺的“斷子絕孫”的辦學模式，高收費超級中學＋補課，使得相當一部分地區的教育返貧現象愈發突出。平民階層因此受益甚少，反而囿于補課，不僅耽誤學校正常學習進度，又增加學習焦慮，最終陷入“越補越差，越差越補”的怪圈之中。

而補課的教師基本又不會將收入投入到當地的經濟產業之中，恰恰相反，在發達區域置辦家產往往是他們的不二之選。這種“劫貧濟富”的教育虹吸模式，不僅把當地教育生態搞得烏煙瘴氣，還和超級中學一起，變相抽空了居民的財富蓄水池。教育公平的促進者，就此成了社會公平的破壞者。這在華北多地早就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形式極為嚴峻。

對于城市中產而言，成本必然還能流回來一部分，補課成本雖高昂，還是能參與一個身份的建構，一定程度上確實也起到了安慰劑作用。但對更為普遍的平民階層而言，除非特別有需要者，補課并無太多用處，反而更加顯得勞民傷財。社會基層群眾不是不需要教育，不是不需要知識和智慧的啟迪，而是并不能毫無判斷能力和思考就進去所謂和偽中產的軍備競賽之中。補習并不能取代學生原有的生命體驗，如生命剛剛綻放之時，通過學校教育探索世界，通過人際交往了解自己的溫情，當然也代替不了對高尚的品德與修養的敬意。

因而，說到底，補課熱不僅不理性，無論從哪個角度的效果來說，“瘋狂補課”都難以稱得上是明智之選。既不能明顯提高成績，更有竹籃打水一場空的風險。高中雙休就該雙休，與其無具體理由就拼命卷孩子，明明是休息時間在那學學學，不如還是選擇最有效、最普遍的學習方法。

而雙休拉大階層差距也就成了無稽之談，如果我們以社會上這幾年強烈聲討的“內卷”視角來看，這事就更諷刺了。由于概念使用的泛濫，不少實際上不屬于“內卷”范疇的過度承壓問題在輿論中被打成“內卷”懸浮批判，反而“補課”這種只增加社會成本和摩擦不增加社會整體收益的真內卷行為卻受到多方辯護。事實上更有可能的是，只要都不選擇補課，階層差距在這層因素的變量內就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但社會整體成本卻是會實打實的降低。

從這點而言，支持高中雙休才是正道，至于還是相信自身就是“天命之子”的“人上人”朋友，我們只能說一句，祝您生活愉快，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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